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需要民主优越性的证据

中国已为民主政体做好准备。相反的论证——不仅经常从政府官员的口中听到，还包括中国的新兴“中产阶级”——看似有理，实则荒谬。促使他们提出这种观点的原因，部分来自可以理解的对不稳定的担忧，但更多的则是出于如今掌握权力的精英群体的自身利益。

然而，几乎没有证据显示，中国经济日益增强的活力，正为民主机构的出现制造空间。即便在改革经济之时，中国共产党也巧妙地加强了对重要经济参与者的掌控——包括几乎中国所有的大型企业。中国共产党还确保了对国家重大社会疾患的反应主要通过政府渠道传递。

忘记了自身历史的西方人，往往教条式地将民主政体本身视作一个目标。事实上，民主政体主要是作为实现其它理想社会目标的最佳手段而出现的。这些目标包括稳定的权力更迭，公共产品的公平分配，利益集团之间冲突的化解，以及政府使用税款的责任制度。

在中国，党的策略是，在现有政治框架内实现尽可能多的这些目标，从而削弱支持民主化和分权的论据。2002年，胡锦涛接替江泽民出任中国国家主席，中国实现了权力从一位在世领导人到另一位非家族成员领导人的和平更迭，这在共产党国家中是独特的。中国还为2012年的另一次顺利交接打下了基础——届时，国家副主席习近平有望接替胡锦涛出任国家主席。

胡锦涛和国家总理温家宝提出了“和谐社会”的计划，以此应对贫富差距扩大和社会服务恶化的问题。这样做首先提高了农民收入，现在又集中在教育和医疗服务的普及。2007年，用于社会服务的支出增长28%，高于政府总支出23%和公布的国防支出17%的增幅。未来几年，社会服务支出可能会进一步大幅增加。

党还采取了一系列措施，试图遏制官员腐败和地方政府违法乱纪行为的浪潮，其中包括官员定期轮岗制、设定任职期限、设定法定退休年龄和加强纪检力度。培训计划和绩效审查体制显著提高了政府官员的专业水平，迫使他们在关注传统经济增长目标以外，同样关注环境保护和回应公民申诉等目标。

这些进展没有一个是偶然发生的。正如中国问题学者沈大伟(David Shambaugh)在其新书《中国共产党：萎缩和调整》(China’s Communist Party: Atrophy and Adaptation)中详细指出的那样，中国共产党认真研究了苏联的垮台，并得出结论认为，若想避免遭遇同样的命运，就需要发展充满活力的经济，遏制腐败，确保政府对不断变化的社会需求迅速做出反应。这项策略的成功实施，造就了另一名汉学家黎安友(Andrew Nathan)恰如其分地所称的“韧性威权主义”( Resilient Authoritarianism)：这种威权体制能足够快速地对社会需求做出反应，令自己长期保持统治地位。

对中国国内外的民主倡导者来说，中国共产党相对成功地提高其执政能力意味着，建立在民主政体优越性假设前提之上的论点，将被置若罔闻。由于中国共产党的计划特别有利于那些更开放社会的天然拥护者，这一点就尤为真切。这些拥护者就是所谓的中国“中产阶级”——支付完基本需求之后仍有大量可支配收入的城市人群。

将这个群体称为“中产阶级”具有严重的误导性。虽然绝对人数众多（大概有1.5亿至2亿人），这事实上是一个拥有特权的精英阶层，占中国总人口的比例不超过15%。这个阶层的成员也抱怨腐败，但总体上他们从过去10年中国的经济繁荣中受益颇丰。他们知道，如果明天就实行民主，他们在选举中将处于劣势，他们没有兴趣改变现有体制。

本文作者是北京经济研究公司龙州经讯(Dragonomics)董事总经理兼《中国经济季刊》(China Economic Quarterly)出版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