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执政党面临转型挑战--执政党合法性基础的修正

作为全球化与信息化时代的中国执政党，中国共产党需要转型，以适应新形势，发挥历史所需要它发挥的新功能，乃至引导和推动中国社会整体的转型。对于这一点，目前除了一些极为顽固的保守主义者之外，基本已是共识。

事实上，经过20世纪80年代末政治风波的冲击，从90年代初中共领导层启动的一轮新改革，也是一个将其自身从传统上的革命党转变为中国执政党的过程。在中共十六大、十七大及近年来的多次重要会议上，增强党的执政能力、发展党内民主等议题也得到频繁强调。

与这一转型相对应的是中共执政思路的转变：不仅在文革之后，传承自马克思主义的“阶级斗争”理念日益被淡化，而且，江泽民时代提出的“三个代表”理论与胡锦涛执政时期的“和谐社会”口号，也表明中共在努力修正其合法性基础，由某种先进阶级（无产阶级）的代表者、终极使命（共产主义）的承担者，转变为一个“全民性”的政党、一个“正常社会”中的掌权者。

回溯历史，中共之所以能承受近百年来种种战争、社会动荡与危机的冲击，由20世纪20年代一个连成立日期也被创始成员遗忘的微型组织，发展成目前全球第二大经济体的掌舵者，原因也在于它不像有的共产主义政党那样固守教条，善于因时而化，以变求胜。

中共历史上固然内耗、失误乃至危机不断，激进与务实、保守与革新时期错综交叠，但从毛泽东时代摆脱苏联与“共产国际”在组织和思想上的控制，到邓小平时期主动修正意识形态导向的僵化政策，内建市场，外开国门，中共一直表现出较强大的顺应形势的能力。这或许也解释了，为何那些本奉行列宁一派马克思主义的政党，到如今或者消亡，或者在国际上被边缘化，惟有中国执政党仍能在世界舞台上纵横捭阖，左右逢源。

然而，中共虽然素有“险中求胜”的良好记录，但因其自创始之初即形成的权力集中主义的倾向，亦时时有陷入系统性僵化的风险。1978年开始的“自改革”的领导者邓小平也在很早就预见到，虽然中共挺过了文革后期的严重危机，但其体制不足以保证执政的长久安稳，需要改革。他在1980年发表的《党和国家领导体制的改革》，是中国政治体制改革的纲领性文件。但因种种波折，早在30多年前提出的政治改革目标，目前仍基本停留在文件和口号的层面。

与此同时，整个中国社会在经历了一轮高速的经济发展之后，也到了各种社会问题需要以“政治化”的方式解决的阶段。改革开放之初，执政党曾将中国社会的“主要矛盾”定义为“人民日益增长的物质文化需要同落后的社会生产之间的矛盾”，但近年来各地频发的“群体性事件”表明，中国民众诉求早已到了“不患寡而患不均”的阶段，靠数量上的物质积累已无法解决，只能调整权力与利益的分配格局。“政治化”解决并不意味着要在一朝一夕间实行某种特定的政治制度，而是意味着执政党应当承担政治职责，引导对分配结构的调整过程，满足人们对公平、正义、尊严的渴望，以“看得见的方式”推进社会民主。

因此，中共面临着思想上的转型挑战。中共虽然已经摈弃或淡化了许多列宁主义的教条，但其思维方式在本质上依然是一种历史进步论和线性史观。这一源于西方的思潮经中共于中国发扬光大，尤其是通过1949年之后的系统教育、宣传与社会改造，已从根本上改变了大陆中国人的社会心理。

一方面，这冲淡了中国文化中固有、自南宋以来越来越明显的内向、消极、阴柔的一面，赋予一种积极进取精神，不仅对经济与科技进步有利，也确保了国家安全——虽然对外战争并非都获全胜，但至少摆脱了1840年以来的耻辱性外侮。但这一倾向发展到极致后，尤其是30多年来经济狂热取代政治狂热之后，也造成了诸多危机，如各地政府的唯GDP主义、环境恶化，以及精神空虚与伦理倒退。

中共的思想挑战在于，重新找到那些能迎合底层民众需求的精神资源，从而实现中国社会的可持续性发展。

执政党还面临着形象上的挑战。在“冷战”结束后的世界上，任何一党制国家的执政党都面临着形象上的固有劣势，这意味着中共早期及毛时代所具有的革命理想主义的号召力已经无存，而且为了维护其形象，它必须付出比过去更大的努力。但文宣部门的能力低下已几乎到了无以复加的程度，政府话语长期的“语言无味、面目可憎”，与严峻的腐败、社会不公等问题一起，大大削弱了执政党在民众中的支持度。中国执政党需要思考，在信息化时代，如何调整它和国内民众及外部世界沟通的方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