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间借贷”的放与管

近几年来，全国各地有关民间借贷崩盘的消息，经常见诸于媒体。从2011年浙江温州、河南安阳等地民间借贷崩盘，2012年内蒙古鄂尔多斯、山东邹平等地民间借贷崩盘，2013年陕西神木民间借贷崩盘，到2014年又传出陕西府谷民间借贷崩盘。因民间借贷资金链断裂，引发的群体性社会事件，引爆的金融风险，对地方经济和社会治安损害巨大。民间借贷，作为一个重要的民生问题，早已引起国家相关职能部门和社会相关专业人士的关注，值得一谈。

当下，民间借贷活动非常活跃，尤其是互联网金融出现后，作为草根金融的民间借贷大有更加兴盛之势，而且民间借贷数额巨大。民间借贷的工具和形式多种多样，除货币资金借贷外，还有有价证券融资、票据贴现等。

“民间借贷”，并非一个法律概念，是一个综合性的描述性概念。它泛指除银行等金融机构之外作为贷款一方的借款行为，包括自然人、非金融机构的法人和其他组织之间的借款担保等的融资活动。民间借贷是一个复杂的经济行为、法律现象，在其中有为生活、消费等而借款的民事行为，也有为生产经营而借款的商事行为。民间借贷存在以意思表示而发生法律效果的法律行为，也存在非法行为等。

民间借贷具有制度层面的合法性。政府对于民间借贷的态度，一向存在堵和疏的做法。中国历史上很早就有国家管制的记载。一般地说，国家对于民间借贷是不禁止的，但是对于民间借贷的利率或利息有管制性规定。西汉时期，为限制过高的放债利率，规定放债的最高利率为20％。同时国家对放贷所得的利息征收貰贷税（赊贷税）。对利息过高或者逃避缴税者不分官民一律予以处罚。

中国1978年实行改革开放以来，国家对于民间借贷有一个逐步放松、放宽金融管制的制度、政策脉络，市场化、开放是大势所趋。2012年国务院批批准实施《浙江省温州市金融综合改革试验区总体方案》，方案的主要内容之一就是规范发展民间融资；2013年全国首部地方金融法规《温州市民间融资管理条例》审议通过，为民间借贷规范化迈出了可喜的一步；2013年11月中共中央十八届三中全会决定，完善金融市场体系，扩大金融业对内对外开放，加快推进利率市场化等，为放宽民间借贷提供了新的政策支持。

    总的来讲，政府对民间借贷资金的个体、分散的流动较为宽容，对民间借贷资金的有组织、聚集的流动比较谨慎。

     作为草根的民间借贷，从诞生之日起，就充满自发性和投机性，因而民间借贷纠纷也不断。2008年以来人民法院受理审理的民间借贷案件数量激增，到2013年达到89万件。司法机关对民间借贷案件的司法评价，也从严到宽，循序过渡转变，放松标准、尺度。1991年最高人民法院《关于人民法院审理借贷案件的若干意见》，专文对民间借贷案件的处理作出比较全面、明确和详细的规定。其中确立了最重要的规则之一是，民间借贷的利率最高不得超过银行同类贷款利率的四倍。2013年9月以来，最高人民法院对于企业之间的借贷，也有条件地宽容、放行，不再一概认定借款合同无效。

   我国法律保护合法的民间借贷，不保护非法的民间借贷，打击和制裁严重违法的民间借贷类犯罪行为。法律对于出借人明知借款人是为了进行赌博、走私、诈骗、买卖毒品和枪支等的非法活动而借款的，对于违背公序良俗而产生的民间借贷等等，其借贷关系不受法律保护。此外，民间借贷必须出于自愿、公平，如果一方以欺诈、胁迫的手段或者乘人之危，使对方在违背真实意思的情况下所形成的借贷合同，或者在订立借贷合同时显失公平的，受損害方有权请求变更或撤销。国家对于非法集资、非法经营金融业务、非法吸收公众存款、集资诈骗、集资传销等违法犯罪行为，一向予以严厉禁止。这里提醒民间借贷人不要踩踏法律的红线。

    在进行民间借贷时，如果数额较大或认为有必要，可以先咨询律师，或者委托律师起草借款合同并见证。民间借贷，要记住，空口无凭，立字为据。按照借款合同的必备条款和完备的格式签订合同，同时保留合同借贷相对方，尤其是借款人的身份证或营业执照等主体资格证明，担保人（如有）的主体资格证明，合同最少一式两份，每方各执一份。需要公证的，可以去公证处公证。在借款的履行环节，也要保存好履行的相关证据或手续。

    当然，民间借贷还涉及到出借人纳税问题，较大数额借款是否需登记备案问题，利率放开后的利率最高标准问题，多个出借人向一个借款人借贷的管理问题，民间借贷的诚信建设问题，民间借贷从熟人社会走向陌生人社会的问题，出借人、债权人合法权益的保护问题，等等。

    最后，我们建议国家尽快出台民间借贷的相关法律或条例，填补民间借贷的某些制度真空，例如制定《非存款类放贷人条例》，区别民事借贷与商事借贷，对民事放贷人采放贷自由原则，对于商事放贷人采审批设立原则，并严格监管其资金来源属于自有。国家立法完善民间借贷法律规制，着眼民间借贷的宏观监管，预防和化解民间借贷非法聚集和崩盘风险，从而规范、监管、引导和促进民间借贷的健康发展。

                                          2014年6月15日    北京

附：作者王科峰，中国法学会会员，中国知识产权研究会高级会员，北京市华泰律师事务所高级合伙人、律师，专栏作家。

———本文发表于《经济与法治》2014年第7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