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治维新 决心与路径

明治维新通常作为成功改革的范本写进世界历史的教科书。短短三十多年时间，日本就从一个与当时的缅甸和泰国一样弱小的国家，跻身到欧美列强阵营中。但日本近代化的改革却远不是一蹴而就，其成功是内外合力的际会，是改革与保守的拉锯，是妥协与抗争的选择，也是血与火的洗礼，其中最关键的，就是从攘夷到全面学习西方的转变。这一场自上而下的改革中，维新志士们充分展现了他们的智慧、远见、胸怀、责任感与耐心，而日本人则向世界展示了他们令人赞叹的学习能力和上下一心改变国家面貌的决心

明治天皇

明治改元诏书

戊辰战争后期，年轻的明治天皇（中）和外国的代表

戊辰战争中的萨摩藩之藩士（图/Felice Beato）

1868年，日本的社交聚会（图/Felice Beato）

明治时代的小学上课风景

1905年1月5日，日俄双方将领合影。旅顺战役结束后，日军第三军司令乃木希典（第二排左二）接受沙俄旅顺要塞司令斯特塞尔（第二排右二）的投降

1889年,亚洲第一部宪法《大日本帝国宪法》颁布，日本公民政治权利在形式上得到了宪法的确认

　　无论从哪个方面比较，明治天皇的陵墓比起“三宫六院”格局的中国明清陵寝，都要寒碜得多。爬上一条不太长的陡峭台阶，是两个篮球场大小的广场，一架简陋的鸟居后面，就是陵墓。这里几乎没有游客，两三个本地居民在台阶上跑上跑下，锻炼身体。一名中年男子跑到陵前，低头静默一会，又跑下台阶。

　　广场空了，明治天皇又寂寥起来，俯瞰着远处山坳暮色中的城镇。离他一两百米开外的山脚，昭宪皇后依然陪着他。

　　这里是京都南郊的伏见桃山。2012年夏天，是他驾崩100周年的祭日。

　　1912年7月30日凌晨，61岁的明治天皇死于糖尿病。此时，日本政府的当务之急是与俄国签署第三次日俄密约，其过程和结果事关增兵朝鲜之决策。不过，情势虽然急迫，但日本已全无半个世纪前与列强签约时的惶恐，那时虚弱落后的日本正如其邻居中国，面对不平等条约除了屈辱隐忍，别无他法；而1912年的俄国，已然是日本的手下败将。此前一年，日本政府完全收回关税自主权，修改和废除了所有不平等条约。

　　再看日本身边的另一“大国”中国，明治天皇去世当年的2月，年仅6岁的清朝宣统帝逊位，曾经睥睨天下的大清王朝寿终正寝。此前一年的辛亥革命，诞生了亚洲第一个共和国，但中国仍处于持续的混乱之中。日本舆论认为一个假想的敌国消失了。

　　清国与俄国，这两个曾经环伺在“蕞尔小邦”日本周围的大国，在经过1894年的甲午战争与1904年的日俄战争的战败之后，不复是日本的重大威胁。按照当时《东京朝日新闻》的社论，“俄中两国的国家状况及彼我的关系”，“如今日这般倒转过来了。”

　　明治天皇驾崩于他当政的第45个年头，而在他出生的嘉永五年，即1852年，日本尚处在内忧外患风雨飘摇之中。

内忧外患之下的“革命”

　　1853年7月8日，睦仁（后来的明治天皇）出生的次年，美国海军准将佩里带领4艘军舰出现在江户湾（今东京湾）的入口，从未见过如此威武舰船的日本人又惊又惧。在海面巡游6天充分展示实力之后，佩里登陆，向幕府代表递交了菲尔莫尔总统的书信，信中总统希望日本“改变古老的法律，允许两国间自由贸易”，并请求日本人“和善”地对待失事船只船员等等。佩里希望“日本政府能避免两国之间的不友好冲突”，积极响应美国“建立亲善关系的建议”。最后他说，来年春天他会再来，还要和“大得多的舰队”一起来领教幕府将军的答复。

　　对主政日本的德川幕府来说，“黑船来航”事件是一次巨大的危机。担任幕府老中的阿部正弘非常了解日本海防之虚弱。但他也知道，如果幕府打开国门，必然会招致无数责难。阿部正弘遂将美国总统和佩里的信译成日文寄给各藩的大名，征求他们的意见。大名们的回复各异，有主张开国的，有坚持锁国不惜一战的，但更多的是胡扯，建议幕府拒绝贸易要求，同时避免战事。

　　次年2月14日，佩里果然再临江户湾，这次他的舰队中有8艘是当时世界上最具杀伤力的军舰。注重实效的阿部正弘选择了妥协，3月31日，两国于神奈川（后更名为横滨）签订了《日美亲善条约》，日本答应向美国开放下田、函馆两港，补给美国船只，给美国最惠国待遇等等。佩里满意而归。

　　在江户，阿部正弘因为避免了战争危机而感到欣慰，但是，新一轮风暴很快席卷而来。截至1856年底，俄国、法国和英国都要求并缔结了相似的条约。日本被迫结束了持续两百多年的锁国政策。此时，大清帝国在鸦片战争中败给英国的消息已经传到日本，令其忧心忡忡。

　　19世纪中叶的日本是和当时的缅甸或暹罗（今泰国）同样弱小的国家，没有盟国、没有舰队和现代陆军，国库空虚，工业尚停滞在手工阶段，贸易微不足道，国力贫弱，全国被分割成近三百个藩各自为政，已经统治日本近260年的幕府日渐式微。

　　彼时日本的内忧外患，以及政府对国外的妥协，引发了对幕府统治的普遍不满，率先发难的是中下层武士。

　　日本武士分为上层与中下层两大阶层，上层武士掌握幕府及诸藩政权，并拥有封地；中下层武士不能直接参政，也无封地，只能从幕府及大名（上层武士）那里领取禄米。江户中期以后，随着商品经济的发展，以禄米为生的中下层武士经济地位下降，开国后，物价上涨，幕府和大名还不断克扣中下层武士禄米，使其陷入困境。

　　不满把这些日后的维新志士联系在一起。幕末时期日本的武士约有四十万人，连同家属共两百万人，约占当时日本三千多万人口的6%。不少中下层武士受过良好的汉学教育，又领略过兰学（通过当时惟一与日本通商的西方国家荷兰学到的西方知识），随着19世纪50年代西方威胁的加剧，关心祖国未来的年轻武士集中到京都和江户。在这两个充满着时代感的大都市，年轻人蜂拥到私塾和剑术学堂，在那里接受了会泽正志斋和吉田松阴推广的“尊王攘夷”论，并志愿献身于此。

　　“尊王”即是要恢复天皇亲理朝政的古制，所有人都必须绝对服从天皇。在此之前，日本历代天皇已被幕府挟持达6个多世纪，形同被软禁在京都的傀儡，幕府将军成了日本实际上的皇帝。尊王必然意味着倒幕，在1860年代前期，志士中的极端分子——许多人来自日本西南部的长州、萨摩、土佐和肥前等藩，发动了七十多次暗杀行动，死者包括幕府老中井伊直弼——其人以果断地推行开国政策和无情的肃清异己而闻名。

　　“尊王攘夷”的武士策划了一场大胆的政变，即袭击京都的皇宫，试图把孝明天皇（明治天皇的父亲）从幕府军队的控制中解救出来，并计划让天皇担任一支义军的首领，起义反抗外国侵略者，没收日本西部德川家的所有领地。1864年8月19日拂晓，长州的起义军冲进了京都，与幕府联军在京都市内展开激战。战况相当惨烈，尊攘志士的大炮对着皇宫猛轰，其中一枚炮弹落在12岁的皇太子祐宫（后来的明治天皇）的房前，震得他当场晕倒。结果，长州藩由于寡不敌众遭到惨败，冲突中的大火毁坏了京都近三万所住宅。

　　与此时同，“攘夷”行动导致重大排外事件接连发生。一些外国平民死于非命，商船、军舰也遭到长州藩激进分子的炮击。

　　志士们的过激行为，招来了幕府和西方列强的报复。幕府号召21个藩的武士组织起来征讨长州，大军压境之下，长州的保守派高级官员同意正式道歉，镇压“尊王攘夷派”党徒，处死3名煽动政变的核心人物。

　　1863年7月，英国舰队炮轰小镇鹿儿港，烧毁了鹿儿港的大部分地方，以及萨摩藩岛津齐彬建造的西式工厂。1864年秋，共有17艘军舰的英、法、美、荷四国联合舰队炮轰了长州藩的海防设施，并派兵登陆破坏了下关炮台，还向长州藩勒索了一大笔赔款。

　　“尊王攘夷”运动遭遇挫折，志士们分散后回到各自的家乡。虽然如此，这些激进青年坚定的民族主义理想和对天皇的颂扬，几乎成了随后19世纪剩余时间日本人的精神纲领。美国学者詹姆斯·麦克莱恩对这段历史评价说，随着这些志士云集京都和其他主要城市，旧有的身份和地理的区分开始消融，在来自国内各个地方的武士中产生了共赴国难的新感觉。他们发动的暗杀、对外国船只的攻击和未遂的政变，促使将军反对大名、朝廷反对幕府，使“公武合体”（朝廷与幕府的联合执政）政策最终瓦解。更重要的是，许多从1864年的战争中幸存下来的志士，回到自己家乡后依然积极参与政事，促成了范围更广的武士和大名的联盟，终于在4年后推翻了幕府。

　　这段时期的日本历史显示出了其复杂的一面。台湾学者吕理州说，尊王攘夷派的意识形态其实和中国的义和团很类似。他们认为日本是神国，无法容忍“神国”饱受“夷狄”的欺辱，因此他们要攘夷。与此同时，幕府不但不攘夷，还接二连三地向“夷狄”妥协，签订不平等条约，镇压尊攘派，因此他们愤而将攻击的矛头朝向了幕府。就历史发展的角度来看，攘夷是一件违反世界潮流的举动。因为惟有敞开国门，全力吸收西方的科学、民主文明，让日本早日脱胎换骨成为现代国家，才是顺从世界潮流的明智之举。

　　另一方面，在幕府这个旧时代统治者的统治下，日本很难去旧换新，成为真正的现代国家，惟有推翻幕府，另外树立一个较具改革企图心的新政府，日本才有可能摆脱旧时代、旧文明的束缚。

　　因此，很奇妙的，尊攘派——明治维新的志士们的举动在出发点上是违反历史潮流（攘夷），结果却推动了历史潮流（倒幕）。

　　长州藩在一次内战后，伊藤博文、山县有朋和其他“尊王攘夷”派人士重新掌握了藩政。而萨摩藩也掌控在了西乡隆盛、大久保利通和其他倒幕青年武士手中。从1865年到1867年，幕府又发动了数次对西南部强藩的征讨，最终，萨长两州的秘密联盟让幕府军队无功而返。与此同时，开国以来进出口失调和严重的通货膨胀，以及农业欠收让各地民变不断，幕府处于普遍的不满之中，腹背受敌，政权摇摇欲坠。到1866年11月时，甚至有市镇居民为德川幕府举行了虚拟的葬礼。萨摩和长州的军队开始对幕府军队发动反攻，一路高歌向京都挺进。

　　1868年1月3日早晨，萨摩勇士冲进皇宫，受到了岩仓具视和其他讨幕派朝臣的欢迎。当天，孝明天皇过世后登基已有一年的睦仁宣布废除将军职位，政归天皇。卒年35岁的孝明之死有诸多争议，后来有史学家分析他很可能是被人毒死的，而且岩仓具视有很大的作案嫌疑。孝明不完全支持王政复古运动，宁愿朝廷与幕府联合。他的死让倒幕派可以操纵一名少年天皇。

　　1868年，明治元年，16岁的睦仁可能经历了他一生中空前或许也是绝后的高密度事件，一如这个国家万象更新前的紧锣密鼓、百务待举——1月3日，颁布“王政复古大号令”，宣布废除幕府，一切权力重归天皇，承诺“百事一新”，以结束人民的不幸；同日，新政府军与幕府军队在鸟羽、伏见开战；5月，新政府军不流血接收江户城，最后的幕府将军德川庆喜退隐；8月27日，睦仁天皇举行即位大典。9月8日，改年号为“明治”，取《易经》中的“圣人南面而听天下，向明而治”；随后，明治天皇将首都从京都迁至江户，改称东京，因为江户是政治、经济、军事、文化、交通的中心，方便颁布一系列改革措施。

　　这一年的繁杂事件中，最具意义的是4月，少年天皇把近五百名官吏召集到京都皇宫，宣读了被称为《五条御誓文》的国策——

　　一、广兴会议，万机决于公论；二、上下一心，大展经纶；三、公卿与武家同心，以至于庶民，须使各遂其志，人心不倦；四、破旧来之陋习，立基于天地之公道；五、求知识于世界，大振皇基。

　　新国策可视为后来“明治维新”的总纲领。“维新”一词，取自中国《诗经》的“周虽旧邦，其命维新”。

　　16岁的明治天皇在这一年举行了成人礼，而日后成为他重臣的大久保利通这年38岁，木户孝允35岁，伊藤博文只有27岁。

　　领导推翻德川政权的西乡隆盛、伊藤博文、木户孝允通常并不被认为是世界上伟大的革命家。他们没有提出任何鼓舞全人类的新价值观，如上个世纪法国的“自由、平等、博爱”，也没有像下个世纪的俄国和中国革命那样，着手推进在经济和社会中处于边缘地位阶级的利益。夺权过程中的种种情况，使得1868年的革命没有出现戏剧性的场面。

　　“西方通商是日本封建结构倾覆所必需的最后的一击，或者换言之，它是从封建日本过渡到现代资本主义日本的社会变化媒介。”加拿大学者、《日本维新史》的作者诺曼·赫伯特评价道，外夷成了倒幕派不自知的同盟。所以，武士、大名、浪人、商人和农民形成了一个杂牌的队伍——厌恶商人和外国人但不自知其正为这二者间的更密切关系而斗争的武士；只想以他们本藩控制下的政权来取代德川霸权的大名；一面加害外国人、一面冒生命的危险来学习洋文和思想的浪人；予革命以经济支援的商人；反对地方官宪的暴政或增税而不关心国家政治的农民——这个异常庞杂的群体，在经过数世纪的隐晦而再度光彩焕发的天皇的不可思议的力量下团结了起来，合力推翻了摇摇欲坠的幕府政权。站在新政府之首的是一位年轻的君主，易于接受新事物并富有知人之明的明治天皇，他不同于他的保守的先皇——孝明天皇，而以当时最富有创造力的人们置诸左右；他也同他们一样渴望将日本建设成为一个受世人尊敬的现代国家。

　　国家的元气为叛乱、内讧和内战所耗竭，这是明治政府所继承的日本的情况。1868年那些领导人和日本人民相信，只有富于革新精神的根本改变，才能拨乱反正，拯救未来。明治政府的领导人随后推出了一系列令人眼花缭乱的改革理念和举措，其中包括版籍奉还，废藩置县，推出“富国强兵，殖产兴业，文明开化”总方针，承认各阶级（士农工商）法律上的平等，废除封建服饰和封建界限，废止以佛教为国教，改革历法，解放税负，加速介绍西洋思想和技术，取消禁止买卖及分割土地的封建法令，准许自由选择农作物及职业，教育改革，制定宪法……而其中隐含的脉络就是先建立中央集权国家，为学习西方做好准备。

　　日本有其幸运的一面，被允许以自己的步调和方式向外国学习，避免了像当时及日后的中国一样半殖民地化的命运。彼时，列强都将目光盯上庞大古老而富庶的中华帝国，而无无暇顾及东北面那个岩石嶙峋、资源贫乏的小小岛国。

从攘夷到全面学习西方

　　“中国在导入他国文化时总担心被别的国家文化侵略，对日本来说，日本不懂什么叫文化侵略。”早稻田历史学者依田憙家教授说，“如果说全面导入外国体制，就是文化侵略，那日本就是被侵略很久了，也可以说日本一直在被侵略。”

　　如果将明治维新视为一场革命的话，“攘夷”曾是这场革命最重要的目标和初衷之一，但是，在这场“革命”的晚期和“革命成功”之后，主事者迅速背叛了他们的初衷，由“攘夷”转而拥抱夷狄了。

　　日本人身段灵活，现实主义和善于学习的精神深入骨髓。1862年，萨摩藩士杀害一名英国人，英军为此于翌年炮轰鹿儿岛报复，其强大的火力让整个封建日本中最黩武、最傲慢的萨摩人瞠目结舌，他们旋即思考是不是应该放弃敌意，转而向对手请教本属自己专长范围内的事。1863年国际联合舰队炮击下关也显示出同样不可思议的效果，长州藩迅即同列强媾和，几乎放弃了“攘夷”，转而集中力量倒幕。

　　日本对西方的学习在明治维新前多年就开始了。早在18世纪末19世纪初，兰学的迅速传播推动了向西方看齐的潮流。1854年，极富好奇心和冒险精神的吉田松阴企图藏匿在佩里的旗舰上偷渡到美国，直接探究西方强盛的秘密，结果被发觉并移交给日本当局。后来成为明治政府领导人的伊藤博文和井上馨，曾在1863年被长州藩秘密派往英国。

　　鸦片战争后，武士佐久间象山尖锐地提出了让许多日本人专注的问题：为什么中国，一个看上去不会被蛮夷征服的文化典范和强大巨人，居然会在战争中败给像英国这样突然冒出来的小国？他回答说，这是因为其领导人对自己的文化过于自负，并因此污蔑西方科学和数学的崛起。在19世纪50年代撰写的一系列文章中，佐久间象山推广了“东洋道德，西洋艺术（技术）”的口号。他宣称，以儒学为基础的道德依然是私人领域的可行哲学，但它没有为如何迎接西方的挑战提供切实答案。

　　早在1860年，幕府就派遣了一个77人的使节团前往美国交换通商条约的批准书。幕府官员的目的不止于外交事宜，众多的人员显示他们更想探究美国强大的秘密。

　　1860年5月1日的《纽约每日论坛报》刊载了一篇由该报特派员从横滨寄来的特稿：

　　毫无疑问地，日本使节即使到世界列强中的任何一国访问，都可以得到很大的收获，不过我们还是希望他们到我国访问能得到更多的收获。日本可以在我国学到它所需要的重要的教训。那个教训就是，帝国的国力与繁荣的基础并不在于阶级或身份，而在于国民的知识与自由，在于国民能够有机会获得国家的崇高地位……

　　这个日本历史上最早的遣美使节团的最大收获是，他们改变了对“夷狄”的看法。使节团成员福岛义言在其日记中写道：“我国人当中，视洋人为犬马者，十之八九……此行总共来了77人，大半也都厌恶洋人，然而一旦了解实际情况后，人人如梦醒般悔悟前非。”

　　西方国家政治上的活力、军事上的强大和科学技术的奇妙，让日本人着迷。明治维新伊始，国家领导人和社会精英对西方的兴趣带领日本创造了“文明开化”的时代。

　　1868年，明治维新后的日本全方位拥抱西方。十年内，数百名日本人在欧美求学，还有数量更多的外国人在日本生活，其中许多人为国家和县政府所聘用，包括采矿、航海、铸币、医学、运输、银行业、法律、政治学、农业、教育，甚至军队的专家。并非所有的外国顾问（至少早期）都是西方人。1872年，地方政府雇用的160名外国人中有多达42位华人，他们多为烘茶技术的顾问。与西方人不同的是，华人的角色通常局限于技术事务，做重大决策的机会相当少。至1875年，日本政府雇用约520名外国人。随后，逐渐转移至民营部门。至1897年，民营部门雇用约760名外国人。据估计，明治时期政府有高达5%的支出用来支付外国人的薪资等费用。工部省各局于1874年支付给外国专家的薪资占全年经费的33.7%。日本第一所新式大学东京大学于1877年创设时，全校4个学部（理、法、文、医）的教授共有39人，其中27人为外国人，薪金占东大预算的1/3强，而日本人只有12人。

　　1871年12月，明治新政府诞生没多久，政权还不十分稳定，政务未上轨道。这时，明治政府竟然派遣了“一半的政府”前往欧美。右大臣岩仓具视率领的使节团成员包括参议木户孝允、大藏卿大久保利通、工部大辅伊藤博文等，49名成员的平均年龄只有30岁。

　　日本希望通过对美、英、法、德、意、俄等12个国家的访问，试探它们能否修改当年与幕府签定的不平等条约，而直接了解西方，找出它们成功的秘决，则是使节团的最终目的。1871年的日本，可以说是百废待举，正处于何去何从的十字路口，因此，新政府的太政大臣给使节团送行时说，“内治外交、前途大业成败与否，在此一举。”使节团分成几个小组，分别研究西方的宪政体制、工商税制及教育学术体系等等。

　　1872年1月，使节团在旧金山登陆美国。23日，在旧金山市召开的欢迎酒会上，30岁的副使伊藤博文用他并不流利的英文演讲：

　　现在，敝国的政府与人民最热切希望的，就是与各先进国一样，达到文明的最高点。为了达到这个目的，我们打算在陆、海军与学术教育上采用西方的各项制度……敝国在物质文明上的改革虽然进步神速，在精神文明上的改革却还很缓慢。数千年来，敝国人民在专制政治的压抑下，只知绝对服从，不知有思想的自由……身为使节，我们最大的希望便是把能够促进敝国物质文明与精神文明的资料带回去。

　　随后使节团去了华盛顿。格兰特总统及国务卿汉密尔顿·菲什告诉使节团，只有日本改革国内的法律和制度，达到西方文明的标准，以此证明自己的现代性，列强才会同意修订条约。例如领事裁判权之所以必须存在，是因为西方各国对日本的司法制度没有信心。于是代表团先把外交商讨搁置一旁，把精力集中在了解西方上。岩仓具视及其同僚分组参观了形形色色的地方，如议会、监狱、警察局、学校、博物馆、造币厂、商会、造船厂、纺织厂和制糖厂等等。“访农牧于野，览工艺于都，察贸易于市”，“昼间奔于轮响气吼、铁臭煤气之间，满身烟尘，及瞑方归。”紧锣密鼓的行程让成员们每天都筋疲力尽。

　　木户孝允从美国致信国内，承认他以前对西方的先进认识不足——日本“现在的文明不是真正的文明，我们现在的开化不是真正的开化”，“西方人注重实学，东方人笃信玄学”，“（东方）所学之物，非高尚之空理，则浮华之词藻，与民生切实相关之事业，则被视为琐碎小事，而绝非用心于此。”成员们断定，“造成贫富差别的原因，尤在此习惯之养成”，痛感日本“在睡梦中过了两千年”，“从巴黎出发，越往东文明越简陋。”用19世纪中期盛行的社会达尔文主义来解释，那些最成功地采用了现代技术、文明制度、自由价值观的国家，注定了要支配国际环境；而那些没有做到的国家，则面临着殖民地化甚至是灭亡的危险。”

　　“大多数国家闪耀着文明之光，财富充裕，实力雄厚，贸易繁荣，技术优越，人们充分享受生活的乐趣和舒适。”使团的日志上说，“见此情景，我们往往会以为这些国家一贯如此，但事情并非这样——我们此刻在欧洲所见的财富和繁荣，在很大程度上始于1800年之后的时期。不到40年就创造了如此成就，阅读这段文字的人都应该反省日本可以从中吸取的经验。”这一点，可以说格外触动了日本人。

　　此时日本的有识之士都认识到，日本的落后已不仅是技术，日本最该优先考虑的应是政治改革。在木户孝允看来，议会制度是高等文明的标志，是使政治秩序理性化和确保统治者与被统治者之间目标一致的最有效途径。

　　值得一提的是，德意志帝国的“铁血宰相”俾斯麦后来比较了他接待的日本与中国的两批使节，“日本到欧洲来的人，讨论各种学术，讲究政治原理，谋回国做根本的改造；而中国人到欧洲只问某厂的船炮造得如何、价值如何。”因此他预言，“中国和日本的竞争，日本胜，中国败。”这个预言不幸在二十多年后的甲午战争中应验。

　　在明治新政权还动荡不定的时候，教育的改革已经先行了。1872年颁布的《学制令》，把全国划分为大学、中学和小学区，并要求全体儿童从6岁开始必须接受四年义务教育，要求做到“邑无不学之户，家无不学之人”。新学制不再像德川时期那样强调儒家道德，而代之以强调实用的文理学科、自我修养和个体发展。截至1875年已经开办的数千所小学里，学生们不仅学习基础的读写和算术，也学习西方历史、地理和科学。

　　与此同时，日本的社会风尚与习俗迅速西洋化。明治天皇本身热衷于西洋的新事物，带头穿洋服、喝牛奶、吃牛肉。皇后更是穿上体现西洋风格的无袖露背装。天皇夫妇的行为极大地引导了日本民众。

　　外相井上馨认为，日本只有成为“欧化新帝国”，才能获得列强的好感，修改不平等条约。在政府的带领下，一场狂飙突进的全面“西化”运动开展起来：穿洋服、吃西餐、说英语、理分头、跳交谊舞甚至嫁洋人，这些都被视作“上流生活”。欧化之猛烈，以至有人讽刺说，“敲敲短发蓬松的天灵盖，文明开化的声音就响起来。”

　　一些人甚至大倡优化种族之论，认为黄种人荏弱不堪，远不及白种人，建议实施“谋种”政策，凡欧美白人入其境内，辄鼓励日本女子与其野合，以改良种族。

　　比生活方式更加意义深远的，是西方自由人权理念的传播，给自古以来等级森严的日本社会以强烈冲击。

　　19世纪70年代，穆勒、边沁、斯宾塞、托克维尔、基佐和卢梭等人著作的日文译本开始出现，公民自由、天赋人权、功利主义和理性实证主义思想得以在日本传播和普及，其中最有影响的外国著作是塞缪尔·斯迈尔斯的《自助论》（日文译名《西国立志篇》），据说卖出了一百多万册，是英美两国销售量的4倍。

　　当时的启蒙思想家福泽谕吉本来是一位武士，后来学习英语，并成为日本第一个赴美使团的翻译。他断定日本的虚弱落后，是因为日本的传统文化没有对科学的好奇心和个体的独立性，以及西方肯定个人成就的风气。1872年，他写道：“学校、工业和海陆军不过是文明的外部形态，并不难以产生，所需的一切无非是钱。然而还存在一种无形之物，看不见、听不到，无法买卖、难以借贷。它遍及整个国家，影响力强大，如果没有它，学校或其他外部形态将毫无用处。这一极其重要之物，我们必须名之为‘文明的精神’。”

　　对“文明的精神”的观察使福泽谕吉开出了最后的“药方”：日本需要一种不受过去束缚、敞开胸怀重新认识自我和社会的新公民。“天不造人上人，也不造人下人”，他在《劝学篇》中开宗明义地说。每个个体都不再受传统身份的限制，可以凭借努力工作、勇气、勤奋和毅力自由发展。在福泽谕吉看来，追求成功的个人主义是文明开化的真正源泉，只有有抱负和才干的人才能创造一个安全、强大、繁荣的国家。

　　向西方学习是因为意识到自己的落后，民族主义是一个理念上的肇因。凭借标语等方式，民族主义迅速在民众之间传播：强大起来，建立强国！使你自己的成功成为国家的成功！强大起来，向西方人显示日本不是一个任人玩弄的国家！

自由民权运动与立宪

　　“在中国好像大家只知道明治维新，但是日本近代史中的这个自由民权运动是非常重要的。”依田憙家教授说，“明治维新使日本成为了统一国家，但如果没有自由民权运动，日本成为不了近代国家。”

　　1870年代中期，知识分子、城市居民和村民开始提出他们自己对“自由和民权”的要求。越来越多的普通日本人加入到各种政治团体中。到1870年代末，全国约有一千个这类组织定期集会，商人、手工业者、劳工和农民聚集在一起听演说，讨论时局。人们辩论的议题包括时政、经济、历史以及女性权利等。

　　新宪法和议院问题是大家议论的重要话题。民权运动的领导人提出，明治维新的基本目的是促进人民的普遍福利，为了实现这个目标，就必须设立自由、广泛的代议制机构。西方政治思想的经典著作，如约翰·洛克的《政府论》、卢梭的《社会契约论》、穆勒的《论自由》和《代议制政府》等开始传播，成为民权运动的思想源泉，人们把历史视为独裁政权和日益上升的民权之间的斗争，提出天赋人权的宪政观念。

　　当时的思想家西村茂树力主尽早开设议会。他说，明治维新以来，日本从外国大量引进了火车、轮船和电讯等，但尚未引进其政体（国家制度），认为“政体为本，工艺乃末。弃其本惟务其末，恐非得计也”。幕府末期以来的“东洋道德、西洋艺术（技术）”的思想渐为主流思想界所抛弃。

　　当年在有关朝鲜政策的激烈争论后辞去参议职务的板垣退助，没有像西乡隆盛和江藤新平一样走上反叛政府的道路，而是回到故乡土佐成立了“爱国公党”——后来发展为自由党。19世纪七八十年代，日本还出现了大隈重信领导的立宪改进党、伊藤博文领导的立宪帝政党。各政党都办有自己的机关报，并举行公开辩论会，在辩论会中，争论最多的题目就是主权问题。自由党主张主权在人民，因而力持宪法应由民选议院起草之说。帝政党则力驳此说，而认为主权不可分割地属于天皇本人，因而只有天皇可以钦定宪法，颁给人民。具有标准英国式宪政风格的改进党则折中两者之说，主张主权为天皇和民选议院所共有。

　　1874年（明治七年）1月，板垣退助递交政府的《设立民选议院建议书》说：“夫人民对政府有缴纳租税之义务者，即有对其政府之事与知可否之权利。”这表明民权运动的出发点是要求“纳税人的参政权”。

　　令人讶异的是，一些地方团体不仅讨论宪法问题，而且还竞相起草他们自己的宪法。迄今为止，历史学家已经发现了大约三十个私拟宪法。虽然这些宪法草案的具体条款有很大差异，但从总体上看，人民拟定的宪法所提出的分权方案比伊藤博文等明治政府领导人设想的更为开明。

　　建立现代国家必须有一个民众“政治化”——从臣民到公民的过程，而这个过程离不开教育的提高和媒体的普及。在明治八年开始民权运动的时候，当时日本的识字率已经非常高了，很多人可以读报刊杂志，媒体的讨论与鼓呼大大推动了民权运动与制度的变革。“报纸和杂志的作用非常大，当时读报的人很多。日本自由民权运动时期，报刊杂志的普及率比几十年后的中国辛亥革命时期要高很多，这是当时自由民权运动成功的基础。”依田憙家说。

　　各地争取减免地租的农民斗争，与民权运动结合，政府处境日益困难，1880年（明治十三年）2月，根据太政和左、右三大臣的协议，鉴于“国会论兴起，随岁月荏苒，王室之安危难测，约定应基于国体，迅速确立宪法”。

　　在西乡隆盛、木户孝允、大久保利通因不同原因先后离世后，当时政府的实权人物大隈重信、伊藤博文、井上馨三人之间，就颁布宪法和开设议会取得了一致意见。其中大隈重信的方案最为激进，建议日本采用英国式的议会制。大隈不仅认为议会是听取国民代表的意见的场所，而且认为议会政治应是政党政治，议会中的多数党应当组织政府。关于这样性质的议会，大隈建议于1881年（明治十四年）底或次年初公布方案，1882年底召集议员，1883年初开设。

　　伊藤博文反对大隈的建议，认为太过急切。“如诸省卿至君侧之官皆为民选委命之组织，等于将君权完全抛弃于人民也”，反对“仅仅14年间即将圣上之权力弃之于人民”。主张议会中心主义和政党政治的大隈，与主张以君主为中心制定宪法的伊藤及井上发生冲突。

　　此次冲突后不久，围绕着对北海道开拓使向民间抛售官产问题的怀疑，民权运动空前激化。当时在政府工作的佐佐木高行说，这时的紧张形势使他联想起他所听说的法国大革命前夕的情景。右大臣岩仓征集了各参议对这个问题的意见。井上馨在当时的上书中说：“今日之人民已非（明治）六七年之人民，其舆论之归趋，已不可妄负权威以逆之。”他认为要“遵从舆论之归趋，开设国会，不难一变政府之组织，以确定其基础”。伊藤博文也认为不得不开设国会，给予国会财政审议权。

　　明治十四年（1881年）危机最终得以解决，政府撤回了抛售北海道官产的政策，把大隈赶出了政府，同时也不得不安排明治天皇发布诏书，保证10年后颁布宪法和开设国会。事实上，此前的1879年，日本已经召开了首次地方议会，这是在西方世界之外成功运作的最早的“民选 ”政治机构。

　　伊藤博文受委派起草草案。伊藤偏好于德意志/普鲁士宪法，而非大隈重信想要的英国式宪法。普鲁士宪法让天皇（及其谋士）保有大权，并限制政党参加内阁。1882年3月，伊藤动身前往欧洲，与欧洲大陆一流的法学学者商议宪法问题。经过反复修改，《大日本帝国宪法》于1889年2月11日公布。传说中公元前660年的同一天，第一位天皇神武建立了国家。1889年的这天清晨，明治天皇身着古代朝服，在皇宫深处一个特别的神社前举行神道教仪式，告知其祖先新“国家基本法”一事，并告诉他们，他授予新宪法是出于“人类事业的进步趋势以及和文明进展保持一致的考虑”。这个仪式结束后，天皇换上西服，出现在西式的会客厅，在那里他从伊藤博文手中接过宪法，然后交给黑田清隆首相，向全体人员表明，宪法由一位仁慈的君主赐予了国家。

　　《大日本帝国宪法》建立了天皇（及其谋士）和国民公选代表分享权力的机制，但同时又限制了议会立法权的行使，保留了天皇的统治权。内阁大臣不对国会负责，而是对天皇负责。军队也是对天皇负责。这是与日本二战后的“麦克阿瑟宪法”的一个重大区别，后者规定内阁对议会负责。

　　在“臣民权利义务”一章中，规定两项主要义务是纳税和响应号召参加海陆军。权利则比义务多，包括享有“自由居住”权和住宅不被非法入侵或搜查的权利；财产不受侵犯；享有宗教自由，以及言论、著作、集会、结社的自由。但这些权利都不是无条件给予的，在国家出现紧急状况时，任何权利都可以取消。根据伊藤博文的说法，“切记国家的最终目的是维护其自身存在”，“国家处于危难之时，不得不毫不犹豫地牺牲部分法律和臣民的权利”。

　　明治宪法直接以1850 年普鲁士宪法和1871 年德意志帝国宪法为蓝本。这决定了以天皇名义行动的寡头执政者仍占上风。宪法允许政党有发言权，但寡头执政者没有义务倾听。按照首相黑田清隆的说法，内阁是“超然内阁”，超越政党政治的政党利益。伊藤博文也表达了同样的观点：天皇立于人民之上，与各政党分离。因此，政府不能偏袒任何政党。

　　明治宪法下的日本本质上不是议会民主国家，但议会却并非完全是花瓶角色。议会实行两院制，分为贵族院及民选的众议院。改革后的自由党在1890年7月1日举行的首次议会选举中，获得了众议院300席中的130席，对于寡头执政者来说，这并不是一个好兆头。民选议员在国会上公开批评寡头执政者的高压，他们否决了政府的首次预算，并要求削减10%以上，寡头执政者与精英官僚们的薪资因此受到很大影响。

　　无论如何，1889年的《大日本帝国宪法》是亚洲第一部宪法，它让日本在亚洲第一次实现了民主选举——尽管宪法规定每年纳税至少15日元的成年男子才有投票权，大约是成年人口的2%。对伊藤博文等日本改革精英人士来说，《大日本帝国宪法》向世界宣布了日本的现代性，证明了日本向文明的迈进。可以说，凭借这部宪法，日本完成了国家制度层面的现代化（虽然具有时代局限性），实现了由一个前现代国家向现代国家的过渡。而此时的晚清中国，宪政改革不见一丝动静，仍旧停留在从器物层面学习西方的洋务运动上，统治阶层抱着“中学为体，西学为用”的教条不放。5年后的甲午战争，大清国彻底败给了日本，按照北大历史系教授王新生的说法，根本原因是一个前现代国家败给了一个现代国家。

　　这部宪法有很多进步之处，也留下一些问题，比如军队实际上不受政府控制，政府也不是民选产生的，这可以说是后来日本走上军国主义道路的肇因。

　　不过，上世纪中叶著名的日本维新史研究学者诺曼·赫伯特却对当时日本的情境和维新精英们的选择给予了理解——

　　时间既急迫，资源又贫乏，这才使人们对于它的领袖能有如此成绩惊叹不已，而不复因其在民主和自由改革的路程中有多少未竟之功而求全责备……速度是日本政府和社会所取的形式的一个决定性因素。由于日本在建立现代国家，成立最新式国防力量以抵御外侮（有利的国际势力均衡和中国的屏障绝不能长此羁延外侮的来临）、创办工业以作为这支武装力量的基础、制定教育制度以适合工业的现代化这样百务并举的情况下所必须采取的速度的缘故，这些重大的变更才迫于形势而不能由广大的人民通过民主主义的代议机构去实现，而必须由一批专制官僚来完成。这些军事官僚比他们其余的同胞是如此的前进，以致他们的后面必须拖带一批怨声载道、半觉醒的商人和农民。若要日本不沦为殖民地之列，除专制的或家长制的办法之外，明治领袖们似乎别无良策了。

　　1894-1895年的日中战争与1904年日俄战争的胜利（后者在日本被认为是东方国家首次战胜西方国家，黄种人首次战胜白种人），标志着日本跻身为世界大国。战争的胜利不仅给日本带来了赔款和新的领土，也带来了列强外交上的尊敬，成为与它们平等的强国，日本为取消不平等条约进行了20年的和平谈判而未能遂愿，随着这两场战争的胜利，几乎隔夜之间就以实力完成了。

　　从1868年明治维新开始，到1904年日俄战争的胜利正式跻身世界强国，日本只花了36年时间。虽然，事后看来，标志着日本成为世界强国的两场战争的胜利实际上是福祸相倚。

　　（参考书籍: 《日本史（1600-2000）》，作者詹姆斯·麦克莱恩；《日本维新史》，作者诺曼·赫伯特；《日中两国近代化比较研究》，作者依田憙家；《明治维新》，作者吕理州；《日本小史》，作者肯尼斯·韩歇尔；《光绪皇帝VS明治天皇》，作者王日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