托克维尔去哪儿了（二）

当习近平与六位常委最终露面时，他激起了广泛的希望，连平淡无奇的讲话，都被赋予了新涵义——更少意识形态色彩，他该是个实干者。

不仅“停滞年代”过去了，颠簸的权力交接似乎也终于告一段落。在整个2012年，关于高层政治的离奇新闻层出不穷，从王立军的夜奔、令公子的车祸、中南海的枪声与习近平的背痛，让人意识到尽管中国正以新的现代强权的面貌出现，其政治形态却实属中世纪式的。在日趋理性的政治制度下，一股非理性的暗潮从未消失。薄熙来的重庆试验的确像是文革回潮，惩治他的方式又让人想起了林彪事件。新领导人的确立意味着稳定性，尽管它可能也是暂时的。

新的希望也来自于新领导人的历史经验。自从卡尔•曼海姆在1923年发表了《社会学视野中的代际问题》后，代际不再是一个生物学概念，更获得了社会学维度。因为现代技术、大众媒体的繁荣，一代人同时被重大历史事件与社会力量影响，他们获得了共同集体意识与身份认同。代际变化，就像民族、地域、种族、家族、阶级一样，变成最重要的历史动力之一。它在此刻的中国似乎尤为关键，人们找不到能推动变革的外部力量，只能寄望于权力的内部裂变，自从党内开明派在1989年消失后，唯一可寄望的就是这代际革新了。

新的领导人都出生于四十年代末、五十年代初，他们的童年是在“三反五反”、五年计划、反右、大跃进、大饥荒等一连串大胆尝试的政治社会环境中度过的；他们的个人意识开始觉醒时，文化大革命来了。由于深受理想主义与集体主义教育，他们中的很多人热情、盲目、或被迫地卷入了这种狂热，在其中目睹或制造了无数混乱与残酷。在狂热之后，他们被发配到乡村、农场与山区中，他们发现了现实中国的贫穷与落后，从意识形态狂热中醒悟过来，多亏多年的理想主义教育，他们在困苦与磨难中，开始重新思考社会与自己，生出普遍的怀疑精神。

中国再度转向，中断的经济、思想、社会生活再度活跃起来。他们成了热切的学习者，变成了一场新启蒙运动的主导者。他们仍年轻，却有着如此丰富的经验，他们理解现实中国，又对外部世界充满饥渴。在某种意义上，他们也像是西方婴儿潮一代，他们经历得如此之多，在历史舞台占据的时间是如此之长，同时挤压了上一代与下一代的空间。这一代人早已在文化、经济、社会领域占据了中心，如今他们又抵达了政治权力的顶峰。

倘若按照政治学者陈子明的划分，他们是共和国的第四代人。毛泽东、邓小平是第一代人，塑造他们的历史事件是“五四运动”；胡耀邦、赵紫阳属于第二代，“一二•九”运动影响了他们；江泽民、胡锦涛属于第三代，他们人生的决定性时刻是1949年的解放。作为第四代人，他们注定是矛盾的产物，决定他们的历史时刻既是1966年8月18日的金水桥——毛泽东在这一天的天安门上接见红卫兵，他们都是狂热的威权主义人格，又是1976年4月5日的人民英雄纪念碑——他们在此发起了“四五”运动，新的政治觉醒到来。

三位主要领导人习近平、李克强、王岐山都代表了这种矛盾中的希望。习的父亲以党内的开明派著称，他本人则曾经历政治混乱带来的伤害，李克强更是70年代末的启蒙运动的亲历者，他的导师是改革派学者，他的同学成为了海外民主力量的领导人物，王岐山更是八十年代体制内改革的重要人物。

他们将如何回应此刻中国的挑战？倘若以经济、社会、文化领域为例，这一代人被证明生机勃勃、富有创造力，却同时是不择手段的。他们的理想主义轻易地转化成投机哲学，怀疑精神则变成一种逃避主义。他们的胜利是技术上、而非价值上的胜利。这种独特的经验与价值观，将怎样作用于他们终于获得的政治权力——这个中国最保守、却仍关键性的领域？他们强烈的历史感，令他们必定要有所作为，成为现状的打破者。但是，他们会怎样评估现状？打破它又要通向哪里？

答案出现得比人们想象得更快。新领导人迅速表现出力量，而且是全方位的。在意识形态领域，从关于宪政、普世价值的猛烈宣传，到对网络言论的钳制，再到“中国梦”，他们都表现出更保守的作风，这也是一种杂乱的保守——是共产主义与传统主义的混合。而面对官僚系统，他们发动的反腐败运动的力度达到了前所未有的强度，如此多高级别的官员卷入其中，连“自我批评、彼此揭发”这一毛时代的方式也再度泛起。面对社会，他们则加大了对公民运动的打击，令商业世界纷纷表态“在商言商”。他们的一系列言行，显示出他们要令中央政府重获“制高点”的决心——政治上、经济上、舆论上，新的领导集体不仅准备控制利益集团、公民社会，也要控制地方的官僚。

这种倾向到了十八届三中全会变得更为显著。不管它做出了多少改革的许诺，新领导人的思路却是清晰的。

两个新设的委员会强烈地暗示出，即使在权力中心，也有一股强烈的集权趋势，集体领导制臣服于个人权威。从它秘密的开会地点到舆论的高度封闭，你可以看出其排斥任何社会参与的可能性，只有国家（state）才有权决定改革的方向，他们决定一切政策，然后赐予社会的一切均来自“顶层设计”，而不是民间探索。更重要的是，新领导人似乎并未把这套党国体制视作一个需要变革的旧制度，而只是认定它理应更有效率，更能为自己的目的服务。

他们的目的是什么——他们可能受惠于启蒙主义，却更是国家主义者。重温陈子明所说的四代人，每一代掌权者都把另一种方式与思维推开。毛邓所继承的是“五四”运动中的共产主义，胡赵则被“一二•九”运动中的狭隘爱国主义鼓舞，而当江与胡进入1949年的中国时，这个中国已被一种意识形态左右。不同思想与选择的同代人都被挤出了历史舞台。

这也是中国革命的显著特征，它以一种绝对暴力，消除了多样性与可能性。不管有多少意识形态与党派之争的干扰，20世纪中国始终沿着国家力量（State Power）增强的线索前行，它导致了一种高度狭隘的、功利性的“富强”路径。到了这一代掌权者，他们的意识形态色彩减弱了，国家主义色彩却显著增强，在他们想象的现代中国图景中，国家富强而非个人自由才是首要目标。除去一代人的社会属性，新领导人似乎更属于血缘属性，他们是建国者的后代，不会任由父辈的江山被葬送，不会允许偌大中国“竟无一个是男儿”的景象出现。

一年来，不管新领导人有了哪些成就、做出了哪些呼吁，他们表现出的思维方式却陈旧得可怕，他们不是通向一个新时代，而是顽固地向后看，他们恐惧一个多元社会必然会产生的争吵、嘈杂，幻想万众一心带来的大国复兴。他们也似乎创造出一种幻象——面对巨大的利益集团、腐败的官僚系统，他们代表了一种公正、良性的权威，最终会给人民带来福祉。

他们表现出的决心，让人想起德国皇帝威廉二世的特性：“他希望根本性地变革，但他也希望维持不变。他视德国为一个现代化的工业巨人，他为外交政策设立新议程，他领导下的德国第一次成为了海军强权。但同时，他紧紧抓住古老的习惯与制度。他相信自己的权力来源于前现代的普鲁士专制理念。”

一年来，很少有人再谈论托克维尔了。托克维尔相信是集权造就了法国的深层困境，是改革带来了革命，但中国的新领导人决定不理会这深层困境，继续加强集权的方式，这或许是避免革命的最好方式……（待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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