改革的历史三峡

近年来，中国群体性事件频发，群众上访愈演愈烈。从具体情况看，导火线主要来自以下几个方面：房屋强拆、土地强征、环境污染、暴力执法、工程质量、严重腐败等等。温州动车追尾事件之所以引发公众如此激愤，当然与长期积累的不满情绪密切相关。全面爆发的食品安全危机，更是将社会信任感逼到了崩溃边缘。

社会矛盾的压力不断积聚，是中共中央提出建设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时代背景。而导致社会矛盾增加的，则是现行经济发展模式。中国现行经济发展模式，最主要特点是“政府主导型市场经济”。早在1993年，中共中央就出台《关于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若干问题的决定》，并通过价格改革、国有企业改革、证券市场、鼓励竞争、引进外资等一系列配套措施，让市场的“无形之手”在资源配置中发挥越来越大的作用。2001年，中国加入世界贸易组织，既是对中国市场导向改革的认可，又是推动市场导向改革的关键动力，即所谓“以开放促改革”。市场导向的改革，一方面提高了资源配置效率，另一方面刺激了企业和个人的创造力与努力程度，是中国经济取得举世瞩目成就的根本性原因。

但“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又与欧美国家市场经济存在很大差异，主要体现在政府的“有形之手”依然对经济运行产生直接和间接的巨大影响。

首先，虽然央企数量从2003年初的196户减少到2010年6月底的125户，但这些央企依然掌握了巨大的经济和金融资源。2010年，仅中石油、中石化两家公司的利润就超过了民企500强利润之和。他们的巨额利润主要来自垄断地位，不仅损害了市场竞争效率，也让消费者不得不承受高油价的痛苦。在垄断地位的屏障下，央企内部也难免腐败、浪费丛生。中石化广东分公司一次性购买近82万元的茅台酒、中石化156万元的天价吊灯、中石化原董事长陈同海日均挥霍4万元，绝非偶然，而且所暴露的也不过是冰山一角。虽然2008年中国就颁布了《反垄断法》，却无奈法不及“共和国长子”，这是非常遗憾的。

其次，政府掌握了巨大的土地资源。在城市化进程加快、居民理财意识觉醒、国人买房结婚习俗等多重因素冲击下，房地产价格一路飙升，地方政府成为房地产大牛市的最大赢家。根据易居中国2009年的调查，北京、上海、广州、深圳、南京、重庆等国内十大楼市典型城市的地价占房价平均比重为25.7%。目前，一些城市的土地出让收入已经占到财政收入一半左右，土地财政尾大不掉。

再次，近年来，财政收入保持了GDP增速2－3倍的增速，但政府获得的巨大经济资源并未用之于民（医疗、教育、社会保障、减税等），而是耗费在层出不穷的大型项目上。从高铁的衔枚挤进，到保障房大跃进，再到轰轰烈烈的城市改造、奥运会、世博会、亚运会、大运会、世园会，整个国家变成了巨大的工地。大型工程项目之于官员，不仅可以提升城市形象，创造所谓政绩，更是腐败的温床。许宗衡、刘志军、许迈永、姜人杰的落马，无不牵涉大型项目。河南省交通厅连续四任厅长“前腐后继”，更是让人叹息体制的悲剧。工程腐败的结果，必然导致项目质量隐患。杭州和温州的桥梁垮塌、海南和郑州等地的保障房质量问题、高铁和动车事故，都是向我们发出的警告。从经济学角度看，政府过度投资，不仅降低经济效率，也对民间投资产生了很大的“挤出效应”，导致民企的生存空间不断被挤压。

第四，利率、汇率等关键金融价格尚未市场化，IPO审批制依旧。由于长期的利率管制，实际利率经常为负，导致居民资产不断被通胀侵蚀。银行体系则长期躺在全球最高的利差上面赚钱。由于利率杠杆的不灵敏，政府频繁调整存款准备金率，导致银行可贷资金紧张，信贷资金成为“短缺商品”，再度出现优先照顾国企的局面，一些民企甚至被迫去以极高的利率去地下钱庄融资。汇率价格失衡，导致积累3万亿美元之多的惊人外汇储备，导致国内货币投放失控、出口型企业成本扭曲。IPO审批制，导致证券市场成为权贵寻租的理想场所，仅仅一年多的时间，创业板就已经从理想的天空跌落下来：审批制怎么可能审批得出有希望的创业板？

最后，正如吴敬琏教授所告诫的：好的市场经济一定是法治的市场经济。现阶段，由于司法独立性的缺失，选择性执法和弹性执法层出不穷，市场经济的合理竞争规则得不到尊重。国家虽有详尽的法规，却难以阻挡环境污染愈演愈烈，食品安全危机遍地开花。结果导致“劣币驱逐良币”的局面：不造假、不寻租，就难以生存。

“政府主导型市场经济”，已经走到了尽头。转变经济发展方式，被列为“十二五”规划的主线。

但是，知易行难。下一步改革的实质就在于让政府的“有形之手”逐步退出市场，这势必受到既得利益者的极大阻挠。

既得利益者的身影处处可见：由国务院责成卫生部牵头五个部门、三个以上协会和70多位专家制订的国家食品安全标准，6月1日起实施，却成众矢之的，广州市奶业协会理事长王丁棉和国内最大巴氏奶生产企业光明乳业总裁郭本恒炮轰其“倒退25年”、“全球最差”、“垃圾生产出来的就是垃圾”，“雷人”的乳业标准，再次证明中国政策被利益集团绑架程度之深；早就应该放弃的IPO审批制，继续为权力寻租提供理想场所；非公经济36条、新36条出台后，对民企的制度歧视有增无减；早应市场化的利率水平，却依旧成为保护银行既得利益的工具，任凭公众财富为通胀侵蚀；发改委，如今只管发展不问改革；审计署对各部委、央企的审计年年揭黑幕，但年年岁岁花相似……

下一步的改革，其核心症结在于政府体制改革，减少政府对经济活动的干预，减少政府的审批权，减少政府所掌控的经济资源，实现从国富到民富的转变。

显然，政府体制改革唯有依赖自上而下的推动。但是这一改革，将受制于一系列悖论。首先，要政府放弃手中过大的权力，改革会触动大量既得利益，也包括改革者自身的利益，就像高西庆先生说的那样“无疑需要灵魂深处的革命”。其次，对改革者而言，改革的成本在当期（比如经济增速可能下降），收益却主要在远期，这又势必要求执政者具有超越政治周期的远见。再次，集体行动的悖论。即使每个人都希望改革，但每个人却可能又希望别人承担改革的风险，这种集体行动的“搭便车”（free ride）现象，也让改革愿望很难转化为改革行动。

庞大的中国经济，正艰难行进于改革的历史三峡。要顺利通过这一历史关口，唯有果断推进政府体制改革。推动改革的，可以是执政者的远见和勇气，也可以是不断积累的社会矛盾和压力。但后一种力量更具有破坏性和不可预测性。否则，中国改革开放30年的成果就有可能被腐败、收入分配失衡、环境污染、食品危机、工程质量、征地与强拆等引发的群体性事件所葬送。

（注：本文仅代表作者本人观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