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平观念取决于生存环境

上世纪80年代早期，人类学家希利•卡普兰(Hilly Kaplan)来到巴拉圭，研究一个名为Ache的猎人聚居部落。他发现，若用西方人的标准来衡量这个部落的一个道德准则，那么它看起来好得令人难以置信：Ache的猎人总是慷慨地与他人分享东西，他们会贡献出自己90%的肉食以及采集到的80%食物和水果。Ache部落的人认为，一个猎人如果食用了自己亲手杀死的猎物，会遭到诅咒。

随着时间推移，卡普兰见证了这种分享文化的逐渐消失。由于雨林不断遭到砍伐破坏，Ache部落的人感到狩猎无法再维持生计。他们在土地上扎下了根——确实是如此——开始了农耕生活。而当他们开始务农时，便停止了分享。

这个令人惋惜的故事非常能说明道理。猎人们的收入十分不稳定：他们今天的收获可能大于填饱肚子的需要，但明天可能一无所获。卡普兰发现，Ache部落的猎人打猎回家时，多数情况是两手空空。以这种糟糕的比率推算，一个猎人每年有整整一周可能什么东西都吃不上。

就算是经验丰富的猎人，很大程度上也得看是不是走运——当然，在同一天内，部落里的其他人可能有更好的运气。因此不难理解，为什么会出现分享这种强大的传统。

相反，农民受个体运气的影响较小。坏天气一般也会影响周围的田地，因此通过风险共担取得的收益比较少。而他们反而可能失去很多东西：保险商发明了“道德风险”的概念，用来形容人们因为得知自己上了保险而变得懒散的情况。分享助长了一批不劳而获者的出现。

因此，关于“公平”的观念，也许是我们自身所处的环境决定的。猎人看重分享，农民则看重用辛勤劳作换来的自足。它们都是值得赞赏的美德，在相应的情形中也都是合乎情理的。

为了检验上述观点是否正确，卡普兰与其他研究人员组成了一个团队，其中包括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弗农•L•史密斯(Vernon L Smith)。他们的结论是，分享意味着要面对“在资源可获性方面不同步的差异”——这是研究者的典型说法，说白了就是“你从来不知道谁会是下一个逮到猴子的人。”

梅甘•麦卡德尔(Megan McArdle)在她即将出版的引人入胜的著作《颠覆》(The Up Side of Down)中评论道，现代社会无法决定是要遵循农民的美德，还是猎人的美德。辛勤的工作需要得到回报——这是农民眼中的公平。“我们的命运是连在一起的”则是猎人眼里的公平。

我们多半像农民那样思考问题。政府通过税收进行再分配，但花在修路、警察和军队上的钱不算是再分配。对于我们拥有的猎人美德，英国国民医疗服务体系(National Health Service)很可能是最突出、最受爱戴、资金最充足的体现——毕竟，任何人都可能被突如其来的疾病击倒。不过，仿照Ache部落那样对全体国民执行80%-90%的税率，似乎令人不敢想象。

在现代世界，取得经济成功需要毅力和才干，也需要运气。因此，也难怪我们的道德标准具备农民和猎人的双重特征。

但21世纪的运气还有所不同——它延续的时间比一天要长得多。家庭出身是很重要的，时机也是如此：经济衰退期间的毕业生只能忍受多年收入惨淡的现状，因为他们错过了攀登事业阶梯的绝佳时机。屡败屡战的求职者给他们心中的雇主寄去了上千份简历，结果只是证明，“农民的美德”（拥有高素质或相关商业经验）似乎还没有你的肤色或失业时长重要。

现代经济中运气的重要性，可能推动我们朝着猎人那种“大家公平分享”的美德迈进。但如果幸运的人知道他们能一辈子都幸运，为什么要跟别人分享呢？

译者/沈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