六大改革突破口考验领导人魄力

　  搜狐财经：以上这些改革措施一定会面临巨大的阻力，那么，改革的突破口在哪里？

　　刘胜军：真正的改革都会面临阻力，而突破口有这几个：

　　第一突破口，习近平强调宪法的生命力在于实施，那么，可不可以设立宪法法院？这是一个非常严肃的话题，追溯一下，上个世纪 80年代，当时的全国人大就非常认真地讨论过成立宪法法院，宪法法院当然也有很多方案，到底是在全国人大之下还是独立运作，这些东西都可以探讨。哪怕说宪法法院成立后是在全国人大之下的，也比没有好。

　　现在大家都知道公民言论自由的权利得不到保障，发一条微博就可能被删了。如果有宪法法院，公民的宪法权利获得保障就有了实现机制。要想让宪法获得生命力，宪法法院是必须的，而且现在马上就可以做的，不需要再等五年、十年以后。这就是一个体制性的突破。

　　第二个突破口就是人大的权力一定要落实。人大代表开会就是在听报告，其实这个顺序完全颠倒了，“主人”听“仆人”的报告，不颠倒了吗？应该是什么呢？应该“仆人”给“主人”汇报，接受“主人”的质询，人大代表才是“主人”，总理、部长都是“仆人”。

　　人大的权力要怎么落实呢？比如说政府要公开详细的财务预算和决算。不能只告诉我们今年交通投资花了1000亿，这没有意义，而要告诉我们每个项目花了多少钱，这样我们才知道这个项目有没有腐败、浪费，这个项目到底该不该上马。第二个，人大要有实质性的权力，比如说修京沪高铁，京沪高铁该不该修，不能简单的yes或者no，1000多亿的大投资，政府应该提出一个建议、方案，然后让人大来批准，至少要尊重人大的程序。这个有历史先例，当时三峡工程上马就是人大批准。

　　我们需要有机制保障人大的权力。今年的两会就不能够再继续开成party，要有创新，比如说人大代表的讨论要现场直播，不能光找几个代表去新闻联播采访一下，每个人就说几句，这对中国进步不起作为。要想真正推动人大代表的参政议政，就必须有公众的监督和参与。人大代表审议政府工作报告的过程，为什么不能现场直播？最好网络也可以直播，电视也可以直播，这样公众才有知情权和参与权，人大代表才能真正代表人民，不然人大代表代表的是谁呢？

　　类似的方法和机制是很容易做到的。重大的项目举行公开听证，听专家去论证，比如说户籍制度改革、计划生育等都可以请专家论证、邀请公众来辩论，不能政府那一帮人坐在那里“埋头“改革”。这样效果会很差，就拿收入分配改革方案来说，改革方案出台以后，大家又是比较失望。为什么比较失望呢？很简单，制定改革方案的人就是既得利益者，让他们自己去改革自己是不可能的。

　　第三个突破口，是财产公开制。财产公开制是反腐一个非常重要的突破口，虽然不能够对它寄予太高希望，但是至少从技术上把官员房产公开是很容易做到的，因为全国都已经联网了。如果所有官员公开不行，还得分级别推动，比如说先是省级以上的干部，要公开的房产。这些制度都是考验是不是真心搞改革。光抓贪官不是改革，财产公开制才是改革。

　　第四个突破口，是李克强说的要正确处理政府和市场的关系，这是中国经济转型最核心的命题，我们的经济增长方式能不能转型，就取决于政府和市场的关系能不能处理好。这是个很大的课题，但是具体来说，还是有很多事情可以做的。比如说我一直在呼吁的废除IPO审批制度。为什么就不能废除审批制？没有理由不能废除掉。现在很多借口都是不成立的。还有，发改委就应该撤销，至少发改委将来只能管国有企业投资的问题，不能管民营企业。而如果发改委只剩下这个职能，那它就应该和国资委合并，审批职能有国资委就可以了，不需要单独搞一个发改委。发改委本身就是换了一个马甲的“计委”，就是不符合市场经济要求的，是计划经济的产物。

　　再一个，比如说地方政府。地方政府已经变成一个个“大企业”了，这是非常不正常的，中央一定要下决心明确——地方政府哪些事情能做，哪些事情不能做，哪些事情通过什么样的程序去做。如果不解决这些问题，中国经济的各种乱象，比如环境污染的问题就解决不了。为什么呢？地方政府会为了GDP而根本不去抓污染企业甚至还保护污染企业。正如潍坊一些企业污染地下水源，政府通知那些企业说焦点访谈要来暗查，让他们做好准备。

　　第五个突破口，是司法独立。好的市场经济一定是法治的市场经济，什么叫法治呢？我们国家领导也反复说了，法治就是任何人、任何组织都没有超越法律的特权。这意味着什么？意味着司法是独立于所有的个人和组织，任何人、任何政党都不能够插手和干预司法。目前的现状离司法独立有很大的距离。

　　但我觉得在这个方面我们完全可以借鉴央行的经验。如果回顾一下历史，原来央行是每一个省、每一个市、每一个县都有分支机构， 这样带来的后果是央行完全没有独立性，如果你是这个县人民银行的行长，你一定会听县委书记、县长的话。在这样局面下，当地政府就不断干预金融体系，让人行、商业银行给地方项目发贷款，最终出现大量的坏帐和呆帐。后来为了打破这个局面怎么做呢？就是撤销央行的行政区划设置，把央行改成区域分行，比如说中国人民银行上海分行，不光管上海，还管辖江苏、浙江等几个省。这样的大区域设置，就有效的打破了地方政府对金融系统的干预。

　　我们司法体系也可以效仿，法院体系完全可以设为华东高等法院、华南高等法院、华北高等法院、华中高等法院、西北高等法院，这些法院是高于各个省的，比如说河北省的省长就决定不了华北高院的事情，因为它的级别更高。这样的话就可以在一定程度上弱化行政力量对司法体系的干扰。

　　最后一个突破口，就是要鼓励言论自由，发动舆论的力量。有些舆论骂政府，政府官员可能会觉得很难受，但是习李作为最高领导者，一定要知道只有鼓励言论自由，才能真正形成改革推动力量。因为中国改革过程当中，这些中层的官员是不愿意搞改革，因为他们是既得利益者。那么，怎么去推动改革呢？就是最高领导者就要借助公众的力量形成“高压态势”，才有可能突破既得利益的阻挠。习近平说“我们党要能够容纳尖锐的批评”。汪洋也说：为什么领导可以发脾气，群众不能发脾气呢？为什么领导可以骂娘，群众不能骂娘？

　　所以，以上六个突破口，对于体制性的改革，完全是可以大有作为的，而且这些体制性改革，并没有触动我们根本的政治体制，还是共产党领导下。这些也完全是在现有政治体制框架下所做的渐进式的改革，是符合中国国情的，也是具有可操作性的。

　　现在能不能取得体制性的突破，就看领导人的魄力。希望2013年的两会、三中全会，能够进行一些大胆体制性的突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