辩驳方励之的观点

方励之老师最近引用两小儿辩日的故事，来说明有些公认的常识，不一定是普适的真理，比如近大远小的道理，在宇宙学上就不一定适用。方老师借用一位虚拟的柏拉图学院的智者说出他的道理:

“‘远小近大’确实有实验检验。不——过——，实验检验过的东西，并不等于理论证明了的东西。即使实验检验过的东西，也要再问一个为什么。‘唯一标准’检验不会让你知道为什么会有‘远小近大’。”方老师最后用自己的研究成果作为点睛之笔，来证实这一论断：“我们用射电源数据研究这个关系。结果的确支持，当够红移大时，应有‘远者大而近者小’”。

方老师的研究结果（距离地球越远的射电体越大，离地球越近的射电体越小）和两小儿辩日中所说的近大远小好像不是一回事。那位春秋娃娃说的是同一个物体放在离我们近的地方看上去大（角距离大），放在远的地方看上去小（角距离小）。而方教授的论文说的是不同的射电体的分布不均匀，不是同一个射电体在不同距离上的角距离。如果有一个黄金力士能把同一个射电体从远到近来回移动，近大远小的定律应该还是对的。所以方教授自己的研究成果并不能为春秋小儿的近小远大论提供证据。何况方教授的近小远大理论，只适用于红移大于一的大距离。按照弗里德曼公式。红移等于一相当于距离等于300亿光年，也就是大爆炸宇宙的理论半径的两倍。即是说，方教授的近小远大论只适用于大爆炸宇宙的果壳。而不适用于太阳。太阳的红移是多少？小得非常难测量，基本上等于零。这里似乎用得上方教授自己的逻辑准则和适用范围：“‘远小近大’是普世的，即在世界各地，甚至整个太阳系，都大体适用。但是，普世不等于普适。只要用一次理论证明，你就知道‘远小而近大’是有条件的。如果你们连适用条件都不清楚，怎么就能用它们作逻辑三段论的大前提？”您的“近小远大”论适用于太阳吗？“普世”和“普适”不都是“普世适用”的减缩词吗？如果一个原理不是普适的，怎么能称为“普世”的？

方教授近小远大理论，是说射电体的分布是一个距离的函数，这将对大爆炸理论产生两大困难：其一，这一理论将破坏宇宙物质分布均匀假设—大爆炸理论的命根子；其二，如果这种不均匀的径向分布各向同性（我大胆假定各向同性也是方教授理论的特性之一）就意味着方教授的理论本质上是地心说的。道理很初级。我们可以借用霍金的果壳中的宇宙模型。如果我们像孙悟空一样变成一个小虫钻到果子里面去，只要不在果子中心，那物质分布就不是各向同性的，一边靠果壳近，另一边远；一边果仁较多，另一边较少。相反，如果我们发现物质分布是各向同性的径向函数，任何方向离果壳都同样近，那我们一定是在果子的中心。这种地心说性质比哈勃定理还麻烦，没有办法用所谓的葡萄干模型搪塞。饶有兴趣的是，只要物质分布是径向分布的函数，不管是近大远小，还是近小远大，都会坠入地心说。

答案巧合并不意味着理论正确

方教授的近小远大论和的春秋小儿的近热远凉论，得到的结论是中午太阳离我们近，答案正好是对的，即是说，他们的理论恰好得到了正确的结果。如果考卷是现代化的选答题，可以得满分。

但是这种正确的答案基本上是懵出来的。中午太阳离我们近一点点，但距离不是太阳在中午更为炎热的原因。我们可以做一个简单的计算。早上和中午太阳离我们的距离之差仅仅不过一个地球的半径而已，6400公里，而地球到太阳的距离是1.5亿公里，误差不过一百万分之四十三。这点差别将造成太阳在中午时的视在角直径比早晨的大一百万分之四十三。这么小的差别是肉眼看不出来的。根据平方反比定律，这一点点距离差别将造成阳光照度大约万分之一的差别。这么小的能量差别人体也是感觉不出来的，只有精密仪器才能测量出来。可是，早晨的太阳看上去好像有中午的两倍大，而中午的太阳照度可能比早上大几倍。太阳大小和凉热如此大的差别，不可能由这么小的距离之差造成。所以两个小儿的理论都是错的。以错误的理论懵出正确的结论，不自知其谬误，反而讥笑孔子“孰为汝多知乎？”正说明了两小儿的无知与浅薄。马克杜温回忆自己的年幼无知却又狂妄自大时说：我十八岁时，觉得我爸爸傻得简直不敢认他，到二十岁时，奇了怪了，这傻瓜蛋怎么能在两年之内学那么多东西？

相比之下孔夫子的态度才是一个学者和教育家的典范。知之为知之，不知为不知，是知也。孔夫子示范了一条科学工作者必须遵守的准则：不要超出当时的科学知识水平对自然现象作武断的解释。如果暂时解释不了，宁可存疑，不可偏执一个似乎可行的理论，牟然得出结论。这种时候，说不知道的人比轻率下结论的人更为科学，更为睿智。一个星象学家能作出的预言比十个科学家的还要多十倍。科学上没有解答或没有定论的问题比比皆是，这正是科学发展永无止境的原因和动力。只有极少数大爆炸理论家才会相信，或虽然自己不相信也要宣称，他们马上就会得到一个“万能理论(TheoryofEverything)”，能够解答世界上的一切问题。把复杂的物理现象简单化，武断地给出答案，甚至为了凑出某个数据（如氦的丰度）而不惜牺牲基本科学逻辑和物理定律（物质守恒。能量守恒，相对性原理，因果律等等），比小儿辩日还要荒唐可笑。

造成太阳大小和冷热差别的真正原因

既然距离不是造成太阳大小冷热差别的真正原因，那是什么呢？真正的原因是地球大气的折射。大气中的空气密度离地面越近密度越高，折射率也越高，光速越小。这就使得与地面平行的光线会朝地面弯曲。光线的方向改变了，两条直线的夹角也会改变。这就使早晨的太阳视在张角大得多。造成“近大远小”的错觉。

还有一种造成太阳大小不同的生理和心理原因：早晨阳光弱，瞳孔睁得大，加上太阳靠近地平线，背景为树木村庄，显得特别大；中午光线强，瞳孔小，背景是广阔的天空，太阳看上去就比较小。

因为早晨的太阳是掠过地平线而照到我们，光线穿过的是密度比较高的大气底层，且光程很长，因而光线会被大量的散射和吸收，只有一部分能量最后到达我们身边，所以光线比较柔和，不太热，而中午的太阳是直射到地面，光程短，且大部分光程是非常稀薄的空气，光线损失不大，所以阳光炙烈，炎炎似火，造成近热远凉的错觉。

大气的散射和吸收还与波长有关。蓝光波长短，受到的散射和吸收比红光利害，所以经过严重散射以后太阳光里的蓝光成分少了，因而早上太阳呈红色。被散射的光蓝色成分较多，所以天空呈蓝色。红光散射的程度小，偏离原来的光线不太多，所以朝霞和晚霞呈红色。因为严重的散射，光线会变得更粗，更模糊，就像雾里的车灯。即使你不正对车灯，也能看到灯光。早上的太阳也是如此。日出以前，东方的天空会呈鱼肚白，就是这种靠近原来的太阳光束的散射光。

因为大气对光线的连续折射，会使得贴地面而行的光线弯曲，所以在太阳还在地平线以下时，我们就能看见一个又大又红的太阳，等到太阳真的出了地平线，会造成一种突然跃出地平线的感觉。

这种大气折射使光线弯曲的现象，也会发生在太阳上面。太阳表面结构比我们看到的图像复杂得多。我们看见的其实只是太阳的“光球面”。光球面外面是大约5000公里厚的“色球面”，日食时可以看见，是一个粉红色的球面。色球面外面是“日冕”，日冕比色球面厚得多，约一万公里（实际上没有一个清楚的界限）。掠过太阳表面的光线也会因为折射而弯曲。太阳的直径比地球的大一百倍。掠过太阳的光线的光程也要大一百倍。折射光程长得多。所以掠过太阳的光线会被日冕折射而弯曲。这种光线的弯曲被爱丁顿解释成由于引力引起的，作为广义相对论的实验证据。泰晤士报立即在头版登出广义相对论被实验证实的消息，成为相对论为公众接受的最重要原因之一。爱丁顿也因此成了名重一时的相对论权威。

根据实验物理的原则，要得到光线因引力而弯曲的实验证据，至少应该在总的观测数据中减除因为色球和日冕折射而造成的弯曲并剔除其他可能的原因，或者找一个没有外层大气的天体（比如月亮）来做实验。否则这种所谓的“实验证据”就是假的。

世无英雄，使竖子成名。

科学上许多问题的争论在于对实验结果的不同解释

小儿辩日的故事反映了科学研究中一个非常普遍的问题：对自然现象的不同解释，会导致完全不同的理论。我们的实验数据，是自然现象和探测设备发生相互作用的结果。在解释物理现象时，一定要区分哪些是现象本身，哪些是探测设备造成的假象。春秋小儿对太阳的观察，得出的实验结果是早晨大，中午小；早晨凉，中午热。他们的观测设备就是地球和眼球。虽然两小儿强调的是同一现象的不同方面（角距离和照度），但至少都是实际观测结果。问题是，他们不了解他们的观测仪器本身的性能。他们不仅不知道大地是一个球体，也不知道这个密度不均匀的大气层及其对阳光的折射作用，把观测到的结果完全归结为太阳本身的行为（离地球的距离）。这是春秋小儿们理论错误的根源。

实验天体物理学有一个不同于其他实验科学的难点，就是被观测物体离我们太远。从天体来到地球的光成了我们唯一的观测媒介。所以，任何天体现象都包括了三个部分：被观测天体，观测设备，和介于这两者之间的空间媒体。我们解释天文现象，一定要分清楚这种现象是由于天体本身的物理性质（密度，温度等）和运动行为（速度，加速度等）产生的呢，还是由于光线与空间媒质的相互作用产生的呢，或是由于探测设备本身造成的假象（如望远镜的误差，大气的干扰，软件的错误，以及用于数据处理的理论等）？如果张冠李戴，武断解释，往往会得出错误的理论。春秋小儿们对太阳角距离和照度变化的理论解释，错误就在于把光线与大气相互作用产生的现象归结为太阳本身的行为。

宇宙红移现象是又一个很好的例子。哈勃发现恒星和银河系的红移大致和天体与地球的距离成正比。当时哈勃把这种红移解释为多普勒效应。这种解释得出的结论是天体离地球越远，速度越高。这就势必导致宇宙膨胀和宇宙大爆炸的结论。宇宙红移的多普勒效应解释导致两个基本的荒谬结论：1）宇宙是在大约150亿年前无中生有地被创造出来；2）地球是宇宙的中心。这两个荒谬结论中的任何一个都足以排除多普勒效应是造成宇宙红移的原因。

那么宇宙红移是否可能是由于探测设备造成的？不可能，因为我们是用同样的设备观察不同的天体。红移的变化一定不是因为观测设备造成的。

唯一的答案是，宇宙红移正比于距离的现象是因为光线和空间媒质相互作用造成的。这就是DET理论（色散衰减理论）的逻辑基础。为什么DET理论不会导致地心说呢？比如你在大雾弥漫的森林里，不管你是不是在树林的中心，你看见离你越远的树比较模糊，这种模糊大致和距离成比例并且各向同性。这种模糊是由于树和观察者之间的媒质对光线的吸收和散射有关，所以和距离有关。但如果你把这种模糊现象归结为被观测的对象本身的特性，比如树皮对光的吸收系数或漫反射系数，并假定这些物理量和距离成正比，就会得出非常荒谬的结果。

2007年我在美国物理学会报告“哈勃定律的地心说性质”时，一位好心的老学者问道：“您的DET理论和大爆炸理论能不能互补而糅合成一个理论？”我抱歉地说：“不可能。因为大爆炸理论认为造成红移的原因是光源的运动，而DET理论认为造成红移的原因是空间媒质与光的相互作用。这两个理论是互斥的，不可能同时正确。” 狗也明白非欧几何 方老师通过柏拉图学院的智者，把欧几里得公理说成是“狗都明白的事情”。“你扔一块骨头，随便扔到什么地方（任何点），无论狗在那里（另一任何点），如果二者在同一平面上，狗都是沿直线跑向骨头，不会绕着圈子乱转。可见，狗知道，平面上任何两点之间均可作一直线（直尺画的线）。所以，欧氏几何第一公理是‘不证自明’的。”这段话里有一句很关键：“如果二者在同一平面上”。如果二者在一个球面上或者狗追面上呢？它一定会沿着短程线跑向骨头。也就是说，狗也懂非欧几何。

说起狗追面，人们还真不可忘记狗在建立非欧几何中立下的汗狗功劳。历史上不知多少数学家想证明欧几里得第五公设，没有一个成功的。有一个叫罗把切夫斯基的人，便想用反证法，假定过直线外任何一点可以作不止一条平行线，然后从逻辑上演绎开去，看看会导致什么荒唐的结果。出乎意料之外，他不但没有得到预期的悖论，反而演绎出了一整个不以欧几里得第五公设为前提的几何，史称罗把切夫斯基几何。

罗把切夫斯基几何完全是逻辑推理的结果，可当时他没有找到一张曲面，在这张曲面上，过直线外一点可以作不止一条平行线。这种曲面后来被克莱因找到了，就是狗追面–由狗追线旋转而成的三维空间曲面。什么是狗追线呢？设想在一个平面上画两条互相垂直的坐标轴X和Y。你从原点出发沿X轴跑，手里拿着一块狗喜欢吃的金华火腿或无锡肉骨头。在Y轴上的某一点有一条狗，盯着你手中的火腿或肉骨头直追。如果你能保持你和狗的距离不变，那狗在平面上跑出的路径就叫狗追线。将这狗追线绕坐标轴转一圈就得到狗追面。在狗追面上按短程线原则定义直线，就可以实现罗巴切夫斯基公设：过直线外一点可以作不止一条平行线。

狗追面是曲率小于零的非欧曲面。球面是曲率大于零的非欧曲面。在球面上按短程线原则定义的直线就是大圆。在球面上，过直线（大圆）外一点，连一条平行线都不能作，因为所有的大圆都相交。

狗也有不听话的，或有骨气不齿周粟的。如果它不去追你手里的肉骨头而跑向首阳山，岂不耽误了建立非欧几何的大业？为保险起见，最好不用狗而用木头。在Y轴上某一点放一块木头，用一根绳子拴住，您站在原点拿住绳子的另一头，曳直了，然后朝X轴跑。被曳着的木头在地上画出的曲线就是狗追线。所以狗追线又叫曳物线。由此可见，木头也懂非欧几何。

柏拉图智者把“近者热而远者凉”，“远者小而近者大”，“任何两点之间可作一直线”这些“不证自明”的道理说成是“狗都明白的事情”。这话从文法和逻辑上理解，应该是如果连这样的道理都不懂，就连狗的智商都没有。可是方老师在这里强调的大概不是文法和逻辑。这弦外之音是谁都听得出来的：以经典物理定律和逻辑来评判大爆炸理论的真伪，其智商和狗差不多。这里蕴藏着方老师社会心理学的精明与睿智：中国人特别看不起狗，把大爆炸理论的批评者贬为狗，省却许多麻烦的学术讨论。

中国人的国骂，除了“他妈的”，就是“狗”。鲁迅骂第三种人为丧家的资本家的乏走狗。李玉和骂王连举是断了脊梁骨的癞皮狗。红卫兵骂刘少奇为刘少狗。谁愿意被人骂成狗呢？人们当然就不敢批评大爆炸理论了。以方老师的涵养，不太好意思骂“他妈的”，怕读者悟出这定语后面的宾语和前面的谓语，有失教授身份，于是就选择了比较斯文的国骂“狗”，送给不相信大爆炸理论的论敌。做法非常经典。

心理战术对我却不太有效。我坚信谩骂不可能把我从灵长目变为狗科，就如大爆炸理论不可能使宇宙坍塌一样。

检验真理的双重标准

方教授的另一个大题目是讥讽和否认“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

1970年代末, 四凶服法。邓小平和胡耀邦复出，大张旗鼓地纠正毛泽东遗留下来的弊政和冤案。可是以汪东新，邓力群和吴冷西等人为首的保守派提出两个“凡是”：凡是毛主席定的路线方针都不能改变，凡是毛主席定的案都不能翻。这些人被称为“凡是派”，挟大行皇帝遗诏以令诸侯，势不可挡。

邓小平和胡耀邦于是端出马列主义原旨教义相对抗：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经济学家于光远不失学者本色，幽了吴冷西一默：“有一件毛主席定下的铁案，你看要不要翻。毛主席说，革命的扫帚不到，你反革命吴冷西就不会自己跑掉。”于老用的是柏拉图学院一年级的逻辑三段论：“凡是毛主席定的案都不能翻；你吴冷西的反革命案是毛主席定的；所以你的反革命铁案不能翻。”凡是派抵挡不住了。结果绝大部分右派分子和文革中受打击的干部得到平反。有些才华横溢的知识分子得到重用。方励之老师应该是“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理论的直接受益者。

“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不是共产党的专利发明，也不仅仅是政治理论，而是一条科学原则。普朗克说过：“实验是我们掌握的唯一知识，其他全是诗意和想象。”话虽有点偏执，对那些蔑视实验的理论家们却不失为苦口良药。爱因斯坦也说：“对现实的知识始于经验，终于经验。”科学上的所有定律和定理，往根基上溯本求源，最终都会追溯到某些无法由其他理论推导出来的基本原理和基本逻辑，或曰公理。这些公理的正确与否，只能由实验和实践来检验。所以实践不但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也是所有科学理论与科学逻辑的最终源头。

经典力学的基本理论是牛顿定律和伽利略变换。这些定律是不能用其他理论推导出来的。它们的正确与否只能由实践来检验。要对牛顿定律和伽利略变换提出修正或改变（比如狭义相对论），就必须提出新的基本原理和新的变换，而这些新的基本原理和新的变换的正确与否，也只能由实践来检验。同样，万有引力定律是对开普勒三定律的理论总结。而开普勒定律是从对太阳系行星的实际观测得到的。实验观测既是万有引力定律的源泉，也是继续检验其真伪的唯一标准。我们用万有引力定律，可以提前三年精确预测行星和月亮的位置，误差不到一个弧秒。这也是今日的空间科学所用的理论。要对牛顿万有引力定律进行修正（比如广义相对论），最终的判别标准还是实践，而不是诸如方程式是否协变，是否具有数学对称性之类的先验原理。

经典电动力学是建立在库仑定律，安培环路定律，毕奥萨发定律，法拉第电磁感应定律等实验定律的基础上。这些定律都是可以被独立地单独检验的。热力学定律也是建立在实验定律基础之上，又不断被实践所检验和修正。检验理论正确与否的最终标准是实践，这是科学界普遍遵循的一条不变原理。

宇宙大爆炸理论同样不能逃避这一标准，所以大爆炸理论家们也拼命为大爆炸理论找寻实验证据，只是他们在这里用的是双重标准：如果某一实验能和大爆炸理论扯上八杆子才打得到的间接关系，不管这实验如何不可靠，也要大肆渲染。相反，如果某一实验得到与大爆炸理论相悖的结果，则无论实验结果如何可靠，他们都要说不可靠。

举质子寿命测量实验为例。我们知道，质子和电子是不衰变的粒子。可是为了解释大爆炸时宇宙的物质生成过程而提出的“大统一理论”假定在大爆炸时正反粒子数相等（对称性假定）。这一假定直接违反宇宙中几乎全是正物质这样一个铁的事实。于是理论家们辩解说，在高能条件下，正电子应该能变成夸克（第二个假定）而和介子合成为质子（第三个假定）；然后根据时间是可以反演的假定（第四个假定）这一合成过程在低温时应该可以倒过来，也就是说，质子会衰变成介子和正电子。但是宇宙中大部分正物质和反物质会在宇宙创生以后的第一秒钟互相湮灭而变成“纯”能量（第五个假设），只有一些正电子会转变成质子而造成质子的过剩（第六个假设）；所以现在宇宙中的物质几乎全部是正物质。

这个例子说明了大爆炸理论家们为了拼凑所谓的“实验证据”，拐了多少个弯。即使探测器测到了?介子，能够证明上述假定都是对的吗？能证明宇宙是无中生有地爆炸出来的吗？这一连串假定之中只要有一个不成立，整个推理的逻辑就断裂了。

再来看看这一类实验的可行性和可信性。按照上述理论长途旅行的计算，理论家们给出的质子寿命是十的30次方年（比他们的大爆炸宇宙的寿命要长二十个数量级）。寿命越长，衰变的事件就越少。如果用10吨水做实验，每年不到一个质子衰变事件。这么稀少的事件，将被来自宇宙射线和地下射线的噪声吞没。所以这种实验要躲在很深的山洞里做。整个项目像是一个庞大的战役，工程冗长，各人分工负责。有负责建筑工程的，准备实验样本的，机械安装的，制作和安装探测器的，还有负责电子设备和电脑连接，软件发展与调试，数据处理，理论分析的，等等等等，互相都不太知道或完全不知道研究组里别人的工作细节。总揽全局的人往往是组里的理论家和项目主管，不一定了解所有硬件和软件每一个环节的具体细节。他们除了了解实验进程外，还有更为重要的任务–搞钱和开会。在这诸多环节中，只要有一个环节出错，就可能错误地从这一年中测量到的大量中型?介子中挑出一个，误认为来自于质子衰变。

这种实验是属于最不可靠的一类实验。对付不可靠实验的方法是重复。不光是同一个实验室自己重复，而且要全世界多个实验组独立地测量，互相检验。因为这类实验费钱费时，全世界也没有几个测量质子寿命的实验室。重复率低，加上事件频率低，使这一类实验（包括重中微子测量，暗物质测量）非常不可靠。

到目前为止，所有实验测量到的质子寿命下限都比理论家预言的大得多。实验结果和大爆炸理论不符合，当然就“不可信”了。不要紧，再来！直到有人宣称量到了理论家预言的数值为止。这很像侯宝林相声中的算命半仙，先在手掌上写上“没有”两字，然后问求卜的人一连串问题，一直问到他说“没有”为止。对这些理论家来说，“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是实践”这一科学研究原则应该颠倒过来：检验实践的唯一标准是大爆炸理论。这些理论家在否定确凿无疑的实验事实时的蛮横，和在确认十分可疑但支持大爆炸理论的实验结果时的轻率正好成正比。凡是支持大爆炸理论的实验结果都是可靠的重要的；凡是和大爆炸理论相悖的实验结果都是不可靠的，不重要的–这是宇宙学上的“两个凡是”。世界上很难找出这样不讲道理的双重标准。

不但违背大爆炸理论的实验结果要遭到否定，违背大爆炸理论的物理定律和科学逻辑也要遭到否定。我们天天检验的物质不灭定律，能量守恒定律，因果律，时间的单向性，时空的四维性，相对性原理，光速极限原理等等，统统被大爆炸理论家们斥之为“常识”，“狗都明白的事情”，宣称在宇宙大爆炸时，这些经典定律，逻辑常理是不适用的。总之，无论是理论还是实践，都是顺我者昌，逆我者亡。被否定的不仅仅是经过了无数次科学和工程实践检验过的经典物理理论，也包括尚未完全被实践证实但作为大爆炸理论基础的“经典”相对论。

如果说，重中微子实验，暗物质测量，质子寿命测量等等实验，至少还可以拐弯抹角地和大爆炸理论中的某些物理量扯上间接关系，那么大爆炸营垒里有些惊天动地的理论，跟现实世界已经扯不上任何关系，给不出任何可供实验检验的物理量：霍金的量子泡沫理论，宣称从我们宇宙中的每一个立方厘米的空间中每秒钟要爆炸出十的一百四十三次方个宇宙。你的眼珠子里无时无刻不在以这种速度炸出宇宙，却看不见，感觉不到疼痛，只有霍金可以算出来。他看穿了人们害怕被骂成狗和外行的心理弱点，玩物理学界于鼓掌之上，嘲弄他们有眼无珠。古斯的膨胀理论，要求宇宙的爆炸速度超过光速二十几个数量级。这样的理论挖掉了自己的理论墙脚—相对论，却还要说是“基础理论研究”。你把自己的基础都挖掉了，还能做别人的基础？超对称理论乱点鸳鸯谱，给每一个基本粒子配上一个配偶，一个晚上就把基本粒子数目翻了一番，并带来120个可供理论家随意调遣的自由参数。基本粒子物理学家里奇特说这是神学。超弦理论说大爆炸时的宇宙空间高达26维。对此，连上述“大统一理论”的主要建筑师之一格拉肖也说：“超弦理论将演变出一些只有在未来的神学院里的神学家们导演的活动。自黑暗的中世纪以来，我们第一次看到崇高的科学研究最终的结局竟然是再次以信仰取代科学。”如果在政治哲学上抛弃“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把毛泽东思想当作检验一切社会实践的标准，必然导致十年浩劫，那么在自然哲学上抛弃“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把某种先验的理论（比如协变性和对称性，方程式的数学美之类）当作检验科学实践的标准，就必然使科学最终坠入神学和玄学。要避免让科学坠入神学，只有坚持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这一科学原则。你说空间是26维的，那就从高维空间搞一点科研经费。我们上交的税金可都是三维的。

检验皇帝新衣真伪的唯一标准，是看它能不能遮住陛下的裤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