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崛起呼唤民间智库

国首都华盛顿有一条著名的K街，由西向东横贯华盛顿的北部。这条街之所以有名，是因为集中了大批游说集团和公关公司，每天有大量的政治和权力在这条街上交易。在世人心目中，K街以游说业而著称，据美国政府的调查，K街游说业的年产值已超过30亿美元。　　

然而，游说产业的耀眼和传奇掩盖了K街更重要的本质――这是美国智库（Think Tank，又称思想库）的集中地，是美国对内对外政策的一大诞生地。在我们看来，K街被誉为美国除行政、立法和司法之外的“第四权力中心”，除了游说集团的政策影响力之外，更重要的还是众多智库孕育了大量的战略与政策。　　

大国必然追求国家实力。国家实力由什么组成？一方面是以经济、科技、军事为代表的硬实力，另一方面是以文化、意识形态、信息传播等为代表的软实力。软硬实力都是国家实力的结果，而不是原因。如何形成软硬实力呢？在我们看来，除了科技、经济、人力、教育这些要素的投入之外，最根本的原因还是国家的战略。古往今来，任何一个国家的兴起都离不开“略”和“策”――“略”是战略，代表大方向、大目标，具有远期价值；“策”是战略之下的政策和措施，是战略的具体实现和落实。日本的明治维新是“略”，美国的全球能源战略是“略”，中国的改革开放也是“略”。　　

战略来自于思想，来自于面向大目标的基本构想。在历史上，战略往往来自于君王的雄心和权力欲望，带有强烈的个人英雄色彩。但在现代，战略的产生过程则是非英雄式的科学决策和研究的产物。上个世纪四十年代以来，智库这类机构在西方国家和苏联的出现和迅速增加，就显示出在现代社会对策略的巨大需求下，独立的战略研究和公共政策研究机构在迅猛发展。在我们看来，这也是近半个世纪以来，资本主义在全球获胜的重要原因。因此，一个国家的战略制定与公共政策的研究能力，以及保证这种能力长盛不衰的机制，本身就是极为重要的“国家能力”。　　

当今唯一的超级大国美国，就是运用这种“国家能力”的典范。美国公共政策研究最大的特色，是其独立智库在公共政策制定中所发挥的巨大作用。在美国，利用研究机构解决公共问题有很长的历史。据美国著名智库研究专家保罗·迪克森（Paul Dickson）的研究，早在1832年，当时的美国财政部长为解决汽船上的蒸汽锅炉问题，与费城富兰克林研究所签订委托研究合同，开创了政府利用研究机构来解决公共问题的先河。此后，类似政府借助外界独立机构的情况越来越多，成为美国公共决策的传统。还有研究显示，如果以政府与学者讨论公共政策的实质而论，这种方式在美国出现已经超过200年了。　　

我们无意考证哪些国家“问策于野”的历史更为悠久，但可以肯定的是，在现代意义上的战略研究和公共政策研究方面，美国是全球最发达的。据有关统计，在20世纪末，美国的智库就有1000多个，是世界上智库最多的国家，仅在华盛顿就有100多个综合类或专业性的智库。在美国的政治决策过程中，以智库为代表的政策规划和研究机构起到了决定性的作用。　　

反复提到美国模式，是为了给中国的公共政策决策定标。在全球化格局中，中国的参与已非常之深。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的爆发，对西方国家产生了巨大冲击，也震撼了资本主义世界。此次危机的一个副产品是，中国被抬升到了一个更高的、甚至对世界举足轻重的位置。不过，中国地位的突然提升主要是因为中国的经济规模，中国有巨大的外汇储备，中国的银行在金融危机中受创很轻。换言之，中国地位的提升不是因为正常状态下的综合实力大幅提高，而是因为别国的灾难。但不论如何，中国今后将被更多地置于世界焦点的位置，将在更多领域作为美国的对手或战略伙伴来探讨全球格局性的问题。这是一种全新的角色。　　

与经济地位的提升相比，中国在软实力方面还远远不够，没有做好足够的准备。经济硬实力——尤其是GDP和外汇储备规模——可以依靠比较优势、廉价的要素投入，以及暂时抑制国民福利来获得，这相对来说比较容易。但软实力的提升则要困难得多，因为它涉及到人的教育、价值观、意识形态的改良以及诸多方面的制度改革。　　

由于历史和制度的原因，中国的公共政策决策过程与西方有很大不同。中国在历史上一向有集权的传统，这源于长期封建社会下的“家天下”制度。即使是1978年以后的中国改革开放等重大战略决策，基本上是以自上而下的模式来推动――其战略决策不是发端于公民社会，而是来自于中国高层领导人、执政党和政府的自我意识和自我调整。经过三十多年的改革开放，中国社会在经济资源的分配上已经比较多元化，民间拥有较大的财富积累和一定程度的资源支配空间，但在政策制定和战略决策方面，政府还是拥有绝对的权力，而且这个体系至今仍然很封闭。　　

中国当然也有自己的决策咨询机构，但这个领域基本上被官方机构所控制，代表机构有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中国社会科学院、国家信息中心、中国现代国际关系研究所等等。这些机构自认为是可以与美国智库类似的中国的“对等”机构，但它们更多是政府体制内的“御用”研究机构，而不是严格意义上的独立智库。　　

政府体系之外的中国民间公共政策研究机构呢？发展状态也不理想，目前基本上处于初级发展阶段。整体来看，民间研究机构的发展现状是“一麻袋土豆”，小的不少，但论规模与影响力就差强人意，整体研究水平也较低，只有少数对公共政策有影响力的佼佼者。

民间独立研究机构的情况大致可分为如下几种：第一类民间机构由于意识形态和价值观的原因，其发展受到抑制，对公共问题的研究也多以思想、理念宣扬为主，虽然有独立性，但还处于“争取理念空间”阶段，研究的现实性和建设性不强。第二类机构以规范的咨询公司和研究公司形态出现，在其服务领域中涉及公共政策，它们具有独立性，也有一定的研究水平，但在获得研究课题和资源方面往往受到歧视，难以与官方机构竞争。由于要为生计考虑，这类机构难以专注于公共政策研究。第三类机构是各大学、研究院所的研究机构。它们虽然比官方研究机构有较多的独立性，但研究资源本质上还是间接来自政府，研究的独立性也存在问题。近年由于“拉课题”的压力，它们的研究水平有下降趋势。

从社会经济发展来看，中国已经进入一个公共政策问题“高发期”－－不论是在国内领域，还是在国际领域，中国都需要对大量的公共政策问题进行创新性的、有建设性的研究。这意味着中国对智库机构有大量的现实需求。中国政府也看到了这种大形势，并试图加强战略和公共政策研究。比如2009年3月，中国官方就汇集各路精英，成立了一个“超豪华”的研究机构－－中国国际经济交流中心。该中心由原国务院副总理曾培炎领衔，包括了国内政府机构、学界、银行界、企业界等重量级人物。虽然该中心名义上是非政府组织，但设立这个豪华“智库”的方式仍然是官方推动、自上而下。有意思的是，其开办费500万元是由中国财政部出资，这恰恰是这家“豪华智库”官方基因的象征。未来，该中心能否达到预定的智库目标？能否发挥独立智库的作用？能否推动中国公共政策研究的多元化？这些问题都不得而知。

在笔者看来，中国智库机构的真正发展，还要寄望于民间智库的发展。智库的核心价值体现在几个方面：一是独立性，智库机构必须真正体现不受政府影响的第三方研究，而不是去附合、诠释官员的意志。二是战略高度，要对中国经济社会面临的国内外公共政策问题，提出战略层次的研究。三是创新与建设性，智库的研究必须有所发现，要提出真正有创新的策略建议，而不是低水平重复。就目前情况来看，官方智囊机构恐怕难以真正承担上述重任――这与个人能力无关，而是体制性的原因。

一个经济上逐渐崛起的中国，将面临前所未有的国际大形势，中国自身的发展也面临前所未有的调整。这样的历史背景，也前所未有地向中国提出了需求：中国需要大力发展独立的民间智库，而掌握着绝对资源的政府，尤其应以更宽松、包容、支持的心态，来鼓励民间智库对公共政策研究和决策的参与！

（注：安邦咨询公司是中国内地一家独立智库机构，专注于财经与公共政策研究。本文只代表该机构和作者本人的观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