穿越一代人的中国政改

一姚遥坐在金台饭店底楼的茶坊，凝视着门外，对周围进出的人群熟视无睹。窗外，忙碌的车流正在平安大街不停的穿梭，黄昏就要降临了。而这正适宜他此刻的心情。在2008年11月7日的这个下午，他没去欣赏饭店的花圃，大堂的喷泉，还有爵士音乐。更没走到附近的南锣鼓巷，和那些快乐的年轻人一起痛饮狂欢。他只是在这个大堂吧静静的喝茶，一杯接着一杯。姚遥，这位哥伦比亚大学最年轻的访问学者，致力于推动公民社会发展的NGO人士，此刻正陷入沉思。

这一年，中国发生了诸多大事件：雪灾、西藏事件、奥运火炬传递、汶川地震等等。而正是这一系列事件，把这个国家的年轻一代迅速的拉到了前台。今年7月底，《纽约客》用anger youth（愤青）概括了中国的年轻一代，把他们命名为新一代保守民族主义者。还有很多人给这一代贴上爱国主义、民粹主义、集体主义等等标签。甚至在有的学者眼中，年轻一代既像是中国义和团、红卫兵的衣钵传人，又像是德国纳粹、苏联青年近卫军的中国盟友。学者余世存曾这样描述改革年代成长起来的这一代人：他们多有自我中心意识，而少有人类意识；他们多有合群思想，而少有个性思想；他们多有势利心理，而少有同情心理；他们多有丛林意识，而少有社会意识。

无论外在有着怎样的评价，可以肯定的是，姚遥总在上述范畴之外。他是一个非典型的80后。

在很多年轻人奔向酒吧的时候，姚遥正和朋友谈起变动中的社会，变动中的国家。话题的主旨只有一个：命运。他要成为什么样的人？这个国家将向着何处去？

30年来，这样的问题在中国不止一次被提出，从高墙深宅到大学课堂。

在中国的30年改革历程上，有两波较为明显的政治体制改革尝试。一次就是上世纪70年代末80年代初，以邓小平1980年8月在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上所作的《党和国家领导制度的改革》为标志，改变了一些毛泽东时代的政治生活规则；而另一次则是1986到1987年间，尤以十三大报告提出政治体制改革的具体措施为标志。

1987年开局就很不一般。在元旦，一件让很多人震惊的突然事变发生，那就是时任中共中央总书记的胡耀邦递交辞呈。当天人民日报的元旦献词是《坚持四项基本原则是搞好改革、开放的根本保证》。早在1986年6月，十二届六中全会召开之前，为了促成领导层的年轻化，中央高层已经在酝酿十三大的人事变动。十三大将有两个报告，一个是胡耀邦负责报告十二大以来的党的工作，一个是赵紫阳负责讲十三大将通过的关于今后改革和发展的问题，但胡耀邦还没来得及做这个报告就离开了总书记的岗位，赵紫阳在10月25日做了《沿着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道路前進》的报告，这份报告在历届的党代会报告中显得尤其令人瞩目。在报告做完的5年后，邓小平还强调“一个字也不能改”。而这份不能改的报告有一个最大的特点，那就是用了1/4的篇幅，集中论述了政治体制改革。在最新一期的南方周末上，有文章专门分析了中共十一大到十七大报告的词汇变迁。而十三大报告里史无前例的130次提及“改革”，并首次提及“差额选举”、“舆论监督”和“民主政治”。

今年第5期的《炎黄春秋》有一篇文章，题目是《中国需要提倡宽容的文化精神》，作者是曾在80年代担任中宣部部长的朱厚泽。看到这篇文章的标题，自然容易想起那个令无数人怀念的“朱三宽年代”。1986年，时任中宣部部长的朱厚泽在胡耀邦“逐步放开一点”的精神指导下，提出了意识形态管理“要宽松、宽容、宽厚”的“三宽”政策，突破了中宣部的意识形态管理传统，给中国大陆意识形态管理带来了清新的空气。很多人把这一时期叫做“朱三宽年代”。在1986年深秋的北京，红叶飘落，弥漫着一股改革的气息。北方，苏联老大哥提出了“公开化”，正在戈尔巴乔夫的领导下实行政治开放；南方，领导台湾的国民党也开启了开放党禁、报禁的政治自由之路。包括中共党内高层的很多人意识到，中国的经济改革进行到一个瓶颈，只进行经济改革不进行政治改革，犹如走路，一脚超前一脚落后，容易跌倒。在整个国家处在一道狭窄的坎上，邓小平重提被视为禁区的政治改革。

1986年，北京的冬天格外的寒冷，新年前天安门广场竟是一片冰封，但中国共产党高层对政治改革的议论却一步步热了起来。在中南海里面，两种意见在互相交流和摇摆，一边是“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一边是推进改革开放的深入。而在中南海外，社会涌动着改革的呼声。在1986年12月9日，中国科技大学的学生要选举，四千多名学生走上了合肥街头，喊出了“要民主、要自由、要人权”的口号。而学潮蔓延至上海、南京、武汉、北京等城市。在当时意见交锋和社会呼吁的背景下，邓小平在1980年《关于党和国家领导制度改革》的讲话作为党的学习文件重新发表，这预示着十三大的基调将是推动改革。

那一年从夏天到冬天，邓小平很密集的讲话，要求政治体制改革。他说到“现在经济体制改革每前进一步，都深深感到政治体制改革的必要性。不改革政治体制，就不能保障经济体制改革的成果，不能使经济体制改革继续前进，就会阻碍生产力的发展……我们首先要确定政治体制改革的范围，弄清从那里着手。要先从一两件事上着手，不能一下子大干，那样就乱了。”

1986年9月，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决定，由时任国务院总理的赵紫阳主持制定政治改革方案。由赵紫阳、胡启立、田纪云、薄一波、彭冲五人组成中央政治体制改革研讨小组。在研讨小组下设政治体制改革研究室，习惯称为“政改室”。这个政研室，就是去设置政治改革的具体措施和路径的。

而姚遥此刻呆着的这家金台宾馆，前身叫厂桥招待所。昔日的招待所，破旧，只有三层。但就是在这个破旧的招待所里，政研室的年轻人却起草了十三大报告的政治体制改革部分。政研室二三十人，多是一些30多岁的年轻人，在1986年那个红叶飘落的深秋，受命在此研究中国的政治体制改革。最终拿出的《关于政治体制改革的总体设想》，先后成立了七个专题研讨小组，即党政分开；党内民主与党的组织；权力下放与机构改革；干部和人事制度改革；社会主义民主；社会主义法制和改革的基本原则研讨小组。经过总体研讨、专题研究和政策决策三个阶段，研讨小组提出了一系列的具体政改措施。而这些政改措施得到邓小平的肯定，并写进了十三大报告。

四

中国科技大学的学生走上街头，很多原因在于他们要选举。赵紫阳曾表达过主要的原因，是因为国家的选举制度不像话。当青年学生满十八岁，第一次行使选举权利的时候，发现根本就是没有选举。但是这样的情况，在十三大却得到了很大改观。十三大上第一次实现了中央委员会委员的差额选举，在2千多票中，邓力群得了1600多票，原本已经内定要做政治局委员的他遭遇落选。

邓力群晚年写了一本书，叫《邓力群自述：十二个春秋》。在记述1986、1987两年时，用的标题分别是：不寻常的1986年，1987年的风浪。在这两节，他记述了自己在1987年的落选。而除了十三大的高层差额选举引人瞩目外，社会基层萌动的选举意识也让人耳目一新。

在1987年，姚遥的父亲姚立法还是湖北潜江县教育局的一名年轻职员。29岁的他被几个年轻教员推荐为人大代表初步候选人，他觉得刺激、好玩。在第一次参加人大代表的选举中，独立候选人姚立法得了30多票。而没有想到的是，这一次新鲜的尝试却开启了姚立法的人大代表之路。

时间往上追溯9年，在1978年刚改革开放时，姚立法还只是潜江师范学院的一名中专生。那一年冬天，他和同学们被通知到大操场排队投票。听老师交代投票。而那一次的选举，正是1979年《选举法》颁发之前的一次试点选举，潜江正是全国的试点之一。自从1979年《选举法》颁布之后，中华人民共和国公民开始有了明确的公民身份象征。

自从1987年首次参选后，姚立法此后的20年都走在了选举的路上。1993年10月，全国对吃财政饭的机关行政人员实行统一工资套改。望眼欲穿的潜江教职员工一直没能拿到自己该得的那份每月130元补贴。屋漏偏逢连夜雨，1993年出现严重通货膨胀，居民消费物价上涨18.8%。大家内心愤愤不平。开始寄希望于选举一个敢作敢当的人大代表，目光投向了姚立法。但姚立法还是没有成为正式候选人，尽管如此，姚立法依然得到598张选票，这是他第三次竞选人大代表落选。

竞选失利后，姚立法遭遇了前所未有的生计问题。单位不再分配任何实际工作，曾有一年多时间，没有领到一分钱工资；原先已交了集资费的房子，竟不肯分配给他；职称14年没有晋升。麻烦远不止这些。1994年，潜江市教育局勤工俭学办公室的领导塞给姚立法一张调令，要把他从勤工俭学办公室“下调”到潜江市实验小学教书，却又被实验小学拒之门外。最终他被“停薪留职”，靠着送液化气罐维持生计。1998年对于潜江市委市政府而言，是个危机，但对于姚立法来说，这是他竞选人大代表的转机。

潜江市的老师们的工资补贴，自始至终一分钱也没有拿到。在他们沉默了五年之后，积蓄已久的愤怒终于爆发。对于现实的强烈不满，在老师们几近绝望的情绪中，姚立法开始给选举发布誓词，到学校动员学生投票。1998年11月28日上午，独立候选人姚立法得票1706票，票数过半，远超正式候选人，成为共和国最早一批自荐竞选成功的人大代表之一。后来涌现了好些独立候选人，很多媒体开始把目光投注到姚立法的身上。《法制日报》这样评价到，“独立候选人”的当选提供了实践层面的改革思路。而姚遥也在大学期间参选北京海淀区人大代表，父子两以独立候选人身份上演了人大代表选举历史上一出传奇。

除了高层的差额选举和基层的选举萌动之外，1980年代，中国上下多有互动，呈现出一片上下齐心的改革局面。

自从十三大报告将改革的声势鼓捣起来，中国社会开始前所未有的活跃，所有人都在期待着改革的更大步突破。那时没有股票，没有房地产市场，没有下岗，大家涌动着一个激动人心的前景。他们谈论的是“民主化”、“透明度”……谈论改革进程种种不能遮掩的难题。而高层也确实在开始慢慢兑现加快改革的诺言。新的口号是“价格改革闯关”、“长痛不如短痛”。

但事情的变化总是超出常人的预期。还没等到1988年那个冬天结束，调子又开始变了。官员们不再说“闯关”，而是说“整顿”；不再说“攻坚”，而是说“稳定”。政策进退逆转，局面左右摇摆。

1989年的元旦，细雨夹杂着小雪弥漫在北京城。赵紫阳的元旦献词也少有喜庆之象，题目就是《同心同德、艰苦奋斗》。整篇文章用语低沉，“正面的、反面的，积极的、消极的，欢快的、沉重的东西，都不可避免地会继续”，献词指出：“我们面临的任务是巨大而繁重的”。就在这篇献词发表半年后，赵紫阳下台了。他所极力倡导的政治体制改革遭到了前所未有的重创。随着赵紫阳的下台，他一手组建的政研室解散。因为时势所需，一批年轻人聚在了一起，厂桥，而还是时局所致，他们最终又各奔东西。20年之后，一位靠近当时的决策层人士表示，赵紫阳是一个在体制内孤独的奋斗者，当时整个社会的健康力量还没有给予高层大改革提供强有力支撑。

尽管赵紫阳退出了决策中心，但邓小平在南方谈话时依然强调，十三大报告一字都不能改。而在随后的党代会报告中，也或多或少的延续了十三大报告的脉象。在十三大报告里有这样一段话，“现代科学技术和现代化管理是提高经济效益的决定性因素，是使我国经济走向新的成长阶段的主要支柱。必须清醒地认识到，技术落后，管理落后，靠消耗大量资源来发展经济，是没有出路的”，20年之后，相似的精神浓缩为“科学发展观”五个字，写进入了十七大报告和党章。而十七大也鲜明的强调了，改革绝不动摇。

值得注意的是，十七大报告中着重还谈了社会。在历届的党代会报告中，十七大报告是对社会组织阐述得最多的一次。而与报告相对应的则是，改革30年来中国的社会结构发生了较大变迁。在藏富于民的大趋势下，国家不断的从社会退出，社会的积极力量不断壮大。而在互联网的支持下，话语结构也开始松动，从之前的一元话语，开始涌现大量的公民话语。

在一个月前，一个名叫白乌鸦的博客写了一篇零散的文字。白乌鸦大概是一名在校的年轻人，文字内容追忆了80年代中国的血红夕阳。在1987年，有一套名叫《走向未来》的丛书，除此之外还有《现代西方学术文库》、《新知文库》等丛书。在1986年12月10日，中国的知识分子报刊《光明日报》上刊登了丛书目录，囊括了大量西方的伟大名字。而中国现任副总理王岐山曾是未来丛书当年的编委。其他很多顾问和编委，对于今天的绝大多数年轻人来说，都只是代表一个陌生的名字。而在当年，他们确实因为共同的理想聚集在了一起，又因为各种原因而分道扬镳。在那篇博客里，那位年轻人表示“我活在它们的结果之中”。和这位年轻人一样，有少数的80一代是吸收着80年代思想养分成长的。

但80这一代，中学时传阅最多的还是《读者》，只有极个别的学生阅读的是《读书》。《读书》与《读者》，一字之差，阅读的旨趣也带来了这一代人随后的分化。而当时间移动到2008年，奥运火炬传递、汶川地震、奥运会等大事件把这一代人推到了前台。不管他们是否做好了准备，世界的灯光已经开始打在了他们的身上。在汶川大地震之后，几十万80后奔向灾区。有人称，他们在大悲大难之上巍然站立，完成了这一代人的成人礼。

当下弥漫全球的金融危机很容易让人想起近80年前那一场金融危机，1929年10月24日的大崩盘。其时很多年轻人毕业找不到工作，社会沉浸在低迷的气息之中，经济大恐慌四处蔓延。而今天的中国年轻人大多是独生子女，毕业就面对类似的严峻现实，一部分嫉世愤俗诉诸于不满情绪，一部分则靠着犬儒哲学自我安慰。也正因此，也有人把他们命名为最不知责任为何物的一代，称之为享乐主义者的天然传人。有人忧伤惆怅左右奔突，有人满怀信念阔步向前；有人彷徨辛酸躲进小院，有人沉静思索走向未来。这一代人的分化如此多元，而在这一片光怪陆离的世相背后，总有人在建筑“一道抵御混乱状态的大墙”。而这道大墙将构成中国深入改革，尤其是政治体制改革坚固的社会基础。

聊起前行者的故事和同龄人的现状，姚遥脸上毫无表情。大概这一切都没有超出他的想象。他是一个判断力和行动力都堪称出众的人。早在其中学时代，他就爱阅读国外长篇和中篇小说。他一次次沉没在想象的叙事里，但现实却又让他产生了另外的冲动，这种冲动促使他长久以来对现实的介入。他在《中国改革》参与过三农调研、在守望家园关注过环保问题、在公盟提供过法律咨询、在自然之友担任过法律协调人、在惠黎基金会担任过项目官员。在这些事务间歇，他还去东欧考察转型国家的诸多命题。

在一代人中间，总是需要有极少数穿越这一代人的墓地去思考和行动。姚遥和他的朋友们会否成为这样的极少数，未来或会证明。

注：本文仅代表作者本人观点。

六

五

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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