6月15日，英国举行英女王和首相出席的《大宪章》800年庆典，首相卡梅伦在演讲中声称：《大宪章》“改变了世界”，永远“改变了政府和人民之间的权力平衡。”

卡梅伦还为政府拟取缔人权法案的计划辩护，此举立即引发反对党批评。英国工党影子内政大臣库珀指责卡梅伦 “试图劫持大宪章庆典”，工党影子司法大臣福克纳说：“如果首相确实有意维护《大宪章》遗产，他就不应利用这次庆典攻击基本人权。”

《大宪章》是在1215签署的一部文献，英国人将其视为治国法典，至今仍在英国人的生活中占有重要地位，是英国人维护自由、保障权益的依据。

它的重要意义在于，明文规定各项对王权的限制，确定国王也在法律之下的原则，孕育英国现代议会的胎胚，并为世界多国宪法提供了楷模。

保障自由、财产和法律平等

800年前，6月15日，在位于古温莎城堡和伦敦城之间的兰尼米德草原上，英王约翰被迫与英格兰、苏格兰和威尔士贵族和教会签署一项对后世影响深远的协议，这就是著名的《大宪章》。

“任何自由人，如未经其同级贵族之依法裁判，或经国法判，皆不得被逮捕，监禁，没收财产，剥夺法律保护权，流放，或加以任何其他损害。”

“余等不得向任何人出售，拒绝，或延搁其应享之权利与公正裁判。”

这是《大宪章》第39款和40款，是两项对世界最具影响力的两项条款，与序言和其它61项条款，写在羊皮纸卷上，一条一款，与国王据理力争，以求限制国王权力，保障自由、财产权益和法律平等，为英国法治树立了一座最引人注目的里程碑。

一场征税引发的内战

在签署《大宪章》之前，约翰王陷入一场无法取胜的内战。这场内战的直接原因是约翰王对英格兰贵族肆意征税，导致贵族抗命，拥兵反叛。

通常，英格兰国王收入有三大来源，分别为领地进项，领主权进项及税收。领地进项为国王个人土地收入；税收为国王向臣民征税收入；领主权进项为国王凭其特权向臣民索取的收入，其中包括遗产税、免服兵役费、罚款、法庭费及皇家特许权出售收入等。

约翰王为筹集对法国战争军费，向贵族强征暴掠，搜刮财富。

例如，约翰王对贵族领地和城堡肆意征收遗产税，数额常常超出许多贵族家族的支付能力。

约翰王滥用免服兵役制，这是一种向国王交钱后不用从军的制度。约翰国王在统治英格兰七年期间，11次向臣民征收免服兵役费，其中多次无仗可打，他也向臣民强征免服兵役费。

就拖欠王室债务而言，约翰国王对受宠顺从的贵族予以豁免，对不顺从的贵族则强迫还债。

约翰国王还新立名目，如所得税、动产税、进出口税等，以各种方式向臣民征税，对无法支付税款或拒绝支付税款的贵族，则将其土地、城堡、财产没收，充公王室。

结果导致英格兰贵族不堪重负。

为捍卫财产和权益，英格兰贵族陈兵伦敦，与坐镇古温莎城堡的约翰王对峙。

从6月10日至6月15日，双方在兰尼米德草原反复谈判，最终于15日定城下之盟，约翰王签署《大宪章》。

然而，不到三个月，英王约翰毁约，与英格兰贵族继续内战。

1216年，与英格兰贵族内战的约翰王病死，亨利三世继位。为赢得英国贵族和主教支持，结束内战，亨利三世分别于1216年和1217年，两次重新颁发删减后的《大宪章》。

时至1225年，亨利三世为增加税收，主动再次向英国臣民颁发成为正式版本的《大宪章》，承诺英国臣民所应享有的自由和权利。作为交换，英国臣民向亨利王缴纳其动产（即不含房地产的个人财产）的15分之一。

亨利三世此举，为英国立下成文规矩：国王若向臣民征税，须获臣民同意。

从此以后，君王也受法律制约的理念，《大宪章》所列各项自由和权利，开始融入英格兰民族的血液和精神，被视为理所当然之事。

那么，《大宪章》关于自由，法治和财产权益的法例和观念源于何处呢？

《自由宪章》：《大宪章》的前身

《自由宪章》，也叫作《加冕宪章》，在1100年由亨利一世加冕时颁发。此前，英王威廉二世滥用王权，大肆向贵族征税，干涉教会事务，出售教会神职，引发贵族和教士抵制。1100年，威廉二世打猎中身亡，亨利一世称王。

当时，亨利一世治国面临三大难题：英格兰贵族尚未承认他是国王，教会的敌意，盎格鲁－撒克逊人亦未臣服。

为确保王位，平息英格兰贵族不满，争取教会支持，亨利一世经过再三谈判之后，对教会和英格兰贵族要求作出妥协，对盎格鲁－撒克逊人则承诺，将尊重其习俗和法例，最终达成协议。

《自由宪章》由20款组成，在第1款，亨利一世承诺，不得擅自占有教会财产；并终止加冕前英格兰所有邪恶作法；在第2款，亨利一世承诺，若贵族去世，不得强迫其后人购买遗产，而是由其后人遵照法律和习俗继承。

这为英国臣民维护自由和权利开了明文先例。 1213年，在英格兰贵族筹划反叛约翰王之际，坎特伯雷大主教斯特芬•朗顿向他们宣读《自由宪章》，告诉他们，早在一百年前的《自由宪章》中，已列出贵族应享有的婚嫁自由、财产自由和法律权利。

而《自由宪章》所例多项自由，法律及财产条款，则出自盎格鲁-撒克逊习俗。

盎格鲁-撒克逊人的自由传统

英国古代史大约始于公元前700年，凯尔特人从西欧移居不列颠群岛。公元前55年至公元43年期间，罗马帝国征服不列颠。

从公元五世纪起，北欧的盎格鲁-撒克逊人入侵不列颠；在7世纪初，先后建立7个强国；827年，威塞克斯国王兼并六国，建立英格兰王国。

英格兰这个名字源自“盎格鲁人”（Angles），其原名“Engla-lond”意为“盎格鲁人之地”。

时至公元1066年，法国诺曼底公爵威廉率军征服英国，建立诺曼王朝，加冕为英王威廉一世，宣称拥有英国所有土地。

然而，在盎格鲁-撒克逊民族心态中，他们认为自己生而自由，享有有特定不应剥夺的权利。这主要是源于盎格鲁-撒克逊贤人会议和习惯法。

贤人会议由国王主持召开，与会者为有威望的教士、贵族和地方长官。公元约600年，肯特国王艾特尔伯赫特贤人会议，主持颁布一系列法令。这是首次有记载的贤人会议。

对英国司法影响而言，贤人会议有两大特殊之处：

首先，贤人会议有权废黜或拥立国王。比如，在757年，韦塞克斯国王希格伯特因违反习惯法被夺去王位。在774年，诺森布里亚国王阿尔莱德亦因行为不轨被废。

第二，贤人会议享有司法权，有权审理各种案件，国王无权变更其判决。

基于上述先例，盎格鲁-撒克逊人有着一种渊源悠久的习俗，即依赖习惯法，抑制王权，维护个人自由和权利。

在盎格鲁-撒克逊人心中，诺曼王朝国王剥夺了他们的自由、土地、财产和权利。而他们反抗诺曼王朝国王压迫和不公，是在争取自由，捍卫应有权利。

与希腊罗马的法治渊源

英国关于法律平等的思想，可以追溯到希腊和罗马。

早在公元前 6世纪和5世纪，希腊思想家已提出，法律面前人人平等。比如，雅典立法者梭伦主张：“制订法律，无贵无贱，一视同仁。”

虽然柏拉图在《理想国》中主张，哲人王作为开明君主，可以居于法律之上治国，但亚里士多德对此意见截然相反。

亚里士多德在《政论》一书中主张：“由法治理”。他认为，无论君王，还是哲王，“法治优于人治”。基于这一原则，若将权力交付特定之人，此人须是法律的护法和仆人。

古罗马政治家西塞罗秉承亚里士多德关于法律之仆的主张，他宣称： “为获得自由，我们都是法律的仆人。”

从思想渊源来说，《大宪章》作者可能深受希腊和罗马影响，原因有三：

首先，凯撒大帝率罗马军团，于公元前54年，踏上不列颠的草地。他宣称：“我来，我见，我征服！”从那以后，罗马帝国统治不列颠长达400多年，在这片土地上，打下各种罗马烙印，其中包括罗马法治思想。

其二，基督教一大教义是，上帝面前人人平等。英国作为基督教国家，此说广为人知。基于这一教理，在世俗法律面前，人人也应平等。

更重要的是，希腊罗马是英国文化源泉，与英国自由法治一脉相通。

为捍卫自由的君子敬酒

《大宪章》诞生800年后，6月15日，晴，风清，多云，云层上白下暗，阳光穿过云层时，夏日明媚，兰尼米德草地绿茵依旧。

午间，英女王出席、首相演讲的庆典很快结束，达官贵人，匆匆离去。不久，兰尼米德草地平静下来，十分安逸，游人不多，三五成群，在草地上散步、照相。偶尔，黑头天鹅双双飞过。

我站在草地上，遥想英伦三岛骑士当年，与国王相争时，思路清晰，不将对方置于死地，为捍卫权利，为维护自由，有勇气，有毅力，分寸适度 …… 对这些英雄壮士，由衷敬仰，祭拜下风。

我献上烤豚、熏鲑鱼、牧羊人羊肉派，打开一瓶英格兰土产的艾尔酒，迎风把酒，一半洒上岁岁枯荣的芳草，一半自饮，遥祭英国崇尚自由的君子，酒至酣处，三饮而尽——

然后，默颂《大宪章》结语：

“适度而和平，自由而安静，充分而完全，享受上述各项自由、权利和让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