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应鼓励公开辩论

这种难以与之理性辩论的人在回应中自发地爆发出的愤怒，反映出中国外交政策核心的一个问题：对于当今重要国际议题，中国缺乏充满活力的公开辩论。

苏丹达尔富尔危机，以及它对今年北京奥运会的影响就是一个例子。美国电影导演史蒂文•斯皮尔伯格(Steven Spielberg)在最近发表一份措辞温和声明中表示，由于中国对苏丹人权问题反应不力，他为此辞去北京奥运会艺术顾问一职。斯皮尔伯格并没有主张制裁而是仍希望观看北京奥运会。

然而，北京对这一批评的回应再次令人困惑。首先，尽管这一消息已成为海外媒体头条，但中国官方对此保持了近两天的沉默。然后，中国外交部一位发言人批评某些人别有用心。中国政府似乎没有意识到，与诺贝尔和平奖(Nobel Peace Prize)得主、奥运会运动员和政治人士一样，斯皮尔伯格可能确实关心那个远在非洲一个国家的种族屠杀问题。诺贝尔和平奖(Nobel Peace Prize)得主、奥运会运动员和政治人士曾公开联名致信，呼吁中国改变对苏丹的态度。

中国共产党不愿看到自由辩论的另一个外交政策问题是科索沃，而直接原因是：科索沃宣布脱离塞尔维亚独立，令中国政府担心台湾可能有一天会仿效此举，从中国独立出去。

对几乎所有中国大陆人而言，台湾独立是不可思议之事。主要原因是，几十年的大力宣传让中国人相信了自己的说法。他们认为，任何独立之举都是外国人或是不爱国的台湾政治派系的阴谋。

对那些少数到过台湾的中国大陆人而言，事实更为复杂，而且令人担忧。台湾享有民主和实际上的独立，尽管多数台湾人的确不希望通过正式宣布独立引发中国攻台，但他们坚决反对被共产党执政的中国并入版图。

中国缺乏自由和公开辩论，这与冷战时期东欧的情况相同，这对人们看法的扭曲影响也类似。南斯拉夫前总统铁托及当时苏联的领导人至少在促进国家统一上有功，但实际上威权统治只不过掩盖了种族分歧。在他们死后，这些问题再度出现，有时导致灾难性后果。

缺乏公众参与并不意味着中国未能推行理性的政策。实际上，不鼓励公众参与是中国政策的一部分：中国领导人认为，在稳定与和谐环境下实现经济增长，比吵闹的、令人分心的西方式民主更重要。

然而，中国政府开始意识到，不同观点和看法之间的辩论与讨论，无论是就国内还是国外事务而言，均有利于形成更好的政策。

在中国，有两个引人注目的事件说明了这一点。首先，在北京上市销售的一本新书中，中共中央党校研究员呼吁实行民主改革，打击腐败，减少媒体审查，并让人民代表大会更具代表性。他们提倡建设“现代公民社会”。

其次，在外交政策方面，一些中美退役高级将领最近在三亚会面，进行议题广泛的、由政府批准的辩论，旨在缓解中美间的紧张关系，并推动两个大国关系的长期改善。

上述两件事是个有益的开端，下一步应是扩大有关政治和外交政策的辩论，并允许中国公众对事实和想法进行自由交流。

在控制外交事务讨论上，中国不同于其它威权国家。中国对外交事务讨论的控制，至少与对国内事务讨论一样严格，而且可能程度更甚。中国多数政策论文（甚至那些名义上的独立学者所写的论文）都过于明显地是在为政府服务，而非为真相服务。结果是，无数中国人坚决相信那些谬误，其中包括现代中国没有攻击过邻国、也不是一个寻求扩张的大国之说。

中国缺乏自由辩论的另一个反常后果是，在华盛顿、伦敦和巴黎，人们对中国事务的讨论比在北京或上海更热烈——无论是达尔富尔问题、民主问题，还是空气污染问题，都是如此。

未来数月，如果中国能够稍微开放一点，那么中国官员和中国公民就能更好地做好准备，面对北京奥运会前批评人士和政治活跃人士对中国国内外政策的严厉批评。中国网民在电子邮件中对那些评论中国事务人士的攻击，也可能因此更容忍和礼貌一些。

维克托•马莱(Victor Mallet),英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