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债奴”一代?
走出大学校门几年后,Jack Dai认为,作为一名中国年轻男士,自己已满足成功的三个标志:有一份政府工作,一套公寓房,还娶了妻。但他没有考虑另一个表面看来并不明显的因素,这个因素很快成为了阻碍他过上自己心目中美好生活的拦路虎。
为了购买上海的那套房子,30岁的Jack Dai背上了巨额的按揭贷款。现在,他每个月要拿出月薪的一半,用来还月供。另外,他还有其他几项中国中产阶级的典型开销:出国游、逛街、看电影和下馆子。
Jack Dai陷入了债务的包围圈。他叹了一口气:“大约每隔两个月,我就没法按时全额偿还信用卡欠款。一分钱都存不下。”
这名年轻专业人士的这种经历在西方很难算罕见,但却完全背离了中国的传统生活方式。Jack Dai的父母那一代人以强大的存钱能力而闻名。毛泽东时代缺衣少食的儿时记忆,让他们养成了将大部分收入存起来的习惯,即便中国经济自上世纪80年代开始迅速增长,他们的财富也随之不断增加,这种习惯依然不变。
但在过去10年里参加工作的中国年轻城市人成长于丰衣足食的年代,他们对于存钱和花钱的看法与父辈相差甚远。他们愿意借钱先花,花完再去操心如何偿还。这种态度已开始赋予中国的债务状况一些新的特征。
在政府债务、企业债务和家庭债务这3种债务中,最后一种在中国几乎被视为零风险。根据苏格兰皇家银行(RBS)的数据,中国家庭债务现在约为15万亿元人民币(合2.5万亿美元),相当于中国国内生产总值(GDP)的三分之一。中国家庭债务总额大约为政府债务的一半,企业债务的四分之一。
然而,这一概况忽视了各种正在发生的巨大变化。过去5年中,家庭债务存量增长了2倍。根据彼得森国际经济研究所(Peterson Institute for International Economics)的数据,家庭平均债务额占家庭可支配收入的比例已从2008年的30%升至2011年底的50%。中国的个人债务水平与个人债务与收入之比超过100%的欧美还有很大差距,但很多中国家庭正在迅速地弥补这一差距。
“我认为,如果你能获得贷款,那么你就应该申请贷款。”29岁的上海港船舶检查员Ray Chang表示,“因为有通胀,钱在变得越来越不值钱,因此现在消费以后偿还是明智的做法。”
在周日下午英语课(课程费用由信用卡支付)课间休息时,Ray Chang拿着一杯摩卡奇诺咖啡喜洋洋地说,自己的财务状况肯定在控制之中。他只有一次未能按时偿还信用卡欠款,那是那次在香港大购物后。当时他花1.5万元人民币(合2450美元,超过了他一个月的工资)购买了一只浪琴(Longines)手表。他说:“男人需要一块好表。”
迄今为止,中国年轻人最大的开支是买房,很多人把拥有自己的住房视为结婚的前提条件。根据西南财经大学(Southwestern University of Finance and Economics)的一项调查,近90%的中国人拥有自己的房产,远远超过全球63%的平均水平。
中国政府一直有严格的规定来限制房贷规模。购房者要获得抵押贷款,必须首先以现款支付至少30%的首付。因此,中国目前面临的房贷风险远远低于次贷危机前的美国,当时美国零首付房贷相当普遍。
但中国新一代专业人士很少能自己拿出这么大一笔钱。与很多同龄人一样,Jack Dai和Ray Chang都要靠父母支持才能付掉首付。
除了交首付或者购置其他商品时向父辈求助,中国人如今有越来越多的借款选择。银行正进入消费者融资领域;小额贷款公司已兴起;在线人人贷公司也在蓬勃发展。中国央行表示,目前小贷行业的贷款余额已突破7000亿元人民币,是2009年末的10倍。
监管机构迄今一直对这些新型贷款平台的发展采取宽容、甚至鼓励的态度。监管机构希望,消费信贷的迅速增长将帮助中国经济摆脱对投资的依赖,并促使消费在推动增长中发挥更大作用。
去年创建了盼贷网(Pandai)的霍中皓(Roger Ying)表示:“这一领域就像一片西部蛮荒地带。”该网站是2007年以来上线的200多家人人贷网站之一。在这些网站的帮助下,那些有空余资金的人可以把钱贷给那些需要资金的人,不管是用于购买电脑或汽车,还是仅用于增加资本金。“消费者融资可能会出现泡沫。人们正无所顾忌的贷款。”
在小贷行业,年化贷款利率平均约为15%,是银行基准贷款利率的两倍多。毕业于斯坦福大学(Stanford)的霍中皓开发了一个系统,对每项交易收取一小笔费用,用于创建一只保险基金,以防某个借款者无法偿还一笔贷款。尽管中国小额贷款机构的违约率较低,仅占贷款总规模的1%左右,但违约率已开始攀升。
违约纠纷可能最终会走上法庭,但中国法律体系很难执行法庭判决。因此对于执行起来特别难的案子,一些贷款者会求助于王泰夫(音译)经营的那种讨债公司。该公司原本是上海郊区的一家律师事务所。他过去每天从潜在客户那里接到一、两单咨询,如今最多的时候一天能接到五、六单。
拥有法学学位、戴着无框眼镜、身穿短袖衬衫的王泰夫,看上去不像是打手。他只是聘用打手。“如果你希望在中国讨债,你就必须强硬。你必须逼迫别人就范。我的专长是在法律范围内讨债。”
王泰夫拒绝透露他的讨债方法,不过他表示,他一般会派4个人讨债。与一些竞争对手不同,他不会把欠债者塞进货车,把他们拉到乡下,用冷水浇他们。
万幸的是,没有多少中国人会遇到讨债公司来敲门这种事情。但很多人现在面临一个同样不熟悉(不过略微不那么伤脑筋)的挑战:经济增长放缓。
上海的公务员Jack Dai和上海港船舶检察员Ray Chang都一度认为,随着薪资的稳步增长,情况可能只会变得越来越好。但政府没有给Jack Dai涨工资,同时,Ray Chang的公司今年则给他降薪了。在中国,白领员工目前的收入增长速度已降至此次全球金融危机以来的最低点。
Jack Dai应对这种情况的办法是,他在上月辞去了政府的那份工作,放弃了稳定的公务员职业,进入了一家保险公司。尽管未来变得更不确定,但他可能会赚到更多的钱。
Ray Chang没有换工作。事实上,他仍镇定自若地保持着乐观。他目前的那套公寓房已升值,他正考虑换一套更大的房子。他自己的积蓄将再次不够付首付,甚至加上他父母的积蓄也不够。但他想到了另一种解决办法。
“我们可以用我父母的房子作为抵押,申请贷款。”
译者/梁艳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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