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权力交接之时

权力交接时刻，对国家而言，就好像是午夜时分最危险的时刻。在这一时刻，现任者让位给继任者，经验被不确定感取代。为保持稳定，旧时国家会强调迅速完成交接：“旧王已逝；新王万岁！”在现代民主国家，为了获得大众授权的合法性，不得不减慢交接速度。然而在今日中国，交接速度虽然缓慢，合法性却没有增加，因为中国已经没有一套被广泛接受的遴选继任者的程序。

在毛泽东时代，他可以依据自己的心愿选择或者罢免接班人。曾在党内第二的位置坐了20年的刘少奇，最终在1966年遭清洗。五年后，毛泽东钦定的继任者林彪元帅在追捕下逃出中国，因飞机坠毁死于蒙古。接着，年轻的上海造反派王洪文被直升机接到北京接替林彪，不过毛泽东很快发现他无法胜任。

最终，毛泽东选择了不起眼的华国锋，而华国锋也成功继任。然而华国锋宣誓效忠于他导师的灾难性的文化大革命政策，五年后，邓小平剥夺了他的所有职位。

作为一个“至高无上的领导人”，邓小平引入了制度创新：取消了终身制，设定了70岁的退休年龄；领导干部两届任期之后要么升职，要么卸任。然而他并未把“继任程序”制度化。和毛泽东一样，他更相信自己的判断；也和毛泽东一样，他发现自己的选择并不总是对的。1987年，胡耀邦被罢免总书记职务，原因是他放任自由化的意识形态氛围，而这种氛围鼓励了学生示威运动。1989年，赵紫阳由于天安门事件也遭遇了同样的命运

经历了这些挫败之后，邓小平似乎不得不允许他那些年近八旬的资深同僚们（所谓的“八大元老”）帮忙选择赵紫阳的继任者。江泽民并不是邓小平的第一选择，不过邓小平还是同意赋予江泽民第三代领导集体“核心”的地位。这一“加冕”做法在1997年起到了关键作用。当时江泽民的一位高级同僚反对已年满71岁的江泽民继任总书记，硕果仅存的“八大元老”之一薄一波出面干预。薄一波表示，江泽民不应该退休，因为邓小平已宣布他是这代领导集体的“核心”，于是江泽民得以连任至2002年。

据报道，当时江泽民特别想效仿毛泽东和邓小平，为自己指定一位接班人。与他们两人不同，江泽民并没有能够确保自己历史地位的革命资历，所以他需要一位追随者来维护自己的政治遗产。但邓小平已经“钦点”曾任团中央书记处第一书记的胡锦涛为中共第四代领导人。1992年，胡锦涛升任中央政治局常委，几乎肯定将在日后接替江泽民担任中共中央总书记和国家主席。

以江泽民的威信，他尚不足以推翻邓小平的决定，于是他想方设法把自己上海派别的成员安排进中央政治局常委会。

胡锦涛与江泽民的不同在于，他不必为在他卸任前数年就已指定好的接班人担心，但他的威信也也不足让他可以指定自己的接班人。外界普遍认为，如果有权选择接班人，他肯定会选同为“团派”的李克强。但实际上，李克强将成为下一届中国国务院总理，而中共中央总书记这一党内最高职位将由习近平出任。

江泽民不是“元老”，但据信他在安排习近平接班和确定新一届中央政治局常委的人选方面，发挥了关键作用。

近平属于“太子党”。他父亲是一位“老革命”，后来又在毛泽东和邓小平时代担任高级领导职务。江泽民等退位的中共元老们显然更倾向于太子党，因为维持现行制度也符合太子党的利益。习近平出任中共最高领导人是派系斗争和妥协的结果，因此他个人几乎没有什么权力基础。几乎可以肯定，这正是胡锦涛及其同僚今年突然发难，扳倒另一位颇有人气的太子党、前重庆市委书记薄熙来的原因之一。如果薄熙来进入中央政治局常委会，肯定会对习近平构成真实威胁。

即便已经清理了薄熙来，政治常委会内部的派系斗争仍可能威胁到习近平的政策和地位。中国面临巨大难题，要解决它们，可能在诸多方面引发分歧。这些难题包括：由上至下的严重腐败；地方官员巧取豪夺引起的广泛抵触；环境退化；巨大的收入差距；以及资本外逃。如果习近平想做一位“密室改革家”，那么他的回旋余地非常小。中共的8300万名党员不会希望看见一场可能危及自身权力和“小金库”的激进改革。

毛泽东领导了中国革命的胜利，这为他施行转型政策提供了合法性 ；邓小平经历了“文化大革命”的创伤，这为他启动改革和对外开放政策提供了合法性。之后，苏联垮台成了中共的梦魇。米哈伊尔•戈尔巴乔夫(Mikhail Gorbachev)的初衷是改革共产党政权，结果却摧毁了这一政权。没有一位中国领导人能预测到，什么样的一场改革可能导致中共政权的终结，因此他们的倾向就是把步子迈得尽量小一些。除非发生一场全国性的大灾难，习近平大概也只能混过自己的任期。

本文作者罗德里克•麦克法夸尔为哈佛大学(Harvard)政府系教授，是公认的最权威的中国文革史专家之一，代表作为三卷本《文化大革命的起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