托克维尔去哪儿了（三）

一

“它多少像是毛去游长江”，他说。我们正谈到庆丰包子铺一幕的意义，习近平的“偶然”造访令“包子”与“炒肝”占据中国公共舆论的中心。他把这一行为拉入了更长的历史语境。那是混乱的1966年的夏天，毛泽东的行为最终被证明是一次力量展示，他仍旧精力旺盛，不仅能纵横长江，也能掌握中国的政局。接下来，他利用文革小组、群众动员，摧毁了阻碍他个人意志的官僚系统。一年来，中国的新领导人在很多方面展示了他的确是“毛时代的孩子”。从“洗洗澡”式的修辞到“习大大”式的亲民作风、对官僚系统的整肃、重塑个人权威的努力，都带有明显的毛泽东时代的痕迹。它也是对之前十年的政治风格的一次戏剧性的逆转。倘若旧时代代表的是一个僵化的、毫无个性的时代，一个任由官僚系统、利益集团膨胀的十年，那么新领导人则试图创造一个高度个人化、重新集权化的新形象。

庆丰包子铺的一幕，恰是这是这种新形象再好不过的象征。当周永康案悬而未决、高层政治的斗争炽热不已时，最高领导人从容地走进临街的小店，这也是一种自信与力量的展现——我不理会严峻的情势，也不顾及组织纪律，我只随心所欲。他也是对公众的表态，尽管处于权力中央，我仍是站在人民一边，吃二十一块的便餐，这也为未来的群众动员做出试探。

人民的确响应了这一切。当人们热烈地购买与谈论包子时，也是对这种权力风格的一种信服。不管精神还是物质，是常委推荐的托克维尔还是主席钟爱的炒肝，权力塑造时代的品位，即使持有嘲讽语气的人也被迫承认，他们无法回避这个话题。政治权力的话语与风格支配着我们的公共生活，我们无法创造一个不同的话语空间。

我的朋友也面临这样的困境。25年前，他曾是天安门广场的领导性人物，按照陈子明的划分，他该属于第五代人，他人生中的决定事件是1989年。这是中国20世纪漫长革命的最后一幕，或许也是最缺乏“革命性”的一场，聚集在广场的年轻人从未有颠覆规则的欲望，他们想抗议，而非真正的革命。他为此逃亡过、入过狱，如今经营着一家著名的民营书店。书店内的咖啡馆名为“醒客”，它既是英文“thinker”的音译，也蕴涵着强烈的自我期许——在一个昏睡的中国，聚集在此的一小群人愿意清醒地讨论这个国家的未来。也的确，它是北京最不容错过的公共空间，书店以高质量的思想、学术选书著称，咖啡馆内则迎来送往过几乎所有知名的知识分子、异议人士，至少两代知识青年是在这书店的气氛鼓舞下开始自我启蒙的。

而我的朋友，常在昏暗的光线下，费力地睁开他过度被烟熏的眼睛，压低声音谈起他对政局的意见。我喜欢这个朋友，他健谈、温暖、有担当、装了一肚子我从不知的中共党史，但偶尔也令人感到疲倦——在他的这一代人大多放弃了昔日政治理想时，他又完全被政治所占据了。他吃的、喝的、呼吸的都是这个抽象的政治权力与理念，在表面的高度热情背后，又是一种深深的无力感：你难以接近政治机器的核心，无从参与实际政治，你的观察分析无法进入公共话语空间，这使人丧失了检验与修正观点的机会，不停地谈论与推测成为了替代品。

在一些方面，这状况让人想起托克维尔笔下的18世纪的法国文人。他发现，法国文人与英国不同，前者“从不卷入日常政治，相反，他们的生活从未比这个时期更超脱；他们没有丝毫权力，在一个充斥官吏的社会里，他们不担任任何公职”，他们也“不像大多数德国同行那样，完全不问政治，埋头研究纯哲学或美学”。法国人“终日谈论社会的起源和社会的原始形式问题，谈论公民的原始权利和政府的原始权利，人与人之间自然和人为的相互关系，习俗的错误或习俗的合法性，谈论法律的诸原则本身”……这种对缺乏现实感、迷恋抽象原则的精神，最终塑造了“文人政治家”。

在托克维尔眼中，这个群体声誉不佳，他们只谈论却不行动，与一个丧失了领导权的贵族阶层一拍即合，他们追求言论与思想之快感，却无法承担责任。倘若中央集权摧毁了社会的中间组织，文人政治家刮起了舆论风暴，他们则是法国漫长动荡的原因之一。

与18世纪的法国一样，现代中国充满了文人政治家的力争，从康梁变法到陈独秀组建的中国共产党，再到张君劢的第三党派，他们既让人赞叹，也令人不安。他们既因一个高度集权社会而获得巨大的舆论能力，也同时缺乏驾驭变革的实际能力。

在经过一轮又一轮的清洗与反智运动后，此刻的中国知识分子早已不复有昔日的影响力，更难以成为文人政治家，但思考习惯却又保持了惊人的相似。这造就出一个令人沮丧的现实——我们不仅无法参与直接的变革，也无力营造自己的舆论力量，常常陷入一种自我的沉溺与疏离。

知识分子曾是20世纪中国的主要推动力，如今沦为边缘。其他的社会力量，不管是工人、农民、企业家、中产阶级、维权群体，他们都曾激起短暂的希望，旋及黯淡下来。不管中国变得多么繁华，政权与社会力量之间仍是极端失衡，前者可以轻易压制任何不同的声音。也正是因为缺乏社会力量的呼应，不管多么惊心动魄的上层权力斗争，都没带来期待的权力裂变。而35年的两次主要变革，不管是1978年的改革开放、还是1992年的市场改革，它们都被证明是一种机会主义式的改革，一种只为保持现有权力结构而做出的暂时让步，它未形成结构性的变化。

二

“再等一年看看吧”，我的朋友说，语气无奈、却又带着某种期待。冬日北京的夜晚，一切灰蒙蒙的，比起空气中的粉尘，这政治生活的雾霾似乎更为严重。

再等一年？他的期待是什么？是如一些新权威主义者所说，新领导人需要稳固与集中权力，再做出变革的决定；还是一种无奈之举，这集权最终导致新的矛盾，即使改变的方向不如最初期待，变也总比不变好，一个更为极端的政权也总比停滞要好。我们似乎陷入了戈多式的困境，总是在等待，却迟迟不见他的到来。

但同样重要的是，我们陷入了一场想象力与行动上的困境。不管多么重申宪政、民主、自由，我们却从未真正建立起一个不同于国家主义的叙述，能牢牢地把个人自由与尊严置于中心。我们也未能亲身实践着这套叙述，总不免被现实权力、主流话语所吸引，即使最杰出的头脑，也总是想充当“忠诚的反对派”。这套叙述更是未能进入中国社会，在很大程度上，公众仍遵循托克维尔对昔日法国人的判断——人们并不热爱自由，只是痛恨主子，人们也随时愿意用物质福利来交换自由。

这也是最令托克维尔忧虑的。他的所有写作，不管美国的民主还是法国革命，要处理的始终是个人的自由。自由总是脆弱的，它可能面临专制压迫，在民主体制中也可能沦为“大多数人的暴政”的牺牲品，所以他探索一种新的政治科学，能捍卫这种自由。他也曾期望一个负有使命感的贵族阶层的出现，他们能让法国避免君主或公众的暴政，并带着深深的失望离世。

在这种意义上，真正的革命，中国尚未到来。

注：本文仅代表作者个人观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