把脉2010年代大势:官民互动协商将开创社会管理新格局

      随着2010年的启步，中国进入了21世纪“10年代”。新世纪首个十年，中国经济高速发展，社会结构发生了深刻变动，利益多元化趋势加剧，给社会管理带来了新的挑战。面对国情、社情的新变化，如何加强管理创新、保持社会稳定发展是“10年代”中国解答的紧迫命题。专家表示，“10年代”的中国社会管理将呈现出官民互动、协商的新态势，加强公众的参与将是未来创新重点。

“10年代”社会发展分析：维稳形势不会宽松

    中国社会的稳定之源：“预期性”社会稳定因素的成长

    2009年，中国成功抵御住了因国际金融危机带来的巨大社会风险和矛盾，体现出中国社会成熟度和抗风险能力的提高。探求风雨之中我国社会的稳定之源，可以发现一种“预期性”社会稳定因素在其中扮演了重要的角色，它具体表现为因对国家和个人未来发展的正向预期，而愿意承担暂时的个人利益损失，自觉维护社会稳定。

    “体制性思考”特征显现

    如果说，21世纪头十年，群体性事件的目标相对局限、起落分明——被侵权群众以聚集形成压力、要求解决问题，或者心有积怨者借机起哄发泄不满，被侵权者权益在政府干预下得到维护、满意而去，起哄泄愤者自然偃旗息鼓；进入“10年代”，社会矛盾呈现明显的“体制性思考”特征，即使事件平息，对于政府的行政体制、公共管理方式的思考与争议仍余音缭绕，而由此引发的参与政治、民主管理的热情，日渐高涨。

    如果说，21世纪头十年，社会矛盾还是以偶发、个案事件为主；进入“10年代”，社会矛盾呈现明显的“复制”特征，同类人群同类事件在各地产生连锁反应、不断复制。这种复制特征，在头十年已有萌芽，典型案例就是厦门“散步”事件。

    现在，一些社会冲突在发生的时候，当事一方就主动联系有类似情形的地区，发起抗议，以增加压力。如广州番禺垃圾焚烧发电厂事件之后，业主们发动广州其他焚烧发电厂周边居民，对已建成的焚烧发电厂也展开抗议活动。

    如果说，新世纪之初“非典”早期的社会恐慌源于政府“失语”，那么进入“10年代”，导致社会矛盾久拖难解的一个重要因素则是权威失信——政府官员说的，受到质疑；专家学者说的，受到质疑。

    当前，要求“第三方介入”是最时髦的口号。殊不知，“第三方”也不是神。当“第三方”说的不合自己的心意时，照样受到质疑。由于社会冲突的一方是“强势群体”，他们对自己的判断力十分自信，因此更不容易被说服。

    由于近年来腐败问题未能根治，官员利用公共事业牟利的案件时有发生，公众对于“利益关系”异常敏感，只要被怀疑有利益关联，再有道理也不愿意听。而网络、手机短信流行的似是而非的“科学知识”，因其“没有利益关系”，反而得到许多人坚信。

    因此，质疑往往直冲发言者的“动机”——为利益群体谋利。甚至一些向来以敢于为民请命著称的知名人物，当他的发言不合自己的心意时，公众照样对其动机大加质疑。一些人当中悄然流行“愤青思维”——轻信政府是一件很可笑的事情。

    比如在广州市番禺区会江垃圾焚烧厂事件中，为了取得居民理解，区、市两级政府先后召开媒体通报会，反复解释焚烧无毒，承诺环评不通过决不动工，但都不能消除所在地居民的疑虑。

    一些居民始终坚持认为：政府请的专家替政府说话，环评不可信。甚至连焚烧发电“是不是世界流行的垃圾处理办法”、“是不是国家政策”这样的知识性问题，在资讯极度发达的今天，弄清真相本不困难，但争执多时，官民双方始终无法达成共识。

    政府说“我们的焚烧厂设备由世界最先进的某某企业制造”，居民就说“那是因为发达国家都已禁止焚烧发电、外国企业向中国倾销淘汰设备挖最后一桶金”。在这样的话语环境之下，对话的结果可想而知。

 转变“单程民主”

    谁决策谁负责。分散风险必然要分散权力。民主决策成为共同的选择。

    2009年10月，广州市人大常委会审议通过新修订的《广州市人大常委会讨论决定重大事项办法》，明确列举15类重大事项必须经人大常委会审议决定，20类重大事项必须向人大常委会报告。

    此前，广州市委出台了有关重大决策的政治协商规程，广州市政府发布《广州市政府重大行政决策程序规定》（草案）征求社会意见，在城市改建、环保、医疗卫生、社会福利、物价、公共交通、房地产开发等17个方面，对政策出台前的公众参与及听证会安排均有细致设计并要求定期评估实施中的政策。

    这一系列行动，表明党委、人大、政府共同意识到加快推进民主政治建设的紧迫性。而网络民意、网上议政，也成为“10年代”热词。

    但是，完善民主决策的方式和途径依然有漫长的路要走。如《广州市政府重大行政决策程序规定》征求意见稿规定，政府重大行政决策须通过座谈会、公共媒体征求公众意见，并组织专业论证会及听证会。

    这种传统的“听取公众意见”的方式，本身就备受质疑。找几个人开个座谈会，就算征求公众意见；把方案往报纸、网络上一贴，公众究竟提了什么意见、这些意见是否被采纳，不采纳的原因是什么，没有了下文；这样的“座谈会民主”、有公示无回应的“单程民主”，对于解决当前的社会矛盾，显然是苍白的。

    近年来，令“专家论证”、“听证会”金字招牌蒙羞的事件不断发生。如广东省兴宁矿难发生的时候，“论证”该矿可以安全开采的专家刚刚离开矿山，正在前往机场回家的路上。再如价格听证会逢听必涨——在广州，有的听证会报名参会的市民都寥寥无几。

    另一方面，随着利益多元化，宏观重大事项的民主决策，并不能解决微观具体个人或小集体利益受损的问题。比如，修立交桥、高速公路、垃圾处理厂、殡仪馆，不管取哪种决策程序，都能获得绝大多数人赞成，但这并不能解决周边居民的抵制。按照一般规律，政府一个公共决策出台，受益者、无关痛痒者默不作声，而受损者则叫苦连天。即使受损者只是极个别，极高分贝的反对之声也会绕梁三匝。对此，政府还需要学会辨别，权衡大小，学会在质疑和抗议声中开展工作。

     作者：钟玉明 新华社广东分社副总编辑，长期从事社会问题报道并专长调研，尤见长于通过对新闻事件的综合分析，揭示社会问题发生、发展、演变的规律，提出事关国计民生的重要见解、警示，并用小说般生动简明的语言加以阐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