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产阶级的身份危机

我有一次在旧金山与几个独立书店店主吃晚饭。当时我问他们，大家都是怎么最终走上自己开书店这条路的？他们回答说，哦，其实有一条固定的职业路线，和神职人员的差不多。

一般是这样的：你在写毕业论文；你开始在一家书店打工赚点钱；你的毕业论文写不出来了；你待在书店里的时间逐渐增加；最后，一天天老去的书店店主强迫你接手了书店。书店店主是一群受过高等教育、患有完成恐惧症的迷途者。

一直如此：每一名中产阶级都有自己的职业身份。我们从事什么职业，决定了我们是谁。我们选择适合自我定义的职业，而这些职业又强化了我们的自我定义。细心的人成为会计，而会计工作又让他们愈发细心。尤其对男性而言，工作总是在一定程度上决定了我们是谁。但这样的时代即将走向终点。随着经济危机的爆发和技术革新的出现（机器人正在接管世界），我们中越来越少的人能够拥有令人满意的工作，或对一种职业“从一而终”。人逐渐不再与其从事的工作划等号。这种情况开始迫使人们寻找新的身份。

多年来，我一直在对职业身份做一点业余的研究。曾有一名律师帮我概括了律师这一职业的本质特征：“一个案件中哪一方碰巧聘用了你，你就得哪一方辩护，因此你必须不讲道德。另外，你还得有说服力。这两样加在一起，就是个标准的神经病。”而曾经当过记者、后来叛逃去了投行的一个人，告诉我他对银行家的看法：“他们是些对钱感兴趣的人，通常是因为小时候家里没什么钱。”

政客通常遭人鄙视，不过就我的经历来说，他们往往友善、合群儿。有一次，不小心闯入一间满是各国左翼政客的屋子时，我注意到了另一件事：他们中几乎所有人都长得不错。政客是这样一群人：自信满满，敢于参与一场事实上的人气竞赛，也无惧于把自己的大幅照片印在海报上。

随着时代的变化，职业身份也在改变。20年前，我刚干记者这一行的时候，记者还是个很悠闲的职业。后来，互联网出现了，做记者需要写个不停，相对而言挣得还越来越少。如今，记者似乎都很勤奋，女性记者似乎也越来越多。（看来将一个职业“女性化”的最快方法是降低这一行的相对薪酬水平。）

在过去，学术界往往能吸引那些喜欢研究各种思想的人。然而由于大的理论门类日渐衰落，以及发论文的无穷压力，如今的学者们往往是那种勤奋的人，愿意献身于细枝末节的专业。（荷兰俚语称这种人为“蚂蚁爱好者”，意思是沉迷于细枝末节的人。）

其他职业则正被毁于科技之手。那天晚上，一位书店店主问我最喜欢哪家书店，我愚蠢地答道：“亚马逊(Amazon)。”她对此的回答是：“啊哦。”如今，新闻业也在被公关业(PR)取代。

这些变革的受害者会丧失他们的职业身份，就如大多数广告文案在约40多岁以后的情况。这时，一个人关于自己是谁的说法突然失去了支撑点。失业者之所以往往不快乐，原因之一就在这里。一个人工作状态的任何突然变化，还会让他的家人和朋友产生疑惑。

其实，中产阶级不过是在经历上世纪70年代工人阶级已经历过的一切。矿工和工厂里的工人从事着艰苦而枯燥的工作，但这些工作能赋予他们一种身份，这在一定程度上恰恰是因为他们从事的工作很艰苦。如今，多数工人阶级从事的工作都需要伺候他人：倒咖啡、开出租车、照看小孩或老人。然而，人很难从服务性工作中建立起身份。在一组《花生漫画》(Peanuts)中，史努比(Snoopy)是一位“世界著名的杂货店收银员”。他总是满怀热情地开始一天的工作，然后很快热情消退、喃喃自语道，“唉，还要上7小时40分钟的班……”或者“做世界著名杂货店收银员好难啊”。

主动选择职业者与其他人之间存在一道阶级的屏障。如今的年轻人大多不主动选择职业。如果他们有工作，那往往是服务性工作。这意味着他们必须在不依靠职业身份的情况下定义自己是谁。许多人通过消费来定义自己：你所用的Mac电脑或你最喜欢的咖啡口味定义了你是谁。而社交媒体则提供了其他自我定义的方法。在推特(Twitter)上，你实际上是在用160个字符书写“自传”，实际上也就是表明自己的身份。年轻人往往只说自己最喜欢哪支运动队或乐队，或写上这样的个性签名：“我原本可以做纯粹的白色垃圾，只是我懒得做。”

对许多这样的人来说，他们的推特账户或Facebook主页就是他们的身份。那是他们向世界展示自己的场所。这些网站能够如此成功，部分原因就是我们其他的身份被弱化了，或如社会学家齐格蒙特•鲍曼(Zygmunt Bauman)所说，变得“流动化”了。人们曾用自己的职业、所属的教会、民族和家庭定义自己是谁。然而，当今时代日益世俗化、工作日益稀缺、全球化日益加深、单身人士越来越多，我们对自己是谁再也不那么确定了。

译者/简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