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新改良运动”

这些大家，为中国后世向经济现代化和政治民主化、思想多元化发展，探索了基本架构，比如，立志改良的康有为、梁启超，倡导世界眼光和国际竞争的严复，制定中国第一部现代意义上的宪法的沈家本，以及当时尚年轻的蔡元培、胡适等，前者为中国现代教育和学术建设所做的尝试，至今尚难超越，而后者的科学的理性主义到今天仍被不断地被证明其长久的价值。

第二次的维新运动发生在二十世纪三十年代，抗日战争爆发以前。如果纯粹从经济增长的角度看，也即GDP的增长指标判断，中国的进步在抗日战争爆发之前的几年，非常可观。然而遗憾的是，那一次维新被日本的入侵打断了。从思想观念的进步看，第二次维新比不上第一次，但也超过改革30年。

知名学者如文学上的沈从文、曹禺、鲁迅等；艺术方面的黄宾虹、张大千等；比较史学方面的陈寅恪以及哲学方面的前半生的冯友兰等。这个星光闪耀的时代，在1949年后，特别在1957年后，也黯淡下来。即便是左派的共产主义先行者陈独秀，其思想的光芒和远见在他的同志们中，也是鹤立鸡群。

所以，如果从纯粹的思想学术观点来回顾，这三次维新，是一次不如一次。但是，如果从三次维新对中国社会造成的全方位影响来评价，1978年以来的三十年则是最大最深远的。对此我们必须尊重历史，有个远距离的客观评价。

这三十年的维新运动，之所以对中国社会造成了全方位的影响，在实际影响上超过了第一、二次维新运动，就因为它具备延续性。在所有的因素中，延续性实在是太重要了。

一个最伟大的观念，一个最好的政策，一个最好的对策，如果延续不下去，那只具备思想史的意义，不具有政治史和经济史的意义，当然也不具有社会史的意义。

所以，这三十年的改革，之所以有这样深刻的影响，我认为罗列一大堆原因是可能的，但不用说那样多的细节。我是做比较现代化研究的，比较现代化就是要比较好几波的现代化浪潮中间，每波与前一波的异同。

即使是在中国这样网络控制较严的地方，你仍能在网上看到很多对这30年非常情绪化的评价。像这种非常情绪化的东西，往往是从微观角度出发的，通常具有微观的合理性，但不一定具备宏观的合理性。

要想比较准确地评价这30年的改革进程，我们就得先对这30年在中国历史上的定位讲清楚。这就必须将其放到最近160年的历史背景中来考察。看不到这160年，就不知道这最近30年对中国的重要性，以及对中华民族复兴的意义。中华民族的“复兴”概念，在160年以前是没有的，因为中国人那时自认为是天下第一。只有当你知道自己落后了，才会有“复兴”的观念。所以我最近一本书的名字是《中国经济再崛起》，用了一个“再”字。

老老实实承认自己落后了，下面的事情相对来说就好办了。

（FT中文网公共政策与社会事务编辑高嵩据访谈整理）

作者简介：丁学良， 安徽南方人。1984年初夏赴美国留学，1992年春获得哈佛大学博士学位。先后在哈佛本科生院、国立澳大利亚大学亚太研究院、香港科技大学社会科学部从事教学和研究。现任卡内基基金会高级研究员、中国政法大学的客座教授。研究领域包括比较发展、转型社会、大学制度、全球化。他的英文中文著作分别由剑桥大学出版社、牛津大学出版社、台湾联经出版公司、北京大学出版社等出版发行。

注：本文仅代表作者本人观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