法学专家访谈---王军教授专访

记者（以下简称记）：我们知道，王院长是改革开放后的第一批大学生，当时您的专业是历史学。那么请问是什么机会让您走上了法学的道路，又是如何对法律研究产生了兴趣呢？

王军教授（以下简称王）：我觉得人们感兴趣的事情可能会很多，这是可以培养的。至于说最终做了什么工作，往往不是由自己决定的。我当时高考是在1977年，下乡回来以后，考取了北京师范大学。考文科，是不得已；选择历史，也是一个偶然。在师范院校读书，接下来的道路顺理成章应该是成为一名中学教师——我周围的同学在毕业后大多也确实去了中学教书。但当时我总是觉得，我好像不太适合当中学老师。当然了，那时还纯粹只是一种感觉，并不明白其中的原因。到大学三年级的时候，我偶然听说政法大学的法学研究生开始招收非法学本科的学生，我觉得这对我是一个不错的机会，应当抓住，所以就去考了。当时考的专业是法制史，自然也是因为原来学历史，所以可能会容易接受。那时候就想过搞国际法，当然也是一个朦胧的想法。毕业找工作的时候，觉得还是要做一些与国际有关的工作，听说对外经济贸易大学有一个机会，自己本身也想过要当老师，于是就决定试一试。那时候是1986年，我们法学院还叫做“国际经济法系”，冯大同是系主任，我们谈的非常融洽，于是就来到这儿了。

现在回头看来，走上法学道路是各种因素主导，不是单靠自己决定的。但是有一条始终不变，就是非常努力地想让自己的道路更宽一些，做国际方面的，机会更多一些；搞法律这个新专业，也更具有挑战性，就是这样。

记：您觉得前期的经历对您以后的法律研究工作有哪些方面的帮助呢？

王：从方法上说可以说有两种影响：

第一，我曾经下乡八年，读马列非常锻炼人的抽象思维。后来我的逻辑思维能力比较强，很大程度上和我下乡时候这一段经历是有关的。比如唯物主义和经验批判主义等等，这在当时肯定是不能完全读懂的。但是就是这种锻炼，对后来读很抽象的东西，确实打下一定的基础。

第二个是历史的方法。改革开放的初期，我们国家历史学界的人才很多，可能比法学界还要多。相比较起来，历史的研究生更难考；而进入法学界，似乎还相对容易。当时在1983年，我考研的时候，法律方面可读的东西非常少。所以，用历史的功力和方法去读法律，可能会觉得相对轻松很多，觉得没有多少东西可读，这样就会把手头的东西掌握得烂熟于胸，所以成绩也就很高。当时我们研究生专业一共十五六个人，我考第二，只比第一名低了一分；第一名是高浣月，现在是政法大学的副校长。总之，借助历史的方法，借助哲学的思维，再以法学的方法相结合，可能会有一些交叉的优势。

记：您刚刚提到的这些研究方法，对您以后的研究、学术产生了哪些影响？在您的学术研究过程中，逐渐形成了您自己的学术风格，您认为最具特色的是什么呢？

王：刚才提到的哲学和历史等等都是一种潜在的方法。如果说从技术层面来看的话，直接对我思考问题有起指导性作用的、最主要的方法，我觉得应该算是比较研究的方法：在研究特定问题的时候，要研究一下其它国家的实践经验，然后结合研究中国国情，最后得出结论，也就是通常说的“从外到内”。虽然有些人不同意，但我觉得“从外到内”还是一个相对科学的方法，因为这符合思维规律。在制度方面，国外有丰富的经验可以为我们借鉴，他们已经经过一两百年的发展，犯过错误、也走过弯路。而我们现在要做的，应该是充分吸收他们的经验，避免去走他们走过的弯路，这才能最有效地完善我们的社会。

接下来的研究方法：如果你能去研究两个以上的国家，肯定又比只关注某一个国家要好。因为也许很多问题，单从一个国家的架构中并不能找出答案，我们总是从该国制度的自身逻辑中寻找问题和解决方法。当我们看到两个以上的国家，并进行比较分析时，也许就会豁然开朗了。

比较分析的对象越多当然越好，但是成本是很高的。所以如果能看到四个或五个国家，比如英、美、法、徳、日五国，应该算是比较好的。事实上，现在大陆法系国家的法学家们也是这样做的，找十几个国家的学者，其中既包括英美法国家的、也有大陆法国家的，一起讨论问题得出结论。我们国内现在采取这样的方法，对研究者的水平要求比较高，比如你必须能读懂原文、投入足够多的时间，同时思考的问题也比较复杂。

这让我联想到了一个例子，就是现在社会上经常讨论的“同命不同价”问题：一辆汽车掉到山涧里了，遇难者中既有大学教授，也有农民，为什么教授得到的赔偿比农民多？这个问题在社会上影响很大，也有许多不同的观点。但其实只要比较国内国外，就会发现这其实是一个伪命题，并不是真正存在的。当你研究外国的时候，就会发现，除了美国少数的几个州外，世界上绝大多数国家，对于生命都是不赔的。所以真正的命题就变成了补偿和填补实际损失，恢复到损害前的状态。这样来看，在同一个国家里，一个来自于消费水平比较高的地区的人，他一定时间内的花销比偏远地区居民的花销就要大很多，这样看来，他们所获得的救济其实是一样的。

还是这个例子，通过比较法的方法，我们还可以得到其他启示，比如有的国家，对于这种在特定事故中蒙受损失的群体，给予统一标准的赔偿。我们不能说这种做法不对，因为它体现的是另一种理念，即方便性——我们不必调查你以前的生活标准，只要受到损害，就统一进行赔偿。这种理念避免了程序上的很多麻烦，因此也有一定的道理。

接下来，在面对不同理念相冲突的时候，我们就需要通过实证的方法进行比较，认真分析不同的制度在现实中的处理方法如何，应用成效如何，再结合我们国家的具体国情进行思考，最后得出结论。

记：在您的研究过程中，哪些理论著作或是经典对于您有比较大的影响？

王：这个问题应该从两个角度来说：人们在读书过程中，可能会认同其中的价值观，因此改变以后他分析问题和解决问题的方式；也有可能是从书中获得了很多的知识，而这些知识在日后的人生中对他起了辅助作用。

我认为，读书对人的影响应该是潜移默化的。从知识积累和获得的角度来讲，可能在某一个阶段会比较多。在一个集中的时间里，为了解决一些特定问题，我可能会把我的阅读面限制在一个方面，比如在讲授西方法制史的过程中，我就吸收了很多伯纳德•施瓦茨作品中的精华，我翻译了他《美国法律史》这部书的前五章。

但是随着时间的推移，积累的东西越来越多了，受某一个人或几本书知识的影响就会逐渐淡化，而转向建立自己完整的思维方法体系了。

作为一个法律研究者，他所受到的影响，不应该是局限于本学科的某一个人、某一家理论。在我的阅读过程中，不管是读哪个法学家的文章，在多数情况下，都主要是提取书中的素材，作为自己研究的素材，然后再把这些素材重新组合、讨论分析，得出自己的结论。

记：作为在校学习的法律专业的学生，您认为如何去培养和形成自己的学术观点呢？

王：学术观点可以在一篇文章和一个子课题中形成，也可以从法学角度形成一个总的观点。而后者对于我们在校学生来说，为时尚早，功力还有待提高。为什么学了那么多年还是不行呢？

知识有两种，一种是纯靠记忆的知识，另一种是自我提炼出的知识，也就是将所学知识真正融化在血液中。对于前者，一旦很长时间不用，大部分就都被遗忘掉了，是不扎实的。我们很多同学在毕业以后，进一个外国律所，每天所做的工作面非常窄，他可能很懂得谈判、非常熟悉格式合同的各种条款、有很强的翻译功底和文字水平，但这些都只是手头实务层面的；如果让他脱离了这些，而去代理一个仲裁、接一个刑事辩护，则已经不会了。个中原因就是以前记忆的知识流失了，并且时间越久遗忘的越干净。

而另一种自我提炼的知识，是需要通过自己的思考，编织进逻辑体系中去的。就如同一件毛衣，每一根线都在毛衣当中的不同地方发挥着作用。知识必须是这样才不会被废弃。

如何去锻炼这种自我提炼的能力？这分为被动过程和主动过程。被动过程往往是在实践过程中形成的，比如作为一个教授为了讲好一门课，必须要认真备课、上课，要翻阅大量的资料，在这其中会得到提高，这就是被动过程。而主动过程，就是看你如何设计自己的未来。这两个过程是互动的。对于很多人来说，被动过程比较多，而主动过程则相对较少。我们应当把握住一点，就是你的进取心是可以主动的。我们不知道未来的路将会如何，但只要你的进取心很强，你就一定会比你的同龄人做的更好、做的更高。

记：作为对外经济贸易大学法学院院长，同时也是一位具有20年丰富经验的大学教授，您对当今中国法学教育的模式和方法有哪些看法？

王：不久前在人民大学有一个会议，是国务院学位委员会组织的一个课题，主题就是目前中国法学界教育面临的主要问题，以及如何去调整和发展。在这个会议上我提出了一些看法。

我认为中国法学教育现在面临的最主要问题是，我们始终停留在“低成本教育”：一位教师面对很多学生，备一套教案，授课内容不经常变化、考试按固定模式，学生背下来老师讲的内容，这样从头到尾成本就很低。单向灌输式的讲法，组织不了学生提问题，因为老师还没讲完。等讲完下课的时候，老师又没有时间与学生交流了。这样低成本的结果，是学校用大部分的资金去发展学校硬件设施。低成本教育并不是没有优点：一个老师面对二百甚至更多学生，教育的受众面扩大了，更多人能够走进课堂，也缓冲了就业压力。但是低成本教育的问题更是不容忽视：低成本产生了低水平的成果，这些成果就是学生。低档的产品到了社会上是没有竞争力的，所以直接导致了现在严峻的就业问题。

对于教学问题的改革创新，我们学校也一直在探索，我们认为最实质的特征是互动式和研究型，提高学生的参与程度，发展精品教育、精英教育。我观察全世界几乎所有好的法学院，都开设有研究型课程。如果将它的基本模式总结起来，基本包括：布置材料、学生课前预习、上课完成讨论、学生完成论文、老师修改论文这么五个过程。这样就把老师和学生的关系充分互动起来，这样所培养的学生也是主动思考，具有创造性的。

所以，为了培养精品，我们要增加投入，师生比例要提高，老师要多，学生要少；老师要按照一定个性化的模式去训练学生；对于老师来说，不能再用原来的方法去上课，而是要开辟研究型课程，指导学生参与研究，这就要建立起对课堂内容的实质性监督。

总之，我认为，中国法学教育如果能走上这条道路，才能真正培养出高素质创新型人才。

记：感谢王军院长在百忙之中接受我们的采访，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