应该承认，就长期而言，推动社会发展的持续力量其实并不是来自顶层，而是来自民间，社会变革应是自下而上的。如果认同这一点，那么，政府的任何规矩和干预的出台都应该真正反映民意，代表民意。
30多年前中国改革始于承包制，而承包制最初源于偏远的中国安徽农村，那时，实施承包制需要承担巨大的政治风险，参与承包制的农民通过按手印的方式开启了中国改革的“阀门”。这一历史事实表明，中国最初的改革就是自下而上的，并不是靠“天才”的顶层设计出来的。
当人民的力量真正发挥出来时，顶层要做的不是拖延和压制，而是顺势而为。顶层的作用首先不是设计，而是倾听，对于民间的首创精神起到肯定和推动作用。这才是真正聪明的设计，成功的社会实践和伟大的历史就是这样炼成的，这或许是对“顶层设计”的一种解读。
与自下而上的改革思路不同，顶层设计指的是由上而下的推进。如果我们考虑到中国的现实，那么，顶层的作用首先不是设计，而是废止和摧毁之前顶层设置的种种与时代不符的旧体制。换句话说，顶层至多可在“废旧”的场合派上一用，而“立新”的使命应交由民间来进行。当然，如果一定要用“设计”一词，那就设计一下如何“废旧”吧。“废旧”，是因为目前中国存在太多“解铃还须系铃人”的情形。
我们可以通过一个实例来说明顶层在“废旧”上能做什么。这个例子便是，欲废除中国学校开设的政治理论课恐怕就离不开顶层的拍板。众所周知，目前中国各级学校无一例外都设有强制性的政治理论课和政治学习，现在应该是逐步取消直至取缔的时候了。如果考虑到政治课产生的负作用，如桎梏人的思想、束缚人的精神、阻碍创新、培养愚民、导致假大空的盛行等，那么，此类贻害民族的“思想劳教”不取消，中国就不可能踏入真正意义上的现代社会。
环视世界各国，推行政治课教育的国家可谓寥若晨星，屈指可数。在中国，政治课不仅必修，更是涵盖了各个专业，无论什么教育层次，甚至博士研究生，都必须学习政治，政治课的成绩不仅与毕业挂钩，还决定着学位的获得与否。难怪有专家早就指出，中国的许多高校实际上已经沦为“第二党校”。无数青少年在记忆力最旺盛的年龄不是用来研读“四书五经”等传统经典，而是用在了短命的政治理论课上，因为这些所谓“理论”大都是一些很快就腐朽过时的无聊玩意，更遑论有什么普世价值。
然而，想取消政治课，谈何容易，全国从小学到中学直至大学，上百万人靠政治课吃饭，这些人构成了庞大的既得利益集团。怎样改革呢？一个温和的建议是，逐步将政治理论课变为选修课程。既然政治课开设的一个理由是培养所谓“接班人”，那么，就应该允许那些不感兴趣的，不想接或接不上这个班的学生选择不学，而那些感兴趣的学生，希望接执政党班的人，可以选修，这才是符合人性的设计。毕竟，当今中国社会阶层早已呈现出多元和分化的特征，在一些“富二代”看来，他们更想接自己家族企业的班。对于这一部分群体，政治课就失去了开设的理由。
以当今中国体制，即使是将各级学校开设的政治课降格为选修课，没有最高领导层的首肯估计是万万行不通的。既然政治课是顶层设计出来的，那么，普通民众除去幻想系铃人早日解铃，还能找到其他什么更好办法？如果顶层能够顺应时代潮流，真正从提升国民素质角度出发，一纸令下，做出一些调整也是有可能的，但这仍是不靠谱的期望。
除去废除政治课这种奴役人们思想的做法以外，顶层在其他一些领域也可派上用场，如经济领域中的行政性垄断，社会领域中限制人身自由的户口与计划生育政策等。以长期攫取暴利的行业如电信和石油为例，指望权贵者把自己关进笼子，削弱自身特权并不现实。此时，顶层设计应该体现在充分尊重经济规律，逐步减少市场管制，开闸放水，允许更多的市场主体进入这些领域，通过市场竞争的办法逐步瓦解和打破这些领域的垄断局面。这应该是阵痛最小同时也是对社会最有益的改革方式。
历史与现实的经验让我们确信，未来中国改革依然会沿着自下而上的路径进行，因为只有人民才是创造历史的真正主人。那种指望顶层推动的社会变革既非常态，也不靠谱。如果顶层认清这一点，把握时机，顺应潮流，还是能够有所作为的。
最后需要提醒的是，顶层设计终归是人治的结果，而非法治的呈现。如果顶层设计仅由少数领导人拍脑袋决定，缺乏合法性和正当性，那么，这样的顶层设计则非常危险。要知道，顶层不是神，人世间的悲剧正是那一小撮想要把人间变成天堂的人制造的。
（注：本文中仅代表作者本人观点。本文编辑刘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