减少政治灾难，要靠制度

天有不测风云，人有旦夕祸福。从某种意义上说，人祸比天灾更可怕。因为人祸有人为因素，往往与一些制度有关，能放大灾难。

譬如说，自从盘古开天地，三皇五帝到民国，历朝历代因各种灾荒而饿死的人数加在一起共计2900多万。但是，据辛子陵教授著《红太阳的陨落》一书提供的解密资料，1959-1962年大跃进时期我国饿死的人数就达到了3755.8万人。

过去有人常说，上世纪六十年代初期的大饥荒是三年自然灾害造成的。其实早在1962年初中共中央召开的扩大的中央工作会议（史称七千人大会）上，刘少奇就曾明确指出：饥荒的原因是“三分天灾，七分人祸”。人祸就是在人民公社化运动中，从上到下刮起了一股跑步进入共产主义的“共产风”，大举消灭私有制造成的。

另据北京《方法》杂志1998年10月号所刊《1959—1961年气象水文考》一文，对比考察了1895—1979年的水文气象资料，得出的结论是：与其他任何灾年或是常年比较，1959—1961年三年中华大地风调雨顺，全国旱涝态势相当正常，是百年未遇的好年景。也就是说，连“三分天灾”都不存在的风调雨顺之年却饿死了几千万中华儿女。

当时国防部长彭德怀元帅在中共中央庐山会议上向毛泽东主席递交了一封意见信，对“共产风”等错误政策提出了批评。毛泽东不但听不进不同意见，反而给予残酷的打击，全国上上下下打了300万右倾机会主义分子，“共产风”则变本加厉。这场政治灾难的结果就不仅仅是300万官员家破人亡，而是3000多万人命归黄泉了。它比中国八年抗日战争死亡人数2000万还要多！

如果当时不打击那些持不同意见的官员该多好！请问谁做得到？我倒想说一句：宋朝皇帝就可以做到。

据历史记载，宋朝开国皇帝赵匡胤打下江山之初，就曾为接班的子孙后代立下一条规矩：“不得杀士大夫及上书言事人”。整个宋朝320年，北宋南宋共计18个皇帝，个个都遵守了这一政治制度。这个制度成为秦始皇以来各朝各代绝无仅有的宋朝文明执政的大宪章，使宋朝成为后世景仰的货真价实的人权“桃花源”，没有一个勇敢的大臣做了冤死鬼，也没有一个与皇帝意见不和的公卿在朝堂上受到鞭打和辱骂。

其实宋朝的政治情况还挺复杂，以王安石为代表的改革党和以司马光为代表的保守党反复斗争你上我下轮流执政的格局延续了近百年。两党之间颇有点共和政治的因素，能长期共存、互相竞争、互相监督、互相制约。宋太祖赵匡胤“不杀言者”的祖训造就了一种保护不同意见、保护失败者的开明制度。政治失败者的职务虽然要下降，但脑袋不会搬家，不会被斗倒斗臭，到时候也有可能会在政治上东山再起，重新按照自己的政策主张去执政。

由于宋朝是一个没有文字狱的朝代，当官的不会因为说错话而被下狱乃至株连九族，所以出了很多像包公那样敢作敢为的清官。在“王子犯法与庶民同罪”的法律制度背后，有一个相对宽松的政治制度，所以宋朝的政治灾难才比其他朝代少得多。

看来，中国古代政治制度中也曾出现过一些类似共和、宪政的精华。这些耀眼的精华居然没有被上个世纪的毛泽东吸取，已属可悲、可叹；但愿它不会再被本世纪的中国政治家忽视。

 （本文由曹思源先生惠发，特别感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