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民意六十年

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建国六十年之际，回顾一下民意在国家体制内外的作用和角色，还是很有意义的。其实无论是中华人民共和国，还是中华民国，就国名而论，其中均含有一个“民”字，因此都有突出民意在政治体制中的含量之意味。新中国的建立，在很大程度上代表的是：中华民国在民意上的失势，而中华人民共和国却属众望所归。

民意或者公共意见（Public Opinion）的定义素有争论，但是我们依然可以大致地将其表述为普通民众基于自身利益而形成的需要与感受。民意中既可能有比较深层的价值观和理性意识层面，也有比较浅层的动态信息反应与情绪层面，也正因为如此，有些人视民意为宝贝，也有人认为民意如流水。但需要指出的是，公众意思，与被感知和应用的公众意思，是两个不同的类型，前者是客观的民意内容，后者是被人们感知的民意内容，而民意能不能被感知，则和民意表达渠道的可用性与丰富性有密切的关系。

根据民意表达与传达模式的区别，我将政治体制中的民意大致地划分为三个类型：经验性民意——政治精英在个人与群体的切实经验中体会与把握民意，从而在其政治主张中把民意洞察很好地表述为特定政治力量的立场与政策；拟制性民意——政治精英假定自己能够很好地甚至先定地代表了民众的根本利益与需要，从而将自己的主张与民众的需要等同，并可利用政治资源操纵民众意志，强化自己主张与民众需要一体化的逻辑；验证性民意——政治精英意识到民意是需要发现与寻找的，而民众的需要与意愿也是需要表达的，政策与政治方针的实际落实成效可能与以前生成的民意代表存在落差，因此需要继续评估公众的获益感受。

以此来划分新中国建国六十年的历史，1949年到反右前夕属于经验性民意时期，新中国领导人的政治主张与路线，经由他们的洞察与切身的个人体验，在主流方面吻合普通民众的期望。我们特别不要忽略以毛泽东为代表的中国领导人在深入民众、调查研究、与群众打成一片方面的实践，对于他们能够经验地体会民众需要从而建立强有力的民意洞察方面的价值。

而从反右开始，一直到文化大革命结束，虽然中国社会的很多政治运动以群众运动之名进行，但是实际上，中国社会中的一般民众的意愿，尤其是与当时的政治气氛与政策主张不一致的民众意见，并无表达渠道，民意气氛被塑造成了与最高政治领导人指示一体化的现象，是为拟制性民意时期。

改革开放的前二十年，则可以看成是新的经验性民意与拟制性民意交错的时期，在这一时期，中国的基本政治路线开始依靠政治精英经验性的民意感受而回归满足民众的基本发展需要上来，在另一方面，公共管理机制的基本运行中则依然保留很强的拟制性民意的惯性，我作为一个公务人员，在日常工作文件的起草与阅览中，注意到从上到下的党政机关都已经习惯了在文件上随手写上“广大人民群众一直称赞”、“得到了极大多数群众的支持”、“除了极少数极端分子以外，群众普遍认为”、“广大干警说”，而大家在这样做的时候，甚至都不会感到有什么不合适或者不舒服。

而刚刚过去的大约十年，则可以看成验证性民意逐渐发育的时代，其具体表现为：一是民意表达渠道的多样化——媒体专栏、社会团体与非政府组织的发育、网络意见、听证、民意调查均属于这方面的渠道资源；二是公共管理体制开始有意识地将民意反应纳入政策制定与公共行为评价流程，这在执政党的干部政绩考评机制、电子政务中的投诉处理、某些政策与改革方案确定前的民众征询方面均有明显的进步，现在包括两会与党代会前，有相当多的民意调查试图探知公众期待的施政议程，以用于影响最高决策；三是独立民意研究渠道的发育，包括零点研究咨询集团在内的来自民间与大学的民意调查机构获得了存在空间，并与媒体形成了较好合作，党政部门对于借助于第三方独立民意调查机构发现民意真相的积极性上升，这些都使得民意表达与分析有了专业支持；四是在基层自治组织、基层人大代表和党内开始尝试性使用直接选举模式，探索将民意表达有常规与稳定的体制化渠道。

作为一个专业的民意调查工作者，当我1988年开始在政府机关工作时，便能体会到高层领导对于民众需求的大方向的把握与机关本位层面的民意拟制的并存；但当我17年前刚刚创立零点研究咨询集团的时候，我却从一般民众与管理精英中感觉到对于民意价值的深深怀疑。可以说，中国民意调查行业真正发展空间的获得，是与整个国家进入了验证性民意时期有着密切关系的，因为在这个时期，政府不再把了解民意与社会真实状况看成是对政权的威胁，或者视为一种捣乱行为，而能更多地鼓励对深度民众需求的探索，并以此为基础，开发有相当创新性的公共服务机制。我认为，在当前这个阶段，中国的公共管理开始真正进入平衡领导意思与民众意思的新阶段。我目前正在领导着一年一度的《中国公众评价政府服务》的专项研究，我能感受到这种基于民意需要的细微的公共服务进步，也能感受到公共部门对于民意调查的不断上升的兴趣。

注：本文仅代表作者本人观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