批驳“对全国人民的一种侮辱”

（编者按：本文是丁学良博士为纪念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60周年而作的专文《关于中国人民素质的世纪之争》之三）

就像我上一篇所讲的，到了抗日战争全面爆发以后，在民族生存、国家领土完整受到外敌大规模侵略的威胁的情况下，怎么看待和处理民族救亡和民主改革之间的关系？这个现实问题的争论在当时的中国，变得既尖锐又迫切。坦率地讲，在我所阅读过的材料中，虽然从纯粹的理论、纯粹的概念、象牙塔的学术角度来看，1937—1946将近十年里产生过更精致、更细腻的文献，但给我印象最深的，还是那些能把中国人民素质和中国在国难当头情况下能不能够、应不应该实行民主改革的问题，放到一个大众对话、公众讨论的层面上展开的资料。讲得最好、通俗易懂的言论，大部分都是集中在中国共产党的报刊上。

八年抗战期间，中国共产党在它最重要的官方报纸《新华日报》、《解放日报》上，以及中共重要的发言人，对这些问题的思考、评论、建议的有意义之处，我觉得就在于他们不仅把民主作为一种政治架构和体系来看，同时把民主作为一种过程来看，特别是从过程的先决条件来看。我们知道现在英文里有一个流行的说法，“democracy as argumentation or democracy as arguments”，讲的就是民主作为一种讨论的方式，民主作为一种公众对话的过程，对于民主制度的运转不可缺少。从这个角度来看，我觉得那个时候中国共产党及其战友们的言论，特别值得回顾关注.

可以把抗战期间中共的正式言论细分成几个部分。第一部分属于总纲，中共特别强调和批判的是，中国的领袖蒋介石受法西斯政治哲学的影响太深。我们知道，当时蒋介石军队里最重要的军事顾问是来自于德国的。在日本侵华的早期，德国还在其中调解和斡旋，在这之前卖过先进武器给南京政府，等等。所以在中华民国的那段时间，德国是给予支持的同情国家。对蒋介石及其周边的一些人来讲，希特勒那种领导权的模式，显得非常有效，非常有助于把一个受列强欺负的国家，从不公正的状态下扶持起来。因为第一次世界大战之后，德国是战败国，列强对它施加的战争赔款、对它常规军事力量的限制、对它领土的割让、对他们民族自尊心的挫伤和侮辱，说不完。希特勒把纳粹运动开展起来时，称之为人民的革命运动、民族的复兴运动。这种领导权的模式，给了蒋介石深刻的印象。这就体现在蒋介石模仿德国，在中国实行的那套“一个主义，一个政党，一个领袖”的一元化体制。蒋介石的圈子从意识形态、政党和领导权这三个方面，实行“三个唯一”。他们论证，只有实行这“三个唯一”，才能使中国在内交外患的情况下，集中全国的力量，为了一个目标，高度组织、动员、发挥起来。

当年中共对他的批评就是：你看看这个战争的双方，一方是以美国、英国为主导的国际民主势力，另一方是以德国、日本、意大利为主导的轴心国法西斯阵营。中共就讲，你们很清楚，在这些民主国家，所有公民都掌握自己的命运，因此他们对国家的认同，非常自觉。因此，在国家危亡、陷入战争的时候，就特别能唤起整个民族、全体人民的力量。中共就讲，那些战争年代国难当头，不适合实行民主化改革的言论，只不过是蒋介石这帮人要想把中国变成一个法西斯政治体制的吓唬人的借口。

在中共全民民主启蒙的总纲之下，延安各界纪念孙中山逝世大会上（1944年3月12日），周恩来就讲，我们必须要对外独立，但只有对内民主，实行了宪政，给人民真正的民主和自由，才能赢得这场战争。关于时间问题，周恩来说，我们也一向主张，在抗战期间召开国民大会。在这个时候，如果还不让人民进行普选，不让人民讨论国事，不让人民实行地方自治，那怎么能够动用全国的力量，来抗拒日本的强权呢？毛泽东也反复申明，中国当然需要统一，但这种统一必须建立在民主的基础上，建立在民主选举的政府上。统一在军事上尤为需要，但是军事的统一也应建立在民主的基础上。

关于中国人民的素质，中共特别批评这么一种主张：“目前再来公然反对民主政治，似乎是不可能了。目前再来企图根本否认民主政治对于抗战的重要，似乎是不可能了。于是反民主政治论者就来一套新的法宝。他们说，民主政治是好的，但是我们的国民不好，不能实行。他们说，我国人民素来缺少教育和自治的训练，如果贸然实行，就要产生不好的结果。所以现在实现民主政治是不可能的。他们以为中国实现民主政治，不是今天的事，而是若干年以后的事，他们希望中国人民知识与教育程度提高到欧美国家那样，再来实现民主政治。”（见《新华日报》1939年5月25日社论，题目是《民主政治问题》）

我们从这个措辞上可以看得很清楚，中共反对的就是要过“若干年”以后才能实行民主。这个“若干年”，通常理解当然不会超过十年，中共当时就已经觉得太慢了，拖得太长了。这个社论就说：“至于民众教育程度和自治能力的培养，这自然是一个非常重要的问题。但要知道，民众的参加抗战动员，民众自身的民主生活，是他们受到训练和教育的最好、最迅速的方式。”所以这个社论讲的很清楚，你要觉得中国老百姓的水平素质还不够高的话，你一定要找到一个途径，使得他们对于民主的过程、民主的方法、民主作为习惯，有亲身实践的机会。中共指出，在战争期间，如果实行民主政治的话，正是训练中国民众的能力和素质的一个基本途径。

中共在其控制的解放区，以实际来证明中国人民并不是像主张实行“一个主义，一个政党，一个领袖”的那些人讲的，素质那么低下。解放区在当时的中国，无论是教育水平，经济发展水平，还是通讯和交通，都很低——因为是属于“边区”嘛，特别穷困落后。当时中共就讲，“在我们所控制的这些边区里，我们就已经在实行民主政治的实践了”（《新华日报》1946年1月24日评论）。它还讲了一些实例，“这是一个老问题：中国广大人民文化水准太低，致使有些人怀疑他们是否有运用选举权的能力；反对实行民主的人，更以此为借口，企图拖延民主的实行，并从而诬蔑解放区的民主选举……这种说法，不仅是诬蔑解放区的人民，而且推论下去就必然得出这样的结论：中国人民还无法运用民主选举，还应当由他们继续‘训政’下去。居心何在？”

这个社论就描述，解放区没有怎么受过教育的农民是如何实行选举的：他们虽然不识字，但可以发给农民不同颜色的豆子，还有玉米，然后被选举人坐在那儿，背朝着选民，看不见，无记名。在每个被选举人的后面放碗，不同的豆子代表不同的人。还有照片，讲的是在黑龙江绥化县，在共产党领导土改以后，选举政府委员的过程。关键在于你要认真的实行民主选举，只要你认真实行的话，选举的技术问题并不是无法解决的。“（解放区）这些方法的创造证明了只要有实行民主的决心，人民的文化水平低与不识字都不会变成不可克服的障碍。那些信口诬蔑解放区选举，并企图以此来拖延民主选举之施行的谎言，完全没有事实根据，才真是‘对全国人民的一种侮辱’哩。”

所以，当时中国共产党不但从理论上批评蒋介石他们“三个唯一”的模式，而且用自己在解放区选举的实际过程，来反驳在一个教育、文化、经济发展水平很低的社会里，人民不应该给予选举权和被选举权。在外敌入侵国土、前线血流成河的非常时刻，中共坚信一个民权落实的中国，一定会是一个民心一致、民气高涨、不可屈服的中国，不许国民党中的反动分子老是重复“对全国人民的一种侮辱”。这些年来，我们经常听到一种论调，说我们中国的国际环境如何如何紧张，西方东方南方北方的敌对势力怎样试图分裂我们国家，我国的敌人数也数不清，因此我们不可以搞民主。这种论调，早在60多年前就已经被中国共产党驳斥过了，且不说中国今天的国际环境，与抗日战争的时候相比，不可同日而语。

也许今天有些人会说，当年倡导中国完全能够实行民主化改革的言论，不过是一种宣传，是蒙人的。我不完全这么看。也许宣传机器里的有些领导是在蒙人，但还有很多当年投奔延安、报国抗日的志士，是冒着家破人亡的风险去的，是“手里提着脑袋”为民族独立、民主强国、民众富裕的崇高目标而搏斗的。这些理想主义者当年的思考和言论，是中国当今一代和后代不可遗忘的政治思想财富。在下一篇里，我们还能看到60多年前也就是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前夕，一些更精彩和更具体的民主化建议，包括怎么样通过一套软的“系统工程”，摆脱“专制主义最适合中国国情”的愚昧宣传教育，医治一些国人的脑残，来尽快使中国人民的素质，赶上世界先进水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