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国的立宪之道

1974年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哈耶克的法律理论，强调全体公民应该遵循“法律下的自由”原则，提出政府的具体政策措施应遵循一套事先确定的一般的、抽象的和非选择性的规则。德国的弗莱堡学派代表人物瓦尔特·欧肯强调国家应该为其经济的运行建立和维护一个竞争秩序，这为战后德国的“经济奇迹”和社会市场经济大厦的构筑做出了不可低估的智识贡献。这一竞争秩序由一套构成性原则组成：一个有运作能力的价格体系，币值稳定，私有制（私人产权），开放市场，契约自由，承担责任以及经济政策的连续性。

布坎南在其1986年诺贝尔经济学奖授奖典礼上以“经济政策的宪制”来说明，对于经济政策的决策者，需要以宪则来约束。奥斯特罗姆夫妇的政治学和政治经济学理论强调联邦制、多中心与自主治理的重要性和原则。埃莉诺·奥斯特罗姆也为此成为历史上第一位获得诺贝尔经济学奖的女性。这些理论相辅相成，为经济、社会和政治领域的立宪奠定了知识基础。

在推进立宪过程中，大国的领袖人物，既需要魄力，也需要远见，切忌成为历史车轮滚滚向前过程中的绊脚石。中国有句古话：“人过留名，鸟过留声”。真的像法国国王路易十五那样认为“我死后哪怕洪水滔天”的上位者，在中国虽然有，但是并不多。

清代启蒙思想家魏源说：“君子之为治也，无三代以上之心则必俗，不知三代以下之情势则必迂。”领袖人物，不仅要妥善治理其任内事务，更需要把握国家的未来。大国领袖的智慧在于利用哈耶克所言的“知识分工”，而不止于竭尽一己之力，独夫之智。

中国的长远发展有待于倚重开辟和利用一种开放试错的进路。这种一种不断尝试不断改错的演化路径。当前以各种“改革”名目出现的试验或者其他举措，往往只是现有规则结构或者既得利益格局下的修修补补（比如财政体制改革和国有商业银行改革），甚至是明知有错，仍然在原地打转、甚至退缩的做法，实际上阻碍了所需要的真正意义上的改革。开放试错与当前的“改革”试验完全是两码事。真正意义上的改革也许需要打破现有规则结构和既得利益格局。中国走向规则取向的社会还任重而道远。

大国的领袖人物不是神仙，纵然胸怀激烈，仍然差错难免。因此，领袖人物做出重大改革决策时，既需要本着大义，有壮士断腕的英雄心，也需要有杨朱“泣歧”（痛哭于歧路）的责任心。据《荀子·王霸》记载，“杨朱哭衢途曰：‘此夫过举蹞步而觉跌千里者夫！’哀哭之。”意旨杨朱走到十字路口，不禁感慨而语：“在这个地方要是方向走错半步，就会导致千里的差错呵！”因此，他伤心痛哭起来。

但是，决策者的善意和恶意均能酿成恶事。中国三十多年来，基本的路数就是政策存在较强的政治周期。无论做出一项正确的还是错误的决策，决策者在任期之内往往固执己见。我们不能单单依靠决策者的善意，更要防范我们所从不期望的恶意。对决策程序施以宪则约束，以法治替代人治，形成和维护一种宪制，这些举措恰恰会使决策者做出有利于全体民众的领导与决策，从而也最大程度地保护决策者的领导与决策地位，形成一种开放试错的改革和发展进路。

这样一种宪制，不能凭空出现。它需要全体中国人付出自身的努力去争取。正如屈原所言：“路漫漫其修远兮,吾将上下而求索”！实现这样一种宪制之际，亦乃成就中国泱泱大国地位之时。无论是治人者，还是治于人者，都值得不计前嫌，携手并进，为了实现这样一种“中国梦”而付诸行动。

（注：本文仅代表作者本人观点。本文编辑刘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