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沉默的解剖

西方的许多和平组织，似乎越来越变成非官方的民间同盟，而不是东欧的这种由政府资助的和平委员会。对那些独立于政府而关注全球事务的人们来说，在我们这个地区，他们则转向一般人们所称的持异议者。我们被邀请参加和平会议——事实上不能出席则是另外一回事。我们接受代表不同和平组织的来访者，被约请参加对话和协作。当然，所有这些并不意味着在西方和平运动内部存在着天然一致的态度。相反，更接近真实的是，当找到东欧的持异议者时，笼罩在他们心头的似乎是一片沉默和某种谨慎，如果还不是彻底的不信任和无所适从的话。

　　这种沉默的原因并不难想象。我们的政府不满意任何和我们接触的人，说到底是他们而不是我们更能影响世界的命运，他们需要第一手的接触。另外，对西方和平斗士来说，在欧洲东半部分的持异议者一定像是奇怪地卷入他们本地的事务，致力于拔高人权（好象人类继续存在不是更重要的！），令人可疑地对社会主义现实抱有成见（如果不是反对他们的社会主义理想的话），当然不足以批评西方民主，乃至也许还在秘密地同情西方军备。简言之，对他们来说，持异议者倾向于是雅尔塔分界线以东的西方军队的第五纵队。

　　当然，这种沉默是互相的。显而易见，东欧的持异议者对西方的和平运动也抱同样的态度。当我们读到涉及和平事务的西方文本时，我们通常发现其形形色色的观点也令我们陷入某种沉默。

　　我不知道我是否能做到有助于更好的互相理解——对此我倾向于怀疑。但不管怎么说，我想从我们自身这方面试图描述这两种沉默的原因。

　　从表面上看，持异议者显得是一小块很不重要和如此奇异的飞地——非常激进，在一个铁板一块的社会中用一种完全不同的声音说话。这个意义上，他们的确是这样一种飞地：只有很少的人数，而且这个国家运用其权力尽力创造他们和社会之间的巨大断裂。的确，他们在某个方面不同于社会中的大多数人：他们公开地说出头脑中所想的东西而不计后果。然而，这种区别几乎是不重要的。问题在于他们所表达的观点是否真的不同于他们周围的大多数同胞。我不这么认为。相反，几乎每天我都接触到某些令人鼓舞的证据，表明持异议者所说的和其他大多数人私下里所想的并没有什么不同，事实上，如果我们比较持异议者在文章里所表达的和我们从周围的人们所能听到的——不管是在私下里还是喝了几杯之后——我们便能得出这样一个悖论：持异议者在人群中是不那么激进、危险和更为忠诚的。我这样说是因为，如果我们要想考量涉及和平事务时持异议者特殊的沉默，我们首先需要考量他们行为的社会语境，即共同的经验、视角、情感上的共鸣、政治性的表达、或者以他们独特的方式所体现的坚定不移。

二

　　也许首先要理解的是，在我们这个地方，“和平”这个词已经耗尽了其全部内涵。三十七年来，捷克斯洛伐克的每一个可能和不可能的公共场所，都张贴着这样的标语：“建设祖国，巩固和平”、“苏联是世界和平的保证”、“为我们人民和平劳动的更大成果（而奋斗）！”等等诸如此类。三十七年来，我们的报纸和其他各种媒介渗透着同样的关于和平的乏味的陈词滥调。三十七年来，我们的公民被要求扛着同样陈旧的和平标语走在规定的游行队伍中。三十七年来，有为数不多的人足够聪明地把自己弄成专业的“和平战士”，尤其是擅长重复官方口径和用国家的钱从事大量和平会议的观光旅游。换句话说，因为三十七年来，“和平斗争”变成了我们生活于其中的这个制度的意识形态外观的一部分。

　　但是，每个人从无数日常的个人经验中得知，这个官方的外观彻底隐瞒了变得越加令人失望的另一种现实：在一个极权主义国家生活的全面荒芜、无所不能的权力中心和彻底无权的居民。“和平”这个词更像“社会主义”、“祖国”、“人民”这样一些词，完全减缩至服务于这样两种用途：一是那些摇唇鼓舌的聪明人的进身之阶，另一种是用来鞭打那些站在一旁的冷眼旁观者。这个词已经变成官方咒语的一部分，当我们的政府做它想做的（或者任何必须做的）时，念动它们至少换得少许安宁。

　　在这样的环境中，这个词在我们的同胞中所唤起的不信任、怀疑、滑稽和厌恶的感觉，还有什么奇怪的？这并非是厌恶和平本身，而是对包含这个词在内的堆积如山的谎言的反感。

　　这种厌恶的程度和作为一种触目惊心的社会现象，体现在这样的事实中：当我们的持异议者偶然试图在公共场合表达他们对和平问题的看法时，不管其观点多么不同于政府，他们都会受到人们的质疑，仅仅因为他们表现了对和平问题的真正兴趣。当人们抱有热情地从外国广播中倾听别的《七七宪章》的文件，寻找和复印它们，而《七七宪章》中涉及和平问题的文件却使人们缺少普遍的兴趣。我们的公民一听到“和平”这个词就要打哈欠。

　　由官方造成的“和平”这个词彻底的贬值和无聊，仅仅是这里的人们对待“为和平而斗争”及和平运动保持沉默的一个原因，这乃是如此表面化的原因。在某种程度上，包括持异议者在内，因为他们在生活和周围的人们并非不一样的环境中。

三

　　在我国由官方发起的“为和平而斗争”其矛头直指谁？当然，是西方帝国主义和它们的军备。因此这个词在我国的含义无异于和苏联阵营的政策不偏不倚地保持一致，以及和其否定西方的立场保持一致。在我们的新闻中，“西方帝国主义”这个短语并不指热衷于主宰世界的某些个人，而更多地是指或多或少由民主选举出来的西方政府，和或多或少也是民主的西方政治制度。

　　造成这种状况的进一步原因是：我们的媒介关于全球新闻的报道中，数十年来持续地寻求建立这样的印象，在西方唯一发生的事情是“和平斗争”——当然是这个词在这里的含义。这就是说，和平运动被用来当作西方人民向往苏联模式的共产主义的证据。

　　在这种情况下，你能指望一般的人们做何感想？就让那些西方的和平斗士想干嘛干嘛吧——他们会因为自己的幼稚和没有能力去了解真情而受到惩罚！

　　让我们来想象——一个年轻的、热心的和诚恳的西方和平斗士找到一个普通的捷克斯洛伐克公民而不是一个著名的持异议者，请求他在一份反对北约军备计划的情愿书上签名，会发生什么样的情况。总的来说，我可以想象两种可能的结果。一种是这位普通的公民礼貌地把他的客人送出大门。另一种是（也许更有可能）他把这个人送到一个秘密警察的代理人那里，迅速地在那份已经准备好的纸上签名，正像他在上班时于类似的准备好了的东西上签名一样——没有任何思考，仅仅在于摆脱麻烦。（一位更为狡猾的公民，不管其对军备计划的态度如何，也许试图从整个事情中榨取一个去西方的邀请。说到底，他习惯于开发新天地：也许存在着一个他生活中的第一个去访问巴黎的机会，在欧洲于一次蘑菇云的升腾中毁灭之前。）

　　请允许我进一步强调这一点。想象我们的西方客人不幸碰巧撞上一位一辈子住在布拉格列塔（letna）地区的老先生，他将要和成千上百个其他人一道，很快被迫搬到布拉格郊区某些房产开发区去，失去他的老家和不得不付双倍的房租，（从哪儿出？）仅仅是因为苏军决定列塔地区是他们想要居住的地方。苏联军官——所有人中最为好战的和平斗士。在受到这位房东的冷遇之后，这位西方的热心人士将如何对他的惊讶做出辩解？

　　我知道西方有些人相信整个和平运动是苏联的一个诡计。另外有人将其看作幼稚的梦想者的大杂烩，这些人拥有很多热情和很少的知识，（正好）为苏联人巧妙地加以利用。

　　我并不同意这样的观点。当然我有个感觉是，如果一个人决定弄清楚东欧人的真实想法，他就必须承认在这里不可能比在西方有更多的支持者。

　　我认为互相交流这样严酷的事实而不固执己见，是任何有意义的欧洲睦邻关系的首要前提。

四

　　在西方和平斗士中那些更有觉悟者不仅要求他们自己国家裁军，而且要求任何其他的国家同时裁军。因此他们期待东欧人更努力与各种苏联导弹作斗争而不仅仅是潘兴导弹。这当然有意义：每个人首先得把自己家里的事情办好。

　　因为我眼下的题目是我们这个地区欧洲对于“和平”的沉默，我需要把注意力放在那些易于被忽视的方面：哪怕是再不一样，类似防务这样敏感的问题，若是表达与政府的政策不一样的观点，在这里要比在西方危险得不可比拟。说到底，西方的新闻界可以发表标有计划中的或已建成的火箭基地的地图，而任何关于武器的部署在我们国家都被看做国家机密。仅仅是泄露一个基地的所在地就能判若干年刑。如果我试图想象有人扛着一个反战布告牌敢于接近一个火箭基地或者——死了心吧——试图干涉它的建造，我认为那简直是异想天开。这不是象在英格兰，坐上十四天牢，并可以有来访者和包裹，而是要在瓦尔第斯（Valdice，我们捷克的新新监狱）服上十四年酷刑。我曾在一次警方的审讯中和我的审讯者提到我和某些西方和平运动成员的遭遇，他一下子说得我哑口无言：“不同的国家，不同的风俗”。

　　是的，不同的国家，不同的风俗。对我的同胞来说，我总是强调我们不能用谎言来冒充责任感，把每件事推诿给当下的处境和超级大国以及这个又大又糟糕的世界。对国外的读者，我宁肯指出我们生活在一个其“风俗”的确不同的国家。在这儿说出反对火箭其效果意味着成为一个持异议者。尤其是这意味着彻底改变一个人的生活，意味着将坐牢当做一个人的家常便饭加以接受，意味着一下子放弃作为一个公民在我们国家拥有的为数不多的所有机会，意味着发现自己日复一日地处在一个神经过敏的世界中，始终恐惧门铃的响声，意味着变成微不足道的“自杀性的一小撮”中的一员，被人们无言的好心所包围，同时又是无言的惊奇——这个人居然可以为这类事冒如此风险，毫无希望地寻求改变不可能改变的事情。

　　西方的和平运动对议会和政府的决定有着真实的影响，而不需要冒牢狱之灾。这儿这种风险是存在的，至少对政府做出决定的影响等于零。

　　我并不是说这儿所有的行为都是没有意义的。我只是想要解释为什么很少有人选择行动。作为一个民族，我不相信我们真的更为怯懦。如果同样的情况出现在西方，我怀疑是否有更多的人采取行动。

　　我觉得，以上这些是一目了然的。也就是说，需要再三重复的是，认为唯一的危险是示威者的营地所包围的武器，这种在欧洲逐渐增长的观点是错误的。

五

　　我并不敢断言整个苏联阵营的情况。但是我相信，至少我可以谈论我们捷克斯洛伐克人，长期处于“他们”的无所不能和他的无能为力之间的紧张关系之中。

　　这个普通的公民知道，“他们”可以做他们想要的任何事情——拿走他的护照，把他开除，命令他搬家，派他收集反对潘兴导弹的集体签名，剥夺他受高等教育的机会，没收他的驾驶执照，在他的窗户底下建造一座散发盐酸气味的工厂，其化学元素污染他的牛奶到了难以置信的程度，仅仅因为他参加了一次摇滚音乐会便把他抓起来，任意地涨价，在任何时间和没有任何原因拒绝他的渺小的请求，没有任何解释，规定他必须读的东西、必须参加的游行和签名、他的住房面积、可以会面的人和必须拒绝的人。出于对“他们”持续的恐惧，这位公民须择路而行，十分知道即使是为公众服务的一个机会，也是一种被赐予的恩惠，是他们有条件地给了你。（我的一位朋友，是某个医学领域中的专家，接到邀请让她出席民主德国的一个专业会议。她的学术机构支持她的申请，但是她的上司不同意——当然，这个人是一位官僚而不是医生，正如这位官僚简单表明的，在这个国家，向其他国家学习科学方法不是一个有关科学发展的利益和出于对病人的考虑，而是由他们这些官僚上司恩赐给医生的一桩好处。）一般的人们就生活在这样的气氛之中，普遍存在着易怒、屈从、持续防卫性的自卫、背后说坏话、神经质、乃至是一种欲言又止的状态，他清楚地知道，甚至还没有去读任何持异议者的东西，“他们”便有可能做任何事情而他则一点也不能做。（在这些“处于下面”和“处于上面”的人之间，不存在一条明确的区分，没有人真正地知道“他们”是谁，所有的人都掉进了同样的陷阱，成为“他们”的一部分，而“他们”同时也是部分的“我们”，“他们”屈从于那些依赖“他们”的人——这已是超出当下论及的另一个问题。）

　　现在来想象一下吧，我亲爱的西方和平运动者，当你拿着你愿为世界和平做些什么的问题来面对这种处于半衰竭状态的人们，他们会产生什么样的反应。他们会迷惑地盯着你看，疑心这次是一个什么样的阴谋等着他。

　　对他来说，所面临的事情比和平与战争的问题要直接得多，或者说在我们的处境下，这类问题完全在他的能力之外。因为对于把他的家乡变成一片废墟——为了一点点煤，天晓得服务于什么样的工业——他绝对无话可说；因为他甚至不能保护自己孩子的牙齿免遭环境污染的损害，不能为了孩子的牙齿和心灵的健康成长从北波希米亚搬到南波希米亚，那么，他怎么可能去影响属于两个超级大国之间“星球大战”这类事情？所有这些对他来说极为遥远，就好象头顶上的星星在他的影响之外一样。这只有当人们摆脱所有这些“日常”的事务和厌倦导致的烦躁之后才能真正去做。

　　撒切尔夫人为戈尔巴乔夫先生的魅力所吸引，在一个由电脑控制的完全理性化的世界上，我听说发动一场核战争，即整个文明世界（的命运）将取决于戈尔巴乔夫喝威士忌以及他打高尔夫这个事实——因为这个缘故，我们得知人类还不是完全没有幸存的希望。但是这些对我们渺小的捷克人来说意味着什么？迄今为止他所知道的另外一个证据是：战争与和平是戈尔巴乔夫先生和里根先生之间的事，他又怎么能够进入他们的思想？他能够和他们共享一杯威士忌和一些高尔夫球洞吗？他甚至不能影响办护照的某些小官僚的头脑，这些人将决定是否允许他用多年攒起来的两个星期用于去南斯拉夫的旅游，如果被拒绝便没有申述的可能性。因此，当他不去考虑里根和戈尔巴乔夫之间作为“迈向和平重要一步”的某些神秘的星际条约，并且将此看作反对他的又一诡计，这有什么奇怪吗？

　　我试图描述在战争与和平问题上普遍的沉默——至少在我国——不是对全球问题的天然冷漠，而是我们所生活于其中的社会氛围的一种完全可以理解的结果。

　　我重申一遍，我并不是宣称我们什么也不能做。我只是说，我可以理解为什么周围众多的人们认为自己什么也做不了。我想吁请我们的朋友——西方的和平斗士——尝试着理解这些人们的处境。试试看，为了我们共同的利益。

六

　　经常出现的是，这个世界上的人们似乎不再能够承受生活的眼花缭乱和神秘的丰饶。他们悲剧性地受制于虚无的恐惧和对自身存在的恐惧，在一个不安定的世界上，用创造一种秩序（“和平”），将自己全部不稳定的存在纳入这个秩序，以便一劳永逸地从自己的义愤中摆脱出来，获得内心的平衡。这些极度急躁的人们不顾一切建造和发明不同的计划，借此走向一种由理性安排的共同的目标，其最终达到的是，所有的事情将会有一个明晰的说法，世界将大踏步地朝向一个方向，并给所有令人生气的历史的不确定性一个终结。一旦他们着手这样去做——这个世界不幸给他们这样的机会——他们便遇到了麻烦。数目可观的人们更宁愿像他们现在这样生活。那些人的有关完美生活的全部计划，对这些人没有什么吸引力。他们鄙视这种计划，在它的道路上设置障碍，不管是有意的还是发自本能。那种抽象的规划、乌托邦的实践不能忍受这种东西，这种东西动摇了其核心，这种人也不能忍受从整体上把握全部存在，仅仅看到他梦想的那种现实，所以他决定把他的规划强加于这个世界。——肯定是为了其自身，这是他的出发点。于是，当种种奇怪的“共同利益的打算”付诸实践时，展示了适宜于牺牲上千人以满足百万人，或牺牲百万人来满足千万人的图景。它所形成的后果是显然易见的——整体的悲惨。

　　这是那种可以称之为“头脑短路”的悲剧故事。如果真理可以在一种意识形态或教条中一下子预备好，何必再去不停地并毫无希望地苦苦追索？忽然一切变得如此简单，许多如此困难的问题的答案已经事先存在了！许多如此费力的生存的责任在我们的头脑中一劳永逸地解决了！这种短路的实质是一种致命的错误：它默许某些虚假的、普遍适用的产品——和比人的生命更重要的教条或意识形态的东西——能够卸除我们不断的、往往是唯一的和根本上是不可转让的问题的负担，将人们从一种“富有疑问的存在”（“being in question”）完全变成一种“生存的答案”（“existing answer”）。这种幻觉认为可以将与良心或与上帝之间持续的无法预料的对话替换为一本清晰的小册子；像滑轮把我们从繁重的体力劳动中解放出来一样，某些人类产品可以将我们从个人的责任和永久的悲伤中解放出来。

　　这种头脑短路的极端例子——某些十分悲哀，某些如此富有悲剧性，某些仅仅是在历史上并不陌生的畸形怪物——如马拉（Marat）、罗伯斯庇尔（Robespierree）、列宁（Lenin）、巴登（Baader）、波尔布特（Polpot）。（我不想把希特勒和斯大林也包括在内，如果那样做的话，将包括所有人类罪人。）然而，比起这些著名的狂热分子，我还是更加关注那种难以察觉的诱惑，表现在每个人身上的但并不是无关紧要的乌托邦萌芽。一个更好的世界图景肯定是人性中基本的方面；没有它们，没有对于“现存事物”的超越，人类生活会失去尊严和最重要的人性内容。于是这种走捷径的恶魔般的诱惑无处不在，这是自然的。它像原子似的隐藏在每一个美好的梦想之内。

　　于是这仅仅是一些（需要着手去做的）“不重要的事情”：及时地辨认这种致命的腐烂的开始——当一种理念不再表达人类成员超越的尺度，而堕落为一种代用品；当以一个更好的世界的名义，却不再表达人的责任和自性（identity），而开始剥夺他的责任和自性；当抽象的东西不再属于他而他却属于抽象的东西的时刻。

　　我相信中欧与众不同的怀疑主义是从中欧特定的历史经验中不可避免地产生的精神文化现象，包括迄今蛰伏在我们集体无意识中的那些东西。这种怀疑主义和譬如英国的怀疑主义没有一点共同之处。一般来说，它是如此奇怪，有点神秘感，有点向后看，经常是悲剧性的，有时甚至是英雄主义的，并以其鲁钝的方式、温柔的残酷、和能够将看待地区性的眼光转变为对于即将到来的全球性问题的预见，显得有点不可理解。有时它给人这样的印象，这儿的人们拥有某种内在的穿透力，能够认出一种尚未到来的危险。

　　我们对其格外敏感的危险之一是我一直谈论的这种乌托邦主义。更准确地说，我们对将一种活生生的理想、富有人性的表达转变为一种乌托邦、一种对生活施加暴力和加剧其痛苦的技术性指令感到异常敏感。（这种怀疑主义也许还因为这个事实得到加强：在我们这个地区，必然永远地和大量的乌托邦思想并存。比如我们这个地区的热情奔放，我们周期性地迷恋于幻觉，我们倾向于相信有时甚至屈服于从任何地方来的任何东西，我们短暂的勇气，一种突如其来的亢奋——在最初的挫折之后，必定转化为意志消沉、百无聊赖和冷漠，如此等等。）

　　在这个国家曾有过一次，相当数量的捷克和斯洛伐克人被一种透明的乌托邦所捕获。（历史地来看，可以理解为处于当时旧秩序的道德瓦解之中。）他们开始相信列宁－斯大林的社会主义（当然还有其世界大本营的援助）将为我们保证“光辉灿烂的明天”，并且不顾其他大多数人的意愿，着手实现这种意图。（在许多悲剧性经验之后和对某些人是一个长期自我解放的过程对另外一些人来说是觉醒的过程之后，我们的确尝试一种对“不幸的修正”，一种“具有人性面貌的社会主义”。但是，天哪，它过多地染上了幸存的乌托邦的色彩，在我们许多人看来基本上是老一套，比先前拥有的个人幻觉更固执。这种努力的乌托邦方面不仅在于其相信在莫斯科的统治下可以建立民主制度，而且相信我们也许能从上面——克里姆林宫获得理解和赞同，只要我们做出全部恰当的解释。这种信任结果被证明如此不可靠。对这种请求理解的回应是出动坦克。）

　　我们国家为自己战后跌入乌托邦的失误付出了残酷的代价。它促使我们抛入了——上帝知道多长时间——一种被占领状态，于其中我们根本不需要寻找自己。

　　这个过程的结果是显然易见——对形形色色的乌托邦的怀疑导致了一种新的走得更远的乌托邦。到头来这种怀疑主义实际上变得对我们有害，因为它已经超出了对抗恶的意愿。其结果甚至是一种胆怯的、犹疑的、圆滑的对于正义的吁求——官方也如此宣称——尽管它不给任何人以压力；是保留在个人反思和良心之内的东西；是以其全部道德深处的反乌托邦却又被怀疑为乌托邦。（这是持异议者特别知道的某些东西。）

　　我详细论及所有这些，是因为这儿的人们对西方和平运动的沉默不仅怀疑又是一个共产主义阴谋，而且还有我们这个地区对乌托邦根本的怀疑。或对或错——但无可质疑，我们的人民自忖和平运动成员是否提供了另外的东西。沉陷于一种令人厌倦筋疲力尽的日常存在，被官僚许诺的假定的福利所压倒，捷克斯洛伐克公民们倾向于询问这次是谁提出更加“光辉灿烂的明天”？谁又用一些什么乌托邦再来打搅我们？以最好的意愿——什么样的灾难在等着我们？当我还不知道我的上司明天将提出什么新的倒霉的诡计，当然也是以更好的世界的名义，为什么我要为拯救世界的某些尝试而头脑发热？就好象我没事似的！为什么我要以欧洲其他自由民族的和平、裁军、民主的白日梦来制造麻烦？这种东西一下子便能把我的余生搞垮——而戈尔巴乔夫仍然在打他喜欢的高尔夫球？甚至在这样的困境中，我也试图生活得有尊严和稳重一些，所以比起搅和进柏拉图式的重组欧洲的愿望来，我不想在我的孩子面前感到羞愧，这样岂不是更好？西方和平斗士想让我搅和进某些事情中，他们想都不想，便来到汉诺威的游行示威队伍中，而我却留在这里为了我对于世界未来的关心丢掉勉强还算体面的工作，听凭最身边的秘密警察的支配，甚至我的孩子也将毁了他们的前途。（准确地说，这种不信任使用于每种乌托邦主义，不仅是各种各样的左派乌托邦，也包括强硬的反共产主义，于其中理性被妄念和梦想所包围，对此，至少在敏感的人们当中会引起同样的反映。）

　　完全可以理解，与怀疑所有的乌托邦相关连，产生了对形形色色意识形态性产物的怀疑。在我的一生中，我参加过许多政治争论，并已习惯如此，但我得承认，当我看见如此众多的西方人沉迷于意识形态，比我们生活于其中的完全意识形态的制度更甚，我就不免倒抽一口凉气。关于这种或那种观点服务于或帮助了谁，它加强还是削弱了哪种政治倾向！什么样的观点能够或者不能够被人利用！某种立场、观点或某个人是极右还是极左，是偏右还是偏左，是左派中的右派还是右派中的左派，好象某种恰当的分类比观点本身还重要！我可以理解在一个政治力量自由地互相作用的世界上，某种程度这是不可避免的。但是根据我们经验的背景，在意识形态完全驱逐真理的环境中，所有这些没完没了的争论显得无聊、错误百出和远离事实。

　　也许我的描绘夸大和简单化了。然而，对我来说，任何真正关心欧洲前途的人如果尽可能地使自己熟悉——为了他自身也为了共同的事业——中欧人对所有“光辉灿烂的明天”的怀疑态度的话，那么将会更好。如果欧洲很快变成一个独立国家的自由共同体，其中没有谁拥有军队和火箭，那么很少有人像波兰、捷克斯洛伐克、匈牙利人那样感到幸福。让我们不要忘记几乎没有人有如此的机会直接了解为什么在某些欧洲国家出现超级大国的军队和火箭。他们的目的不是反对一个假想的敌人，而是控制被征服的版图。

七

　　不久前两位意大利妇女来到布拉格，带来了一份呼吁所有美好事情的声明：尊重人权、裁军、儿童教育的非军事化、对所有人类成员的尊重。她们从分成两边的欧洲征集签名。我发现她们很感人：她们可以轻而易举地和她们富有的丈夫乘游艇巡游地中海，但却在这儿奔波于游说将世界变得更加美好。我对她们感到很抱歉，因为布拉格著名的女性持异议者根本没有人想签名（可以理解地，请愿者甚至并不企图接近非持异议者。）其原因不在于布拉格女性持异议者不同意声明的内容。她们互相之间并没有通气，但作为个人，都赞同一个理由：对她们来说，作为妇女来签名，这有点滑稽。那些不需要签名的男人，以一种骑士般的殷勤和微笑来对待这种妇女运动，而在女性中，最普遍的心情是对全部事情深深的厌倦，这种厌倦更在于她们不能免除决定签还是不签，她们不能表现得宽宏大量。（顺便地说，最终有五个人签了名。）

　　我惊讶我的女性朋友在性别联盟的问题上，这种突然并且自发的厌倦从何而来。它令我感到吃惊。

　　稍后我找到了答案。我在前面提到的一种中欧传统气氛，说到底是深深的讽刺和自我讽刺，同时还有幽默和黑色幽默，以及在这个背景之上，对于将我们自身的尊严无意识地夸张到喜剧水平的强烈恐惧，对于怜悯、感伤、夸张的恐惧，米兰昆德拉称之为与世界的抒情关系的恐惧。的确，我的女性朋友突然感到了这种恐惧。当参与一种国际性的冒险时，她们也许在将自己弄得滑稽可笑。她们恐惧自己变成“达达”——从捷克艺术理论家卡莱尔塔吉（Karel Teige）那里借来的一个词，也就是说，通过强调她们无助的女性立场而寻求支持所表现出来的一本正经，会使她们变得可笑。显然，这令她们想起了捷克电视台的副台长芭拉丝女士，她在电视讲话中频频提及官方的“和平”这个题目，充满了对妇女儿童虚饰的同情。我的持异议的女性朋友当然知道许多我国妇女的不幸处境。但是仅仅是从妇女的角度来提出问题，那么其本身就会受到质疑。我并不想嘲笑女性主义，我对此一无所知并相信这远非少数歇斯底里或无所事事及怨愤的太太们的发明。但是，我不得不指出，在我们国家，尽管妇女处境比西方妇女坏得难以比较，但女性主义看上去简直就像“达达”。

　　准确地说，女性主义不是这儿讨论的话题。我仅仅想描述这种奇怪的、几乎是神秘的对于所有夸张、激情、抒情性和戏剧性及过于严肃的东西的恐惧，和我们的精神气氛密不可分。它和我们对于乌托邦的怀疑是同一种东西和来自同样的根源，并经常是同样深广的：激情澎湃和唯理性的乌托邦不过是同一枚钱币的两面。

　　我可以举另外一个例子。显然在《七七宪章》的文件中开玩笑是不合适的。然而最近在一个具体的上下文中令我考虑到，有人也许对《七七宪章》似乎把自己弄得过于严肃而感到厌倦。仅仅读到其文章而不知道其作者，人们很容易获得这样的印象，数十年来，《七七宪章》不得不再三重复同样的主题，把自己固定在自身的严肃、殉难和名声上面，而不能自我更新，和自身保持距离和拥有健康的自我意识，并因为这个缘故，它也许终结在看起来并非故意的滑稽可笑上面。我不知道这个印象是否真的存在，如果是这样的话，它是怎样扩散的，我甚至不能判断它是否有道理或对我们是否不公正。不管怎么说，这值得深思。

　　在我们中欧的语境中，似乎存在着一种将最认真的东西和最富于喜剧性的东西奇怪地交融在一起的途径。更准确地说这是某种距离感、自我更新和将自己看得很淡，它将我们的关注和行为直接导向一种分崩离析的严肃性。难道卡夫卡，这个国家最严肃和最富悲剧性的作家，不同时也是一位幽默家？任何人读他的小说而不发出大笑（如同卡夫卡自己在向他的朋友大声朗读的那样）便没有理解它们。捷克人哈谢克或奥地利人缪塞不正是一位悲剧性的讽刺大师或讽刺性的悲剧大师？在瓦苏里克（一个持异议者作家）的《捷克释梦》中，不正是压抑和幽默互相混合以及甜蜜和绝望融合在一起？

　　在捷克斯洛伐克一个持异议者的生活真的不是一件特别的乐事，在捷克斯洛伐克坐牢更不是。我们对这样的事情不停地开玩笑并不和它们的严肃性相冲突，毋宁说，是它们的不可避免的结果。也许如果我们不及时意识到事情有多荒诞和全部这些多么富于喜剧性，我们就简直根本不能承受一切。国外许多同情我们的人不能理解我们的笑话或视之为犬儒主义。（不只一次地我说起过这个，当我和外国朋友们见面时，我不能翻译出我们所说的许多东西。）我的一位持异议者朋友，当他在美国大使馆尝着异乡的美味佳肴时，用帕托切克的名言招呼我们：“为某些事情做牺牲是值得的”，我们都大笑起来。我们中没有人认为这是对帕托切克的遗产、他的悲剧性死亡和持异议者立场的整个道德基础的不尊重。

　　简言之，也许这是捷克文化中平民传统的一部分，但这儿我们倾向于更敏锐地意识到这个事实：任何人若是将自己弄得太严肃，很快便变得滑稽可笑，而一个人总是嘲笑自己则不能真正地滑稽可笑。

　　出于许多原因，西方人比我们更害怕战争。他们也显然更自由，生活得更自在，对他们来说反对军备也没有什么不能接受的严重后果。也许所有这些使得那边的和平斗士——从这边看起来——有点过于认真，也许还有点戏剧性。（也许令我们感到难以忍受地意识到的还有另外的方面——对他们来说，为和平而斗争也许比一个具体的裁军要求更重要，这是建立一个破除成规、免除腐败的社会结构的机会，是一个生活在更富有人性的共同体之中的机会，是越出消费社会的成规老套和表达对这些老套抵制的自我实现的机会。）

　　我们对所有夸大其辞的东西的反感和任何不能自审的东西的反感也许导致了我在这里分析的沉默。因为我们为自己对世界命运的关心付出了可观的代价，我们也许更强烈地需要不拿自己太当回事，需要去亵渎这个圣坛，像巴赫廷（Bakhtin）轻易地安放它一样。仅仅因为这个原因，我们更倾向于沉默而不是对找到我们的西方和平斗士抱以最热切的夸张反应。也许将我们的黑色幽默和战无不胜的怀疑主义强加他们，要求他们忍受我们严酷的磨难，要求他们学会以一种讽刺性的眼光看自己，像我们那样，都是荒诞的。然而，如果他们指望从我们这里得到他们自己的言过其实的说辞，也是同样荒诞的。互相理解并不意味着变得互相喜欢，仅仅是互相理解对方的个性。

八

　　有关我在这里所涉及的沉默，的确还有另外一些原因。例如，捷克斯洛伐克仅仅从自己的命运中便太知道一种绥靖政策将导向何处，他们仍然没有从中恢复过来。许多年来，历史学家们喜欢推测如果能避免第二次世界大战世界将会是什么样子，如果西方民主国家有能力及时抵制希特勒将会出现什么样的结果。这个国家的现状从慕尼黑会议便开始走下坡，对任何引起往事的导向罪恶的战前妥协表现出尤其敏感，这是很正常的。我不知道这个国家在任何极端处境中还有多少真正的勇气。然而我知道：有一个想法坚定地根植于我们共同的意识：没有能力去冒险，说得极端点，生活自身会拯救给予其意义的东西，一种人类的维度不仅导向意义的丧失而且最终不可避免地失去生命本身——不只是个人的生命也是成千上百人的生命。当然处在一个核武器可以毁灭人类种族的世界上，许多事情都改变了。然而基本的教训是，人们不应该在沉默中忍受暴力，期望一切会顺其自然，按部就班。（否则则意味着一劳永逸地向非人性的技术屈服。）面对一种相信奇迹能够改变而不是促使战争的到来的态度，我不能想象有什么样的世界、什么样的人性、什么样的生活和什么样的“和平”将打开大门。的确，一种道德的律令和具体的发挥作用的政治技术是两码事。我相信存在着比盲目的模仿（即立即采取和你的对手相同的方式竞赛）更有效和更有意义的抵制暴力或暴力威胁的途径。当然，这个问题已经离题太远。

　　因此请允许我举另外一个例子来说明。西方和平运动从来没有任何大会或由成百上千人参加的游行来反对这样一个事实——５年前，一个重要的欧洲国家侵犯了一个中立的小邻国，控制其版图并进行种族清洗，已有报道说死了一百万人和造成了三百万难民，当一个朴素而敏感的东欧人注意到这些，你怎么指望他还有多少信任甚至欣赏西方的和平斗士？严重地说，一种和平运动，完全没有意识到今天唯一的战争是由一个欧洲国家引起的，你让我们会作何感想？至于这种理论——侵犯的牺牲品和他们的辩护人都得到了来自西方体制的同情，那么他们便不值得得到来自左派的支持——这种难以想象的意识形态机会主义可能引起的唯一反应是完全的厌恶和无边无际的破灭感。

九

　　显然苏联阵营内的居民们对和平事务的沉默有着多种原因：其中有些是所有这些国家都存在的，有些产生于某个地区而不同于其他。

　　可以理解地，这些因素不同程度地进入东欧持异议者的思考。如果我们考虑到苏联阵营内部每个国家不同的社会状况，每个民族有其自身历史的、社会的、文化传统、经验及行为方式，并且最终，当我们考虑到持异议者尽管为数不多，仍然组成了一个高度多样化的团体（显然，如果被允许存在的话，每个民族的持异议者都反映出这个民族全部政治立场的多样化，）那么西方和平运动未必能从我们方面得到一个统一而具体的和平计划。

　　但是这儿似乎存在着类似“公分母”的某种东西，如果我们也有机会去做的话，我们也可能会同意某些基本的想法。至少，从我见过的文本中得出这样的印象：于其中出现的某些意旨令人吃惊地反复出现。这不是巧合。显然，相似的经验导向相似的考虑、意见和确信。并且如果他们真的代表东欧人的经验和想法的一个共同的“公分母”，那么它的确值得注意。

　　勾勒出这个“公分母”肯定不是这篇文章的目的。我仅仅试图总结出某些对独立的中－东欧人来说，关于和平运动及其特点的某些共同之点的考虑。

　　一、最重要的，尽管普遍保持沉默，但这儿仍然有着对生活在成熟的消费社会的那些人将世界的命运放在仅仅是个人的考虑之上的这种道德操守的基本认同。在这儿我们不是在做同样的事情，尽管以不同的方式和在不同的情境下？在我们持异议者当中，这种自然的考虑保证了对西方和平运动的一种基本的淡薄。

　　二、更为直接也更容易引起争论——战争的危险不是由武器引起而毋宁说是由一个分裂的欧洲和分裂的世界政治现实引起的，这种现实造成了和直接要求武器的生产和部署，并最终导向它们的使用。真正的和平不能靠反对一个具体的武器系统而产生，因为这仅仅涉及结果而非原因。当然，反对武器等于反对所有的武器，不仅是那些适用于安营扎寨来抗议的武器，这样可能促使政府加快多种多样的裁军协商，这也许是我们最可能指望的。

　　三、仅仅是单方面的裁军协议不能解决当前的危机，即使它们是成功的（根据我们的经验这几乎是不可能的。）到目前为止，任何达成协议的东西不久就加速运行，而并没有取得同意。最好的情况下，成功的协议也许创造一种对危机解决的更有利的气氛。然而，气氛是一回事，解决危机是另一回事。根本地来说，它们无助于事，只会让核威胁的现状持续下去——只不过以一种更小的核技术规模。

　　四、于是真正的欧洲和平唯一有意义的方式——不是简单地停战或“不要战争”，而是从根本上调整当前危机所根植的政治现实。这将要求对方从根本上放弃他们的保持现状（将欧洲分为不同阵营）的防务政策，同时也是权力或超级权力的“利益”建立起上的政策。他们必须付出完全不同的努力——奔向一个友好的自由共同体和独立的民族、民主的欧洲。在欧洲威胁和平的不是将要到来的东西而是现状本身。

　　五、没有自由、自尊和自治的公民，便没有自由的和独立的民族。没有内部的和平，即公民之间、公民和他们的国家之间的和平，便没有外部和平的保证。一个政府忽视其本国公民的意愿和权力，便不可能保证其尊重其他人民、民族和政府的意愿和权力。一个政府拒绝其公民参与行使权力去监督权力的运用，也将变成对于其邻国的一个威胁：内部的独裁统治将反映到专横的外部关系中来。对公众意见的压制，对权力的公共竞争和公共行使的完全取消，导致了政府对其军队任意任意支配。一个被操纵的大众可能被滥用于任何军事冒险。在某些领域的激起的事出有因的恐惧造成了对每件事情的恐惧。对自己的人民毫不犹豫地撒谎的政府也将对其他政府毫不犹豫地撒谎。所有这些得出的结论是，尊重人权是基本的条件，并且是真正和平唯一的保证。压抑公民和人民的天赋权利不能保证和平——相反，只有危及和平。一个最终的和平和裁军只能是自由的人民的事业。

　　我在这里试图详尽描述的这种位置在欧洲的我们这个地区许多独立作家的笔下有着无数的、高度多样化的体现。一一摘出他们的观点或重复他们已经写下的东西将是不必要的。这是苏联阵营内部各种不同的独立的公民创制和团体的一个大致的态度。

　　显然，对于极权国家公民艰难的日常经验的沉思总是十分合乎逻辑地导向一点：再次意识到人权、人类尊严和公民自由的重要性。这是我所强调的重点，有充分的理由认为，这也是所有关于和平思考的重点。也许对和平的基本前提的这种认识——它是以很高的代价换来的和包含了一种新的热情——才是我们这个地区独立的有思想的人们为今天共识所做出的最重要的贡献。

　　对我们来说这很简单，我们不再理解怎么有人仍然相信可以绕过富于人性的存在和以受奴役为代价的裁军，对我们来说这是最愚蠢的乌托邦，即希望世界上所有的武器将自行变成废铜烂铁或者乐器。

　　强调在和平与人类自由之间的连续性自然倾向于说明我们这个地区所处的不同的时间和空间，和平和人类自由以多种方式，取决于特殊的情况和语境。当然，由于我们坚持将人权引进关于和平的每次讨论，指出情况的复杂性和表明不一致的态度，出于显而易见的原因，我们都成了彻底无望的人，没有人听我们的，我们也得不到任何帮助。

十

　　我正在讨论的这些事情对我们来说已成为老生常谈，因此不得不再三解释它们几乎有点尴尬。然而，对于许多和平运动的信徒来说，他们并不明白，而我们除了再三解释而外没有别的选择。不止一次地，当我与和平活动分子对话或在某份东西上签名时，我产生这样的想法：我们的理想也许是了不起的，甚至是令人惊讶的（！），但同时它们太抽象，太“哲学化”，不是充分政治性的、不那么容易理解和一针见血，因而也难以贯彻。我有这样的印象，我的对话者十分习惯于那种口号、声明式的东西，清晰而毫不含糊的要求，这些东西适用于标语牌和印在Ｔ恤上面，但不适合严肃全面地考虑问题。我们对此无能为力。我们的理念来自实践的、真实的政治。

　　当问及我们关于和平这个问题基本的视角时，我们的看法显然十分明了。然而更为严肃和更为复杂的是，我们被要求解释面对真实的政治行为的世界，我们如何设想我们全球的、或“哲学性”的概念：什么是我们实际上想要的？依我们看，什么样的政治尺度、什么样的秩序是我们指望欧洲所考虑的？

　　这儿首先困难的在于东欧的持异议者对于这些问题的看法也有广泛的不同。

　　例如在波兰和匈牙利，有人相信改变欧洲现状和通往真正和平的首先的也许是最重要的步骤是在中欧陡峭的边境上建立两个阵营之间的中立国地带。对这项建议的许多反对意见认为——这是所有可能的要求中最不具有现实性的一种，实际上苏联不会放弃它的那些受庇护的国家，不会允许它们走向中立。此外，也有人说这是不道德的，因为事实上这意味着一个损害他人的结果——当我们自由时，欧洲的其他人却在付出最大努力！对此的批评还有，这种不道德在于它的毫无希望：建立在分裂的欧洲之间的一个“无人区”不会带来和平。冲突的危险将继续，如果灾难到来的话，那么中欧国家将首当其冲地成为一片废墟。（我们的记忆中的历史难道还有别的情况吗？）寻求躲在世界的混乱背后，像瑞士那样，将一夜之间变得无足轻重。

　　其他人建议两个军事阵营的直接解除和美国及苏联军队从其欧洲盟国的版图上撤走（这自然导致所有部署在欧洲的所有核武器的消除）。说句个人的看法，这看上去十分可爱，尽管我并不明白谁或什么力量可能劝使苏联解散它在欧洲卫星国的全部密集型军队——尤其是如何将其部队从这些国家的版图上撤走，这才迟早放弃对这些国家的政治统治。

　　另外一种声音，顺便地说，也是具有特别权威的一种，认为只要德国是分裂的欧洲也将是分裂的。因为这个缘故（而不是因为德国右派想要统一，）我们必须首先要求一个德国的和平条约，这不仅将保证现在欧洲的边界而且同时给两个德国提供逐渐联合的前景。如果德国的问题解决了，双方解除军备的协议才更为现实。这个视角是如此有说服力：如果柏林仍然由一堵墙分做两截和德国的问题尚未解决，怎么想象一个没有一系列协议和没有超级大国保护的——如此“保护”——欧洲？

　　这个提议也引起了一系列的反对：它被认为具有挑衅性的，会激怒所有死去的人和每一方的感情；许多人担心重建一个大德国，担心一个机械性的德国在欧洲统治的危险，等等。

　　最后，还有人相信提出所有这些大胆的提议是毫无意义的，因为任何人不会据此而行动，有权势者发现它们毫无必要地让人恼怒。他们会说，遵守那些已经制定的各种条约（例如《赫尔辛基条约》）和要求它们得到落实，显得更有意义。或者支持那些不夸大其辞的姿态但却是多样化的小步骤，这将逐渐走向一种遍及欧洲的健康气氛，使得人们的头脑冷静下来和逐步裁军，以及消除紧张状态。

　　除了这些，还存在着大量的建议和视角。（为完整起见，尽管这并不涉及重建欧洲的立场，我也愿意提到另外一种在持异议者中造成分歧的观点——他们对于美国的态度。其中一种观点接近西方左派那样激烈地反对美国，而另一种观点则倾向于里根的国家：既然苏联是罪恶帝国，那么美国则是善的国土。至于我自己——也许没有人在乎——我对美国、美国体制、和美国的外交政策不抱太大的幻想。当然两个超级大国各自国内自由的程度和由此形成的国际政治的可信性之间的差别，对我来说如此深刻的不同，以至将它们目前的状况看成是对称的，在这个意义上，这两个庞然大物同样的危险，对我来说是一种畸形过分简单化。是的，两者都很危险，但是以不同的方式；以同样的方式肯定不危险。

　　在我们这个地区考虑这个问题所卷入的另一个困难，比我们正在描述的观念上的不同更为严重。它根植于一种如此模糊、很难描述但却是如此强烈的感觉，即所有这些讨论是无效的和没有意义的，这也许有点奇怪，然而，正如我将要解释的，这说到底是十分符合逻辑的，这种心情浮上心来不仅在于局限在关于和平的一般“哲学性”的思考，而且在于不得不面对的具体的政治。

　　一个中欧的头脑——怀疑主义的、适度的、反乌托邦的、难以言说的和被日常地面对肆无忌惮的力量弄得心力交瘁——当他们一下子被抛进欧洲未来仲裁人的角色，不可避免地会产生“达达”这样一种情感。问题在于怎样摆脱这种工作的彻底毫无希望的感觉和没有意义的感情；摆脱恐惧任何将欧洲转变为一个和平大陆的具体的及技术性的概念，是全部今天荒谬可笑的乌托邦的表现，和任何其他的乌托邦一样；以及摆脱某种个人的双重恐惧——被他审慎的邻居当作一个嘲笑的靶子，和从真实的生活跌入童话的云端之中。

　　疯狂的和不切实际的英雄主义，隐藏在持异议者立场最初的起点之中。持异议者基本上是一个堂吉诃德。他孤独地写他的批评分析文章，要求自由和人权，他的手中仅仅有一支笔，却面对着十分庞大的国家和其警察。他写作、喊叫、提出要求和呼吁法律，——但同时他又知道迟早他们为此要把他关起来。那么为什么还有那些顾虑呢？在不切实际的愚蠢举动中，他不是感到如鱼得水吗？我将试图解释持异议者“天然的蠢举”和当他被要求在关于重建欧洲的规划上签名而让他吓一跳的那种蠢举的之间的区别。

　　正如我不止一次地写到的，我相信持异议者现象产生于根本不同的政治环境中，而不是当今世界的普遍状况。也就是说，持异议者根本不在真实的权力领域中运作。他也不追逐权力。他不想进入政府也不寻求选民。他不试图向大众谄媚，他不能提供和允诺任何东西。如果可以的话，那么只有他自己的血肉——那是因为他无法用别的办法来确证他所坚持的真理。他的行为仅仅和他作为一个公民挂钩，而不计较代价。他的“政治”承担最内在的基础是道德的和存在的。他所做的每一件事，首先是为了他自己：为某种他始终在思考的东西，这种东西使得他不能继续“生活在谎言之中”。仅仅这样才产生了（并可能产生）一种“政治”动机：某种希望——模糊、不确定、和难以自我论证的——这样做同时也具有普遍意义。这是“政治之外的政治”的希望，是“在权力范围之外的政治”的希望，通过其自身所隐藏的东西和复杂的途径能够造成某种引发性的效果。这种大声说出真实、表达对人性的关注，显得有点飘忽但却有一种内在的权力，甚至是一个具有放射性的词，便能够给一个社会“隐藏的良心”留下一个痕迹。（这种视点一个固有的方面是，持异议者更象是描述和分析当下的状况而不是展示一个前途。他更是一个关注哪儿出了差错的此时此地的批评家，而不是将要到来的某种更好的东西的策划者。他视自己的使命为抵御制度的压力保护人性而不是想象一个更好的制度。至于说到前途，他更关注它所依据的道德和政治价值而不是怎么和由谁来落实。说到底，他知道未来的实质不是由他现在的愿望而是依据很难预料的、尚未到来的进程所决定的。）

　　这便是持异议者“天生的蠢举”的世界。它是有意义的，因为在它的限度之内，它是始终如一的。它是策略的因为它不让自己受制于策略性考虑。它是政治的因为它不玩弄政治。它是具体的、真实的和有效的——不是没有考虑到其愚蠢实际上正因为如此。的确，因为存在着某种忠实于蠢举的东西，忠实于自己的东西，它是整体性的和未被分离的。这也许是梦和理想的世界，但不是乌托邦的世界。

　　这个真实的世界，不管生活于其中是多么不舒服，它还是提供了某种明确的优势：发现自己处于真实的权力和传统政治实践之外的世界，即外在于功利、权术、妥协、和受半真半假的不可避免的操纵，持异议者可以保持自己的面貌，甚至可以笑话他自己，而不把自己弄得对每个人都滑稽可笑。

　　只有当一个持异议者超出了他本来的界限和进入真实权力的现存格局，处于众目睽睽之下，他才将自己弄得滑稽可笑。只有这样他的冒险才成为一个乌托邦。这时他接受真实权力的视角而没有任何真实的权力；他进入权术的世界却没有能力行使权术，甚至没有真实权力的许可证，也没有人要他这么做；他不再服务于真实而企图将真实走私到服务于权力的世界中去，不能也不愿对自己真实；他试图在真实的世界之外继续说出真实；站在权力的世界之外而推测权力或考虑怎样去组织权力。他将自己一个竞争者的受人尊敬的角色交换为一个自我任命的强权的顾问这么一个畸形角色。在梦想者的角色中他不失常，正如在一个权术家的角色中他不失常一样。他变得失常仅仅因为他变成一个在梦想中玩弄权术的人。一个梦想玩弄权术的人是没有一个部的部长，没有一支军队的将军，没有一个共和国的总统。从他作为历史的一个目击者的位置中异化出来，不受欢迎地成为历史的组织者，他发现自己处于一个奇怪的真空之中——不在权力之内也不在真实之中。

　　提到所有这些，并不是建议苏联阵营内的持异议者不要去议论他们生活于其中的政治现实和政治可能性，不要去检视其行为不同的效果和寻求扩展它们，也不要去反思如何和在哪里他们可能或不可能实现他们的真实。历史是难以预料的，我们需要准备全部的可能性：例如记住波兰工人保护委员会的持异议者如何在一夜之间变成实际的政治家。

　　我只是力图解释，为什么我相信东欧的持异议者当他们被要求参加和平运动时，以他们自己鲜明的方式所表现出来的通常的谨慎。

（崔卫平 译 沈睿 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