眼下，中国已经迎来了第四次历史转折点。一方面，过去十年中国经济“超高速增长”，GDP跃居世界第二；但另一方面，经济和社会矛盾也迅速积累，“几乎到了临界点”。
经济和社会矛盾的积累，主要源于两个因素。一是粗放式的经济发展模式。过去十年的快速发展，很大程度上是因为中国崛起为世界第一制造业大国。但必须看到，中国制造业的主要竞争优势来源于低成本，而这种低成本又主要得益于生产要素价格的扭曲，例如对环境污染的漠视、劳动者权益保护的不足、利率管制导致的资本成本低估等等。二是市场化改革的不到位。在推进市场经济体制建设的同时，政府依然保留了过多经济资源的支配权（如国企、土地出让金等）和行政审批权（如发改委、证监会的IPO审批制等）。最初，这种“政治经济一体化”的模式有效地推动了经济的腾飞。但随着时间的推移，官员们发现这种模式是寻租的理想路径。于是，在利益的裹挟之下，政府对微观经济活动的干预不断加深，甚至出现了“地方政府公司化”、“国进民退”等令人忧虑的现象。
当下的经济与社会矛盾突出表现在四个方面：第一、环境污染成本巨大。世界银行2007年发布《中国的水和空气污染成本》报告指出，水与空气污染成本高达GDP的5.8%。从大连到什邡、启东、宁波，与此相关的群体性事件此起彼伏。第二、腐败现象难以遏制。根据王小鲁的研究，2008年中国灰色收入高达5.4万亿，为当年GDP的17％。这也在“房叔”、“表哥”等落马官员惊人的财产和房产数量上得到了感性的验证。第三、收入分配差距过大，引发仇富情绪。中国基尼系数不仅超过了0.45的国际警戒线，也超过了以贫富悬殊著称的美国。同时，大量企业家把寻租作为致富的“快捷键”，更诱发了普遍的仇富心态。第四、法治的边缘化。由于地方政府过度追求GDP的倾向，法治屡屡给经济发展让路。结果带来了执法的虚化，甚至引发了食品安全危机和环境污染危机。由于司法独立性受到行政力量强烈干扰，公众对司法体系信任度急剧下降，出现了大量上访事件和群体性事件。
薄熙来主导的“唱红打黑”虽然收场，但也警示人们，必须关注社会矛盾长期积累的危险性。如果不能通过体制改革及时疏导和缓和社会矛盾，民众的不满情绪就有可能转化成破坏性力量。
10月16日的《求是》文章也三次引用邓小平在中国改革开放关键时期的讲话：“一个党，一个国家，一个民族，如果一切从本本出发，思想僵化，迷信盛行，那它就不能前进，它的生机就停止了，就要亡党亡国”；“不坚持社会主义，不改革开放，不发展经济，不改善人民生活，只能是死路一条”；“如果现在再不实行改革，我们的现代化事业和社会主义事业就会被葬送”。
可以说，中国经济当下已迎来第四次历史转折点。与前三次历史转折点相比，当下的挑战更为严峻：1978年改革可谓人心所向，几乎没有阻力，属于“人人受益、无人受损”的帕雷托改进；1992年确立市场经济体制，主要障碍来自意识形态领域，靠邓小平的远见和个人魅力一举攻克；90年代的全面改革和入世，是包括银行在内的国企全面亏损压力之下的背水一战。相比之下，眼下的中国经济，一方面国企和政府部门财务状况良好，缺乏推进改革的“体制内动力”；另一方面，过去十年庞大的利益集团迅速崛起，成为进一步改革的最大阻力。对此，决策者须有清醒认知。
重启改革议程，进行清晰的“顶层设计”，按照市场经济原则界定政府和企业的边界，建设“法治的市场经济”，不仅顺乎民意，更关系到中国下一个十年的经济发展与社会稳定。诚然，改革会遭遇既得利益的阻挠，也会存在风险。但我们已没有其他选择项。期待“十八大”成为中国顺利渡过改革“深水区”，开启第四次历史转折点的契机，为实现新一轮经济增长打开体制的空间。
（注：本文仅代表作者本人观点。本文编辑刘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