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学者的“国师情结”

最近一段时间，著名中国问题专家郑永年教授一篇批评中国学界的文章引发了激烈的讨论。文章对学术界和政策研究界提出严厉的批判，认为他们“一哄而上，什么东西都往里面放，供给侧改革一方面成了无所不包、无所不容的‘杂货铺’，另一方面则几乎被视为是解决中国所有问题的万能良药了”。随后文章锋芒一转，矛头指向整个社会科学界的政策研究能力。

学术界的弊病与无奈

郑永年教授是著名学者，在中国执政党和政府高层之中拥有一定的影响力。国家副主席李源潮就曾公开表示“读过不下五本郑永年先生的书。”笔者也曾多次耳闻不同级别的公务员表达对郑教授的钦佩。由此可见，与政策制定者们保持亲密接触的郑教授，对学术界和政策研究界的批判恐怕并非仅仅是其本人的观点，应该多多少少都反映出政策制定者们的不满。

只是，郑教授文章过于激烈，尤其是对经济学界不免苛刻，导致许多学者激奋难当，对郑教授群起而攻之。最有代表性的莫过于人民大学最年轻的经济学教授聂辉华博士。聂教授撰文回应，中国知识界对政策制定影响力有限是因为受到“威权体制”的制约，他们没有一个畅通的渠道和宽松的环境表达观点，郑教授不应该“站着说话不腰疼”。文章一出，得到了众多学者的拍手赞叹。就连聂教授也同样认为“中国知识界整体上研究水平不高”。

郑教授文章与聂教授的回应反映出中国当下一个有趣的现象，即学术界埋怨政府不支持而政府却又不满知识界“无能”。

其实，政策制定者对学术界的抱怨并非新鲜事，许多学者曾公开撰文应该反思。许多政策制定者曾私下感叹，一些学者根本无法提供切合实际的公共政策和外交政策意见和建议，反而喜欢讨论一些大而空的问题。而拥有扎实理论功底、了解政府政策制定程序和社会实际状况的学者却少之又少。许多学者做的工作都是围绕着政策解释展开的，尤其是对政策意图感兴趣，在没有充分研究的情况下就进行吹捧和批判。例如一些国关学者不断赞美“一带一路”，甚至从人类命运的高度进行讴歌，但却始终很少能提供一个“接地气”的研究成果：该战略会带来什么？涉及的主体和对象有哪些？哪些主体应该怎么做？会有什么风险？如何控制风险？等等。一份“接地气”的报告，或许应该像赵可金博士的《带路调研:各省市如何对接一带一路》那样能够提出具体方案的严谨成果，只是在研究上应该更加深入。

然而，知识界（政策研究者）也有苦衷。政府不透明以及资源分配不均尤其受到诟病。由于政府的信息公开有限，内情往往只有内部人才能知道，体制外或者并非圈子内的学者，根本无从知晓一些政策制定的详细内情。譬如一些地方的财政常常是只有党政机关几个人的核心圈子才知道底细。政府掌握着大量的资源又往少数政策研究机构或个人倾斜。知识界自然也就可以理直气壮地认为政府应该给予他们更多的信息渠道，同时资源分配机制也应该加以完善。

学术，通往国师之路？

政策制定者与政策研究者相互抱怨，产生这种现象的原因很多，但这几乎可以肯定是一种体制上的问题。虽然说“体制归因”有时是一种思维懒惰的表现，但似乎如果不改变这种造成双方矛盾的体制因素，该问题就无解。

而这个“体制”之中真正关键的，就是它为什么可以吸纳学者，却缺乏可以选择出优秀、负责任的学者并使得决策制定者和研究者相互有效配合的机制？现存体制在政策研究界所产生的最大问题，就是它几乎就为了选拔“国师”的。具体来说，一些学者一旦从事政策研究，很容易激起一种强烈的“国师”欲望。这种欲望阻碍了他们做出符合国家利益和社会利益的研究，反而将研究对象或重点转向政策制定者本身。

虽然有些学者认为应该跟西方一样，学者只不过是在借助政策制定者将自己的学术理念付出实践罢了。这种关系是平等的分工关系，属于市场经济中“上司与下属”、“甲方与乙方”的契约关系。但是，学者其实很难摆脱在文化环境和体制环境中塑造出的人格上仰望政策制定者的心理。只不过，这种“国师梦”的具体表现形式千差万别。

有些人期待能拥有像齐桓公和管仲、唐太宗和魏征、辽圣宗与韩德让、明神宗与张居正等等那样“主明臣直”、“君臣鱼水”的和美关系。这样的“国师梦”非常符合儒家所倡导的君臣关系，譬如孟子认为君臣关系应该“君使臣以礼，臣事君以忠”，“君有大过则谏，反复之而不听则易位”。

有些人则十分享受对着圣明君主匍匐于地的受虐感，若能“金殿承恩”，则恨不得“鞠躬尽瘁死后而已”。这种“国师梦”，是出于甘愿为奴的心理需求。他们当国师更多的不是为了实现政治抱负，而是为了报“皇恩”背后的受虐需求。

有些人则是一群投机分子，他们靠近决策制定者是出于物质或名誉上利己动机。他们不在乎“君臣”之义，不在乎“民之所忧、民之所思”，只在乎吾之所欲、吾之所求。譬如历史上著名的伯嚭，他先向夫差求荣，后朝勾践献媚。

不管这些学者的“国师梦”属于哪种，一旦他们做起梦来，政策研究就会变成“皇帝心理学”。因为他们拥有“国师梦”或者这种潜意识，那么他们就想如何才能当国师。那么在聂教授所说的“威权体制”中，他们只有通过揣测和迎合政策制定者的意图，才能实现自己的梦想。不管怎么样，这种意识一旦对行为产生引导，那么一定会影响他们的政策研究能力和质量。最后就导致了郑教授和聂教授所共同批评的现象。

“国师梦”从何而来

从学科本体论、认识论和方法论的层面来讲，这其实包含了社会科学术界的无奈。社会科学研究的对象是充满了人类主观因素的社会事实，而对社会事实的认识又充满分歧，导致他们无法像自然科学家那样，在实验室里借助仪器甚至逻辑推演本身，就能检测自己的理论。社会科学界必须通过影响实际政策制定，观察实施过程，检测政策结果才能检验自己的理论。而这使得社会科学学者对政策制定者有种天然的亲近感。

而中国文化传统和社会特征毫无疑问也发挥了培养基的作用。自秦始直至清末，中国延绵数千的中央帝国专制使得权力牢牢地集中在皇帝手中。虽然有时候臣子、太监或皇亲国戚的权力比皇帝更大，但在合法的权力设计中皇帝才是拥有至高无上的权力的。与欧洲的封建制度和教会传统不同，古代中国不存在强大相互制约的权力结构。对皇帝拥有内部约束力量的仅仅是微弱的儒家道义、舆论压力和宗室规范。在单一权威下，皇帝拥有无可比拟的物质资源和道德优势，知识分子只有“货与帝王家”，才能实现个人政治抱负。因为，“朕即国家”。而社会传统和主流意识都将知识分子导向了出将入相的唯一路径，以至于知识分子只有入朝为官和归隐田园两个选择。

那么，在一元的权力结构没有根本改变的情况下，即便帝制早已终结，这种社会传统和主流意识自然会延续至今。因此，在这种主流意识中，知识分子很难逃脱被“国师观念”建构的宿命。即便是笔者，亦难幸免。

当今，绝大多数学者所赖以存在的资源，绝大多数仍是由政治权力所调配的。而民间或独立学者虽然可以从市场中获得资源的导入，但市场无法避免受到政府干预。同时，学者在生活的方方面面也能感受到权力的存在，对权力的认知和感觉自然就会非常深刻。对于学者来说，迎合权力是一种巨大的诱惑。一是出于人类天然的权力欲望，二来也是被权力的衍生品所吸引。当学者走近政策制定者，那么在当前这种权力结构中，结合社会环境和主流意识，学者面对政策制定者很难摆脱人格上自我矮化的意识。

只要在人格上有自我矮化的（潜）意识，政策研究者一旦对政策制定者拥有亲近感，那么前者心里必定产生“国师情结”。

国师情结与政策研究的失败

当今的中国知识界，无论是政治光谱中的“左派”还是“右派”，都不乏想当国师的学者。许多“右派”指责“左派”“媚上”。确实，中国“左派”在很大程度上遗失了马克思社会主义传统中的底层立场和批判权威主张。但许多“右派”也并非无懈可击。本质上来讲，不少“右派”与他们所批判的权力主体和体制就是一个利益共同体。矛盾的是，他们批判的目的，其实是想维护他们所批判的对象。只是他们的价值取向、认知结构和利益诉求不同，导致了异于“左派”的主张罢了。

在学者的政治实践中，价值和理论主张往往并不重要，重要的是他们如何看待和处理与政策制定者的关系。即便是许多激进和极端的学者，也依然想通过说服政策制定者来实现自己的政治理念。而在实现政治理念的学者当中，有多少人不希望这个国家秩序崩溃，就有多少人希望与政策制定者保持亲密关系。只是，这些学者的命运，常常取决于他们多大程度上想当“国师”以及怎么实现“国师梦”。

不过，有“国师梦”与“国师情结”并不可怕，可怕的是无羞耻心以及过于执着。最可怕的是出现癔症般的怨念：他们不怎么关注政策制定者想不想当“皇帝”，只是自己想当“国师”。而如果这种现象蔚然成风，政策研究又有何价值呢？

令人遗憾的，当下体制所给予学术和政策研究的空间非常有限，尤其无法给予体制外和批判的声音足够的渠道。结果导致投机的“国师”拥有了大量的市场，他们或许并不会也不愿意对体制带来直接威胁，但是他们对体制的危害远比批判者甚至反抗者更严重。因为后者往往只是小闹大帮忙，而前者的“利己至上”属性对体制内的优秀人才和良好品质的排斥却是根本性的。因此，为了解决政策制定者和研究者之间的矛盾，通畅、宽容的沟通渠道和反馈机制、对德才兼备人才的有效选拔机制或许才是关键。政府及社会各界不妨先从治理“学阀”乱象、整顿大学和学术研究风气开始。

（作者系凤凰国际智库研究员。本文仅代表作者个人观点。责编邮箱bo.liu@ftchinese.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