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当前面临的社会问题

在中共中央政治局的常委们（平均年龄65岁）筹备中共十八届三中全会（中共最重要的盛会之一）之际，有一个议题显然没有引起关注，那就是中国正在迅速“变老”。

年已60岁但精力依然充沛的习近平，即将出席他总书记任内的第三次全会，预计他将在此次会议上为中国制定长远规划。但从整体上来看，中国正快速迈入人生的第六阶段。用莎士比亚(Shakespeare)的话说，人生的第五阶段是“胖胖圆圆的肚子塞满了阉鸡”的阶段。遗憾的是，在大部分中国人还没有变得富足的时候，中国已经在迈入“精瘦的趿着拖鞋的龙钟老叟”的阶段。中国的人均生活水平介于厄瓜多尔与牙买加之间。

再怎么描述中国老龄化速度之快，都很难算是夸张。中国人均寿命已从1949年的35岁升至今天的75岁，翻了一番有余，堪称奇迹。与此同时，生育率却骤降至1.5甚至更低，远低于维持人口稳定所需的2.1。中国社会科学院人口学家蔡昉表示，中国将以史上最快的速度从劳动力过剩变为劳动力短缺。2011年，中国劳动人口首次出现萎缩，比任何人先前的预期都要早出很多年。日本是在1990年前后走到类似的转折点。这对中国来说可是个不祥的征兆，因为日本经济正是在那之后不久陷入了长达二十年的停滞。那时，日本的生活水平已接近美国的90%。以购买力平价来衡量，中国人均收入仍不到美国的20%。蔡教授说：“毫无疑问，中国将会未富先老。”

在《蹒跚的巨人：威胁中国未来的因素》(Stumbling Giant: The Threats to China's Future)一书中，作者谭宝信(Timothy Beardson)指出，人口问题是中国富强之梦的最大阻碍。他列出了“人口定时炸弹”计时器滴答声最响的四个方面。

第一是增长。35年来，中国只通过将劳动力从低生产率的农业岗位转移到较高生产率的工业岗位，就能魔术般地“变”出国内生产总值(GDP)来。这个阶段现在即将结束。“中国奇迹”这首歌有一段六个字的副歌：“只需增加人手”。如今，这个国家将不得不转向一种基于创新的增长模式。

第二是老龄化。到2030年，中国65岁以上人口将增加两倍，达到3亿。目前只有1.5%的老年人由养老院在照顾。但较低的生育率将加重独生子女照顾父辈和祖辈的负担。中国可能不久之后就需要为数千万人提供养老院服务，对一个社会服务欠账太多的国家来说，这可不是件容易事。

第三是性别失衡。由于重男轻女，中国目前的新生儿男女比例大致是6:5。这意味着，二十年后将有数千万男性找不到老婆。他们大多是贫穷和前途渺茫的人，很可能会成为社会不满情绪和犯罪的源泉。

第四是绝对人口。2020年后不久，中国人口很可能会见顶，峰值将在14亿下方。今天，中国人口为美国的四倍。谭宝信预计，到本世纪末，这一比值可能会降到1.9至1.25之间。如果他的看法靠谱，这一变化将对中国经济的相对权重乃至中国投射军事力量的能力产生重大影响。

因此，人口问题将是中共十八届三中全会难以回避的。这次全会的任务是为未来十年制定政策。如果说这次会议有一个压倒一切的主题，那就是为了使经济发展模式实现必要的转变，国家必须弱化其在经济中扮演的角色。几乎没有哪个大型国企有可能提供中国提高生产率所必需的创新。然而，国企的规模非但没有收缩，反而还发展壮大了，国家为维持经济增长而释放的大量资金都注入了国企。

“只需增加人手”已让位于“只需增加资本”。但资本却在流向错误的地方。国企占中国GDP的三分之一，却吸收了约90%的信贷。国有银行很少向小企业发放贷款，而小企业很可能是未来创新的引擎。为了改变银行的习惯，国家需要放弃对利率和放贷的控制——对一个威权体制来说，这可不是件容易事。国家还必须减少对社会的干预。创造性社会与严格的审查制度很难相容。限制农村人口向城市转移的户口制度也加剧了劳动力的短缺。然而，如果取消这种制度，将意味着失去了一种控制社会的手段，并可能因此疏远城市中产阶级，后者并未表现出明显的意愿与农村的同胞分享繁荣的新城市。

老龄化的影响可能被夸大了。印度所谓的人口结构优势，自身也存在严重的问题。

印度政府可能很快就将面对大量受教育程度不高、找不到较高收入工作的愤怒青年。同样，除了在论及国家实力之时，整体GDP数字其实并没有那么重要。在日常生活中，真正重要的是生活水平或人均GDP。

然而，保持个人收入增长就意味着中国工业、金融、社会结构需发生深刻变化。创新是无法靠指令来实现的。这种转型能否由一个一党制国家规划实现、甚至它是否与一个一党制国家相容，将是未来数十年的首要问题。

译者/王慧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