企业必须支持低碳增长

战以来最重要的国际会议于昨日拉开帷幕。从最近的进展来看，如果我们在《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缔约方第15次会议上采取明智与合作的态度，那么一份有效而公平的协议将触手可及。但出现分歧、陷入僵局甚或是失败的危险同样存在。

未来两周在哥本哈根，各国政府将尝试敲定一份由政治承诺支持的组织框架，限制不受控制的温室气体排放带来的风险。这能为明年出台一份替代《京都议定书》(Kyoto protocol)的强有力协议奠定基础。

坚持我们过去的做法，有可能使全球平均气温升高5˚C以上，达到我们的星球3000余万年来从未曾见过的水平。人类从未经历过如此高的全球平均气温。它可能会导致数亿人的迁徙，并引发持久的严重冲突。

管理气候变化风险与应对本世纪另一项重大挑战——战胜贫困——的策略，必须结合起来共同构建：如果我们在一个问题上失利了，在另一个问题上也会失利。

需要解决的主要问题，是为未来四十年乃至更长时间的全球年度减排制定坚实可靠的目标，以及为发展中国家提供资金支持。发展中国家对当前气候危机的“贡献”最小，但可能会首当其冲受到气候危及后果的最严重危害。

2010年，全球全年的温室气体排放量可能约为470亿吨二氧化碳当量。许多科学家认为，全球平均气温上升超过2˚C，气候变暖就会越过危险的门槛。为了让自己有50%的机会避开这种局面，我们需要将碳排放在2020年削减至440亿吨以下，2030年远低于350亿吨，2050年远低于200亿吨。我们必须全神贯注于这些总体数字，看各国计划的总额是否与它们相符——这是一个关键的考验。

各国过去几个月与几周所表达的意向已让我们接近了这些目标。如果这些意向得以实现，我们距离2020年440亿吨的目标将仅有20亿到30亿吨的缺口——有可能为未来两周获得的进一步承诺所填补。

要帮助发展中国家削减排放，适应目前无法避免的气候变化的影响，在制定和实施缓解及适应项目时，富裕国家应在现有官方发展援助承诺的基础上，在2015年前每年向发展中国家额外提供500亿美元援助，到2020年提高到1000亿美元。它们应优先援助非洲及其它脆弱国家的适应项目，阻止森林砍伐，以及技术开发与部署融资。联合国及其它机构的研究显示，这些援助金额远低于发展中国家可能产生的成本，但却会做出巨大贡献。

500亿美元，约为发达国家2015年国内生产总值(GDP)的0.1%——相比于应对未缓和的气候变化影响的成本，这是个非常小的数字。即使是在当前财政紧张的情况下，我们也必须从税收、许可证拍卖、国际货运与旅行中发掘收入源，来提供这些支持。这些举措既能提高收入，也能修正与排放相关的巨大市场失灵。以每吨30美元的价格计算，在每年470亿吨的温室气体排放中，只要10亿吨就可产生300亿美元的收入。

我们必须理解每个国家的环境各不相同，每个国家都有自己的政治及其它压力。但对于用作拖延行动或行动不力托辞、常常很混乱的短期而狭隘的自身利益，各国领导人必须予以正视。

此同时，许多企业已经认识到低碳增长的创新潜力。因此，它们必须大声地讲出来，指出真正的全球利益所在。我们也都应该认识到低碳增长的吸引力：它将增进能源安全、更清洁、更安静、更加生物多样化。高碳增长不是一个严肃的选择——它没有出路。

我们不要放任不信任、悲观主义与缺乏雄心，带领我们走上极度危险的歧途。现在不是划警戒线和退出的时候。让发展中国家与发达国家在未来两周展现真正的洞察力与领导力，抓住哥本哈根提供的机遇。

斯特恩爵士是格兰瑟姆气候变化与环境研究所(Grantham Research Institute on Climate Change and the Environment)所长，同时也是伦敦经济学院(London School of Economics) IG帕特尔讲座“经济学和政府”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