伦理操守至关重要

中国新闻界陷入严重分裂。

《新快报》记者陈永洲被长沙警方跨省拘留，《新快报》反应强烈，全国媒体人声援，瞬间似乎形成了一个职业共同体。然而，不几天，媒体就公布了陈永洲受他人指使，进行虚假报道并接受酬劳之事。那个刚刚形成的媒体人职业共同体顷刻瓦解，大多数媒体人无语。著名媒体人胡舒立发表评论《新闻寻租不可恕》，严厉批评广泛存在于媒体领域的寻租现象。此论引发轩然大波，有媒体人认为，在这个时机发表这样的言论是不妥当的。

当媒体人正在争论不休时，隐忍已久的农夫山泉于提起诉讼之同时，向有关行政机关举报《京华时报》大规模歪曲报道该公司之事。夏天，这两个冤家曾闹出风波，当时，媒体人也普遍不满于《京华时报》滥用媒体报道权，持续28天，以连续67个版面、76篇报道攻击农夫山泉。此番当农夫山泉回击该报，媒体人只有沉默。

是的，该沉默了，该沉默下来思考一下，在这样一个大转型的不确定时代，是不是一个人不管做什么都可以推卸掉个体的责任？

这是一个大转型时代，意思是说，旧的规范失灵了，新的规范尚未建立起来。更为重要的是，人们普遍丧失对规范的敬畏感，而完全按照自己的欲望行动。于是，行为普遍示范。

比如，中国企业家经常活动在灰色空间。很多企业家，在准备做一件事情前，近乎本能地想到贿赂官员。王石说，他从来不行贿，所有人都不相信，并且谩骂，认为他装，或者坏了江湖的规矩。

媒体也普遍存在“寻租”现象。有的媒体自觉充当企业的公关工具，在利益输送链条中分一杯羹。有的媒体及其记者则以批评性负面报道为杠杆，敲诈企业，以换取广告或者记者个人灰色收入。尤其是一些财经媒体和专业媒体，这方面的收入占到其相当部分。

发生这样的事情，也许并不让惊讶，奇怪的是拥有发言权的诸多知识分子对待这种现象的态度。他们是制度决定论者，迷信制度是包治百病的灵丹妙药。这个时代的全部问题皆源于制度不够健全。制度不健全，人就不可能有道德。他们经常引用、自以为深刻的一句话是：有自由，才有道德。而他们普遍相信，当下中国的制度存在严重问题，那么，人们的所有不道德行为、违反伦理和法律的行为，都有其制度根源，因而也都可以谅解。他们甚至认为，在这样的制度环境下，不行贿、不贪腐，反而是不合逻辑的。任何人没有任何理由要求生活在这个制度下的人，行为正当。

为陈永洲等人悲愤地辩护的人士，坚持的正是这样的逻辑。也就是说，当社会向下堕落时，社会舆论不仅没有对其施加压力，反而为之张目。媒体当然是塑造这种舆论的主要力量，制度决定论的辩护让这个行业中诸多从业人员与金钱亲密共舞，而没有丝毫愧疚感。结果，这些行业持续堕落，大面积败坏。直到其丑闻现形，被权力清算，沦为笑柄，而没有人乐意为他们发声。

这个悲剧是谁造成的？这个世界上不可能有任何一个时代，达到制度健全的地步，所有社会的制度都有漏洞，都有扭曲之处，尽管程度会有较大差别。也因此，道德、伦理才至关重要。制度与道德、伦理共同构成社会治理的两个工具，两者互补，在不同层面上发挥作用。而相比之下，道德、伦理更为重要。人世总会出现制度严重不健全之时，但在相对成熟的高级文明中，道德、伦理是始终存在的。它在社会最深处对人发挥基础性约束作用。

也就是说，越是在大转型时代，道德、伦理越发重要。它是建立新制度的驱动性力量。儒家清醒地认识到了这一点。因为儒家本来就诞生于大转型时代，孔孟生活在旧的封建秩序崩溃、而新的秩序没有建立的混乱时代，他们相信，惟有依靠人心的力量，依靠人内在之仁，依靠人的道德感，才有可能走出乱局，建立合理的新体制。正是在这样的非常时刻，孔子、孟子洞悉了社会治理之基本原理，此即《大学》所说，“自天子至于庶人，壹是皆以修身为本”。

所谓修身，就是在一个利欲横流的世界中自我约束，就是自身超拔于利欲的恶浪，向上提升。这样的人将成就为君子。就个体生活而言，一个人成为君子，就可以控制生命的风险，避免薛蛮子、陈永洲式悲剧。在一个充满风险的时代，修身是最明智的自保之道。不能自我约束的人，早晚会陷入困境。从制度变革角度看，一个人成为君子，才有可能超越自身利益之盘算，而具有公共精神。当君子数量达到一定规模，这社会就有了建立新秩序之现实力量。

今日中国所最需要的，正是具有道德自觉之君子群体。合理的新制度不可能从天而降，只可能是君子群体一砖一瓦地构建起来。自己屁股不干净的人，是不可能让这个世界变得干净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