蒋介石发起的“新生活运动”

“新生活运动的最后目的，就是要使全体国民的生活能够做到整齐划一四个字。这整齐划一四个字的内容是什么呢？亦就是现在一般人所说的军事化。……新生活运动，就是军事化运动。”——蒋介石，《新生活运动的意义和目的》。

1934年农历新年元宵节（2月19日），蒋介石在江西南昌乐群电影院“总理纪念周集会”上发表演讲《新生活运动之要义》，新生活运动由此拉开序幕。蒋氏之讲演，开宗明义即明白表示，搞“新生活运动”之目的，是为了“完成复兴民族的使命”。蒋氏说：

“我们要改革社会，要复兴一个国家和民族，不是用武力能成功的，要如何才可以成功呢？简单的讲，第一就是要使一般国民具备国民道德，第二就是要使一般国民具备国民知识。道德愈高知识愈好的国民，就愈容易使社会一天比一大有进步，愈容易复兴他们的国家和民族！”

蒋氏还以德国为例，对“国民道德”、“国民知识”与民族复兴之间的关系，作了一番详尽的阐释，感叹道：“（德国）不到十五年工夫，居然能够复兴起来……人家刚刚战败，过几年就可以不付赔款，要赖债就赖了，而我们几十年或百多年的赔款，到现在还是每年要照付。总之，德国也是一个国家，中国也是一个国家，德国没有武力而能与各国平等，中国虽有武力，依然不能求得平等，这是什么道理？没有旁的，完全是由于我们一般国民的知识道德不及人家”。…[详细]

如何提高“一般国民的知识道德”呢？蒋氏的药方就是搞新生活运动，从衣食住行入手，使“所有的国民个个人都过整洁朴素一切能合乎礼义廉耻的新生活”。为什么要从衣食住行入手呢？因为“一个人或一国国民的精神、思想、知识、道德，统统可以从基本生活的样法，表现出来”。

为说明基本的衣食住行对民族复兴的重要性，蒋氏将自己在江西的观察和早年留日的经验做了一番对比。据蒋氏说，江西“一般准备要做国家和社会中坚人物……的中学生”，“现在虽然大多数比较好了一点，但是我去年初来的时候看到的，几乎无一个不是蓬头散发，有扣子不扣，穿衣服要穿红穿绿，和野蛮人一个样子，在街上步行或是坐车都没有一个走路坐车的规矩，更不晓得爱清洁，甚至随处吐痰。还有，看到师长不晓得敬礼，看到父母也不晓得孝敬，对于朋友，更不知道要讲信义。这种学生，可以说完全不明礼义，不知廉耻！这样的学生，这样的国民，如何不要亡国？”

反观日本，“他们虽口里没有提出礼义廉耻来讲，但是无论吃饭穿衣住房子，走路以及一切行动，其精神所在有形无形之中都合乎礼义廉耻！……日本人全国上下无论什么人早晚一定洗冷水脸，全国已为一种普遍的习惯，如果有人不如此，旁的人一定目为野蛮，不爱国。我们晓得：常常洗冷水脸，可以使人精神奋发，头脑清醒，又可以使人皮肤强健，不受风寒，还有最要紧的，不致耽误时间。别看这个习惯，事情虽小，益处却极大，所以日本人全国如此；试问我们中国，无论是军队里学校里家庭里，有几个人能终年用冷水洗脸？普通那一个不是非热水不洗脸！往往因为没有热水而不洗脸，或因为等热水而耽误几个钟头。由这一点就可以晓得我们的民族不行！我们和日本人不必在枪林弹雨之下来冲锋陷阵，就只对日常生活比一比，就可以晓得高低强弱！”…[详细]

蒋氏提倡“新生活”，是其对中国出路长期思索的结果。或许鲜为人知，对国民党自北伐以来的“革命”，蒋氏基本上持否定态度，1933年11月，蒋氏在党政军调查设计委员会讲话中曾毫不留情地说道：“几年来，我们革命的成绩，只有破坏，没有建设，而政治上不进则退的恶影响，已将过去一切军事胜利，销蚀无余，整个社会的惰性或旧势力，已早将十五年北伐所造成的革命新时势，完全拉转来倒退了，剩下的只是一个更支离破碎更腐败黑暗更纷乱贫弱的社会。”

既敢于坦言国民党政治上的黑暗与失败，蒋氏自当努力思考对策：“我们要起死回生，免于灭亡，那只有改革政治……将不适于现代生存的旧社会，彻底改造出一个崭新的现代社会来”。而蒋氏“改造出一个崭新的现代社会”的手段，正是“新生活运动”——早在1932年7月19日，蒋氏已在日记中写道：“近日甚思提倡复兴运动，与民族德性，而以劳力为主，以礼仪廉耻为体，以艰苦忍耐为用，以树立纪律，整齐秩序为目标。欲救中国，如不从救人心入手，则缘木而求鱼也。欲救人心，如不从注重德性入手，则亦不能见效。”礼仪廉耻、艰苦忍耐、树立纪律、整齐秩序，这些关键词，全是日后“新生活运动”的核心内容。此亦可见“新生活”背后有蒋氏长期的深思熟虑。

福建“新生活运动”十年（1934-1943）中公开禁止与提倡的主要事件

但对一般国民而言，“新生活运动”孜孜于衣食住行等生活习惯问题，与民族复兴似乎很难扯到一起。即便是当时的前沿知识分子如冰心等，也难以理解这其中的关系。1935年11月，冰心接受记者采访时，就嘲笑了“新生活运动”：“这，都是非常可笑的，这些事据说该由教育部或内政部管理的，而现在，……到绥远去那次便有这个笑话：那边小镇上都有赶集的，但在新生活运动推行到了那里之后，有许多乡民竟不敢出来了，因为怕强迫扣钮子，他们本来便习惯敞胸或竟不用钮子的。”（《冰心女士访问记》，载《妇女生活》第一卷第五期）冰心不知道，她所嘲笑者（乡民怕强迫扣纽扣而不出门），恰恰是蒋氏所深恶痛绝者。蒋氏素不务虚，在《新生活运动之要义》中，已经很清晰地阐明了“新生活”关注一般民众日常生活细节的缘由，那就是：“讲到这里，我可以告诉大家，我现在所提倡的新生活运动是什么？简单的讲，就是使全国国民的生活能够彻底军事化！能够养成勇敢迅速，刻苦耐劳，尤其共同一致的习性和本能，能随时为国牺牲！”让一般国民吃饭有吃饭的样子，穿衣有穿衣的样子，居室要符合基本的卫生标准，走路要遵守交通规则……这一切看似琐碎，实质上都是为了养成一般国民的自制力（汪精卫称作“制裁力”），这种自制力培养，实际上等同于一种“全民军事化训练”。执政者的这种用心，自然非冰心一类文人所能轻易理解。…[详细]

“新生活”以“全民军事化训练”为最重要的目的，与当时正在进行的抗战准备有莫大关系。《新生活运动之要义》中，蒋氏有感于日本“全民洗冷水脸”，对比中国，不胜痛心疾首：“我们要复兴民族，报仇雪耻，不必讲什么枪炮，就先讲洗冷水脸，如果这一件最小的事也不能胜过日本人，其它的讲什么！”此段言论，已将“新生活”与抗战准备之间的关系点明。1934年3月7日，蒋氏又说：

“就整个国家之前途观之，世界大战必将于最近爆发，国家之存亡兴替，即决于此。吾人……必在大战之前夕，竭力准备。但目前因时间之迫促，人力物力之缺乏，与乎国家之迄未统一，一切准备已不能以全国为范围，亦不能百废而皆举，只能在整个国家与民族利益之立场，择定条件最完备之区域，集中人才物力准备一切，使成为民族复兴之最简式的根据地。予以为此种事业大概有两种，一曰明耻教战，即普遍的国民军事训练；一曰交通及基本工业之建设。”

蒋氏所谓的两种为抗战做准备的事业，前者即新生活运动，后者则是国民经济建设运动。正因为“新生活”肩负着为抗战做准备的重任，1935年3月24日，鉴于运动进度“未能尽如吾人之所期”，蒋氏再度强调“新生活”须遵循“军事化”、“生产化”、“艺术化”三大原则：“军事化者：在使一般国民能重秩序，守纪律，一切动作能迅速确实，共同一致。生产化者：在使一般国民能消极的崇尚俭朴，减少消费，爱用国货；积极的更能勤苦工作努力生产，多为社会服务。艺术化者，在使一般国民能尚整齐，爱清洁，一切事物由整洁而自然美观。”

蒋氏虽然屡屡强调“新生活”的全民军事化目的，但全面抗战爆发之前，在公开发表的有关新生活运动文件和演说中，蒋氏始终不曾明言“抗日”二字。1935年2月27日，蒋、汪还曾联名发布严禁排日运动命令；同日，国民党中政会通告各报纸、通讯社，禁止刊载排日和抵制日货消息。恰与前引蒋氏3月24日的讲话所强调的“军事化”、“爱用国货”等内容南辕北辙，何为虚情，何谓真意，自不难判断。外交上努力周旋拖延、内政上竭力预作筹划，同时避免刺激日军，是国民政府此一时期抗战的基本策略。到1938年，全面抗战已然爆发，蒋氏也就无所避忌：“老实说，我从前倡导新生活运动，提倡国民生活军事化，生产化，以及合理化(或是艺术化)，希望一致做到整洁简朴、迅速确实的程度，就是因为鉴于国家的危险，要大家有应付非常事变，担当非常责任的准备。到今天，我们的同胞可一致明了我的意思了。这新生活运动的精神力量，就是我们民族抗战最大的武器。”1948年，蒋梦麟亦撰文回忆说，1936 年，蒋介石曾在北平对他说过：“新生活运动要请你们在北方的同志好好的推动，我有一个深意藏在这个新生活运动里边，我想发动全国人民，利用新生活运动发动全国人民，来作抗日运动。”…[详细]

“新生活运动”自启动伊始，即饱受批评与嘲笑，如与宋氏姐妹交好的项美丽说它是“全国性的一场不大不小的笑话”，冯玉祥说“新生活是说着骗人的”，最刻薄者，莫过于James Thomson的评语——“建基于牙刷、老鼠夹与苍蝇拍的民族复兴运动。”这些讽刺，建筑在“新生活”的失败之上。“新生活”何以会失败？

运动缺乏成效，是其备遭嘲讽的主要原因。运动两周年之际（1936年），蒋介石曾发表纪念讲话，并不讳言其成效之微末：“我们现在到处都可以看到新运的标语，而很少看到新运的实效；到处都可以看到新运的团体和机关，却是很少看得见有多数国民确实受了新生活运动的效果。至于一般社会能在衣、食、住、行中表现礼、义、廉、耻的四维，其生活方式能达到军事化、生产化、艺术化，而且厉行劳动服务，具备互助合作的品德，爱国家民族的现代精神，那当然更是少了。”

运动三周年之际，蒋氏又总结道：“过去的工作，在推行方面，标语多而工作少，方案多而实行少；在推行对象方面，只注意到社会上层，而未及于下层；只注意到通衢马路，而未及于街头巷尾。所以三年来新运的结果，只做到表面一时的更新，而未达到永远彻底的改革。”

因其流于形式，“新生活”在当日已演绎出许多笑话。以禁止妇女烫发为例，因屡禁不止，湖南常德县别出奇招，颁布法令规定全县妓女舞女一律烫发，以资区别。此令一出，效果顿生。非但一般妇女不愿再烫发，连规定要烫发的妓女舞女们，也转而把头发弄直。无独有偶，重庆新生活运动促进会也曾要求重庆各理发店在门口高挂“烫发即是娼妓”的标语，企图让那些喜好剪发烫发的“闺秀名媛、知识女性、公务人员之主妇”能够望而却步。更恶劣者，如长沙市长王秉丞，将禁止女性烫发上升到中西文化优劣层面上来，说什么“现行烫发，学自西洋蛮俗，……有伤风化。……身体发肤，受之父母，不可毁伤。而今用火焚炙，有乖孝道”——宋美龄向媒体解释禁止烫发，其理由也不过是“崇尚朴素”；到王秉丞这里，却成了荒唐的中西文化之争了。…[详细]

1930年代，“民族主义救中国”是国民政府竭力推行的一种“国策”。受这一“国策”指导，政府在提升国人的民族自信心和自豪感方面做了很多工作，虽然这些工作在今天看来可商榷之处很多，譬如由中央政府出面将所谓的“中国传统武术”提升到“国术”的高度；再如将迄今尚未取得学术界共识的“四大发明”当作历史定论写入教科书，等等。“新生活”运动也不可避免地与这一“国策”结合到了一起。蒋介石说得很明白：“新生活运动者，……即求国民生活之合理化，而以中华民族固有之德性——‘礼仪廉耻’为基准也。”

1937年5月，延安城南悬挂的“欢迎中央调查团”、“实行新生活”的大标语

蒋氏一方面说一般国人在衣食住行上“吃饭坐的坐，站的站，蹲的蹲！餐具零乱，吃饭以后弄得菜汤饭屑狼藉满地……”，简直“和野蛮民族一个样”；一面又搬出“中华民族传统美德”（礼仪廉耻），正是为了平衡国人的民族自尊心和自豪感。事实上，蒋氏并不号召国人向古人学习，他提供的学习对象，是分散中国各地的外国侨民和传教士。蒋氏说：“我国今日复兴民族，救亡图存，亦惟有模仿外人，实行新生活”，“在中国内地一般普通华侨，其生活习惯、精神、行动，无不符合新生活之原则，吾人应取人之长，补我之短，以外侨之生活为新生活之实际模范”；“我视察各省，嘱各省军政长官，应与当地教会团体联络，因若辈之生活，多半合于新生活”。

一边打出“中华民族传统美德”的旗帜，另一边却号召民众向外人学习，这种奇特的“形、神分裂”，贯穿了整个“新生活运动”。正因为存在这种“形、神分裂”，同在竭力推动“新生活”的贺衷寒和张学良，对“新生活”的理解，却出现了截然相反水火不容的奇观。贺衷寒说：“新生活运动的唯一目的，就是要把‘五四’的新文化运动的破坏运动，改变成一个建设运动。‘五四’是把中国固有的精化完全不要，今天的新生活运动，是把中国固有的精华加以发扬”；张学良却大唱反调：“外人不但在物质文明上胜过了我们，即在精神文明上也胜过我们。所有仍在崇信本国精神文明，以为在今日推行新生活运动无其必要的国人，我以为应当赶快觉醒了。”可想而知：这种“形、神”分裂，一方面不免将许多想要尊孔复古的人物和势力吸引进来，另一方面又不免将许多抵触“中国传统文化”的知识分子排斥出去（譬如胡适），“新生活”当日被知识界扣上一顶“尊孔复古”的帽子，并非无因，宋庆龄1937年就曾在纽约《亚洲》杂志上刊文《孔教和现代中国》，斥责“‘新生活运动’的思想基础是本质上反动的传统儒家哲学。……对人民毫无裨益。因此，我建议取消这个迂腐的运动。”…[详细]

“新生活”何以不能有实质的大成效？蒋氏夫妇本人虽然可以身体力行过标准的“新生活”，以为国人之楷模，但不公正的社会游戏规则未变，楷模的力量其实也很有限。法学家章渊若当日的批评可谓一针见血：“只有在一个赏罚分明、贪污绝迹、纪律振肃的国家，社会才有是非，才有公道，而民众才会明礼义，知廉耻，有纪律，守秩序。否则，在好人终是吃亏的变态社会律下，有谁愿肃身自好呢？”说到底，能够做到让自己的行为忠实遵从内心的道德律的，毕竟是少数；大多数的一般国民，其行为依据，仍然是决定现实利益的社会游戏规则。

既然在现行“变态社会律下”，民众无意向楷模学习，无意主动去过“新生活”，当局的强力推动就显得至关重要。但蒋氏对是否以政治力量推动“新生活”，表现得相当矛盾。一方面，要求各级党部“将新运列为党务考绩”。另一方面，又再三强调：“新生活运动乃是一种社会运动，应当要拿从事社会运动的精神来做，而不能以做政治工作的方法来做”、“新生活运动的推行，绝少依靠政治之力量，而必须大家以身作则，来做‘潜移默化’的功夫。”这种两头摇摆的结果，是主持新生活长达十余年的黄仁霖，也搞不清楚“究竟这一个运动，是一个政府机构，还是一个社团组织。”

蒋氏之所以摇摆，原因有二。其一，当日部分知识分子对用搞政治运动的方式来推动“新生活”本就相当反感，如胡适就曾公开刊文，劝告蒋氏：新生活运动应该是一个教育运动，而不是一场政治运动。生活是一种习惯，生活习惯的改革，要依靠教育的进步，而不能依靠政府的强制。其二，国民党即便欲以政治运动的方式推动“新生活”，也是力有未逮。国民党名义上号称“一党训政”，但“党”实际上既无力“训”民众，也无力“训”政府。如高华所言：“国民党只是在中央一级实行‘以党统政’，省以下则实行党政的完全分开，在省以下的基层，其党务机构形同虚设。”1934年，曾有国民党地方党务人员在《中央党务月刊》上刊文，愤怒声讨“一党训政”的有名无实：“本党名为训政，实无殊于退听……各省市县党部坐拥虚位，毫无实权，绝不能过问各当地任何政务，偶一置喙，诽谤随之。”大陆时期的国民党，其组织几乎完全没有深入到县及县以下社会中去，党既不领导政府，也不领导军队，甚至连基层的“地方自治”，也几乎见不到党的影子，“号称数百万党员，……但大多数是挂名党员，平日决不发生任何组织上的联系”，据1942年的统计数据，70%的区分部连定期开会都做不到。国民党在基层的党力如此脆弱，蒋氏也就只好寄望于社会的自觉了。但如前所言，“变态社会律下”，社会是没有过“新生活”的自觉的。所以，运动最后完全走形，闹出各种笑话，也就不足为奇了。…[详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