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普遍社会心理”之思

（题记：本文写于上周，未能赶上本专栏发稿时间。本周刊发之前，传来令人惊喜的消息：许志永获得取保候审。接下来，关于他到底有罪没罪，“公盟”到底该交纳多少税金，是否该对它处以最高限额的罚款，以及它该不该被取缔，乃至民间组织在中国该有多大的空间，抑或均可期待一个公正的裁决？）

上一次见到许志永，是今年5月底，在北京的一个研讨会上。我竟问他，“公盟”在钱上安全吗？因为我知道，有些人喜欢在资金来源上做文章，以为拿了西方人的赞助，就成了“汉奸”。他回答说，都是耶鲁法学院给的钱，那是学术机构，绝对没有问题。我们都没有想到的是，一个NGO组织，会遭到税务局的大检查。

我们谈到了邓玉娇案，他主动说，“公盟”的律师被邓家解约，地方政府固然形迹可疑，但自己的工作也有值得检讨的地方。然后又说到著名的左翼网站“乌有之乡”，不久前遭到选择性“执法”，尽管观点差异甚大，但是他为它作了辩护。

回来后我找出《我们时代的宪政共识——为“乌有之乡”辩护》一文，看见他写道：“作为宪政主义者，我们追求言论自由，绝不仅仅是追求我们自己的言论自由，而是包括与我们不同观点的人在内所有人的言论自由。”

他呼吁所有的中国公民，无论观点如何不同，都要遵守基本的宪政共识——民主、法治和公民基本权利的保障。关于法治，他写道：“法治的核心在于约束权力，把权力纳入规则之中，任何人都不能超越法律之上。任何人超越法律之上，用法律的大棒治理别人，这必然是一个奴役与被奴役的社会。”

一个诚实而正值的人，当他的身份发生变化时，他曾经说过的话，不会变成让他尴尬的东西，恨不得抹掉过去；恰恰相反，那些话会成为支持他的力量。许志永就是这样，他留下的这些声音，如今正在为他自己辩护。

上周，在北戴河的一个主题为“人民法官为人民”的法治研讨会上，最高人民法院常务副院长沈德咏坦承：“当前，部分群众对司法的不信任感正在逐渐泛化成普遍社会心理，这是一种极其可怕的现象。”

我相信，所有正直的法律工作者，听到这个话都会感到痛心。也许他们不知道，作为一个媒体工作者，我也感同身受。我曾经说过，执政党于1995年提出“依法治国”的主张，并于1997年将它写进党的十五大报告之后，十多年来，这是最得人心的一个治国方针，几乎和市场经济政策平分秋色。媒体记者也随之分成两类，一类是财经记者，一类是法治记者。相对应的两类学者，经济学家和法学家，成为媒体争抢的明星。

我们都坚信，通过法治建设，中国会找到一条符合正义原则并能持续发展的治理道路。我工作过的媒体，不止一次刊登美国法学家伯尔曼的那句名言：“法律必须被信仰，否则形同虚设。”

然而，经过这么多年的努力，法律在中国不仅没有被信仰，连基本的信任都没有得到，而且如最高人民法院常务副院长沈德咏如上谈到的，“部分群众对司法的不信任感”日渐成为“普遍社会心理”，这如何不叫人扼腕叹息？

其中最具有悲剧性的，是维权律师的奋斗。这是一群抱持宪政民主观念的理想主义者，他们相信法律的光芒正在一点一点地照亮自己的祖国，一个让正义得到彰显、权力受到限制、自由得到保障的未来指日可待。他们是法律的传教士，深入到社会底层那些贫穷、悲苦而绝望的被侮辱与被损害者中间，说服他们相信法律，相信公理，相信和平的抗争。许志永就是他们中间的代表，如今身陷囹圄，那些受他影响的人，追随他的人，委托他代理冤情的人，何以心安，何以自处？

敢怒而不敢言的屈辱写在脸上，绝望的气息飘荡在空气中。当我听到一个朋友反复说：“所有理性的道路都被堵死了。”我感到有些害怕。尤其当我看到梁文道先生的文章《中国已成索多玛》时，不禁悲从中来。索多玛是《圣经》中描述的一个罪恶之城，结局是上帝放火和硫磺将其毁灭。梁先生是一个温和、理性而宽厚的人，对中国的进步充满了期待，在许志永被捕之后，也忍不住发出了这样的感慨。和他平时娓娓道来的文风不同，这篇文章写得十分动情。这也是这些天来，很多人谈到许志永时的表现。

不过，每当想到许志永的温和与理性，我就为自己的情绪大恸而难堪。我甚至在心底祈求：请不要把事情做得这么煽情吧！但愿我是杞人忧天，我真的比沈德咏副院长更加担心，不仅担心民众对司法的不信任导致“群体性事件”的发生，还担心理性和平的申诉渠道如此就被阻塞了.

我找出两部电影的碟片，放给来访的中学生客人观看，然后和他们展开讨论。一部是《甘地传》，一部是《特蕾莎修女传》。我希望他们理解非暴力抗争的观念，也希望他们思考如何设身处地去帮助弱势人群。我没有告诉他们的是，这也是我看到媒体报道中，两个律师谈到许志永的言行，再一次想起了这两颗圣洁的灵魂。不妨照录于此——

许志永曾经多次探访关押上访民众的“黑监狱”，河南维权人士汪海洋回忆说：“许志永博士奋不顾身地到这些地方和他们理论，当然是非常理性地理论。看守打他，他就让他打。‘你打，你打吧。’最后因为他正气凛然，使原来打过他的人见了他就望风而逃。所以这种精神，我觉得，在中国人来说，太少见了，也太可贵了。”

广东律师庞琨回忆许志永讲课时的情景：“他就讲到，去维权的时候，首先你要带着一种受苦的心态去，为老百姓受苦、为权益受苦的一种准备。（他）甚至受到过别人的攻击，而且始终是面带微笑，用一种从容和一种怜悯的姿态去看待那种暴徒的方式。我觉得这是我们一般普通人做不到的。”

特蕾莎修女对一个自我否定的麻风病人说过：世界上没有麻烦病人，只有麻风病。我曾经据此发挥说：世界上没有穷人，只有贫困；没有富人，只有财富。今天我还要进一步发挥说：世界上没有恶人，只有罪恶；没有暴君，只有强权。在我看来，这也是法治主义的观念。

当然，许志永不是甘地，也不是特蕾莎修女，他是一个想要为国家进步出力的维权律师。

第一次见到许志永的时候，他正要去耶鲁大学做访问学者。后来读到了他在耶鲁写的文章《回到中国去》，深受感动。

他讲到，一个美国教授说中国是一个贫穷的国家时，“我心中像触电了一样，难过到了极点。……我就生在那样一个贫穷的国家，那些贫困属于我，那些苦难属于我。”

于是他决定尽快回到中国。他写道：“回到中国去，不知道又要面对多少求助信件，面对多少含冤者期待的目光，面临多少愧疚和不安，面临多少猜疑和责难，甚至面临失去自由的痛苦。”

五年之后，他的担忧变成了现实，正在面临失去自由的痛苦。他继续写道：“回到中国去，那是我的家。……那里有沉重的责任，有必须承受的苦难，有一生的幸福和骄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