说说“人民”

如果问个问题：1949年以后的中国，哪一个政治概念是使用最频繁的？只要静下心来稍微想想，就会答道：是“人民”。中国自1949年10月以来，“人民”这个政治概念方方面面、上上下下、无所不在。人民铁路、人民医院、人民邮政、人民法院（或人民法庭）、人民检察院、人民警察（或人民公安）、人民审判员、人民武装部、人民大会堂、中国人民对外友好协会、人民公社（现在没有了）。所有国家一级的重要报刊杂志，几乎铁律一般，都冠以“人民”二字：人民日报、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人民文学、人民戏剧，人民画报、人民音乐。\

更重要的还有：人民币、中国人民银行、中国人民保险公司、人民解放军（或人民军队）、人民代表大会、人民政治协商会议、人民公仆、人民政府、人民共和国。

 虽然1949年以后，“人民”作为政治标签，从中国最高层到最基层，从政治到经济，从文化到体育，无所不涵盖，几乎所有重要的官方机构，都用“人民”这两个字作前缀，然而，相当长的时间里，在中华人民共和国，“人民”只是一个抽象的存在，而不是一个具体的存在。

 比如，在我1984年出国前，常常看见这样的吵架：中国的服务场所，不管是人民商场、人民铁路、还是人民医院，许多工作人员的服务态度极坏。有时顾客实在受不了窝囊气，就指着墙上悬挂的毛语录牌“为人民服务”质问服务人员：“你的态度这么坏，哪有一点为人民服务的样子！”工作人员最通常的反击就是：“我是为人民服务，不是为你一个人服务！”争执到了这个地步，话就讲不下去了。因为“你”不是“人民”，任何具体的顾客都不等于“人民”。工作人员不管得罪了几千几万的顾客，也没有伤害到“人民”。“中国人民”那时有十亿之众，你有啥办法把他们统统召集到一个场所来跟服务人员理论？

 因此，1949年以后，虽然“人民”这个政治标签到处都是，但很多年里人民是抽象的。而 “人民”一旦成为抽象的而非具体的存在时，就会导致很多的政治恶果。一个政策是好是坏，效果是良还是恶，衡量的标准如果不是具体的人民，哪怕那个政策再混账、再荒谬、再疯狂，哪怕它造成的后果再可怕，如果不是以具体人民的利益作为衡量标准，政策的制定和推行者总会找到“正当”的大道理为其辩护。

 随便举几个例子就会看出，把人民抽象化，有多么可怕。1957年底，毛泽东到莫斯科参加十月革命40周年庆典，与苏联领导人赫鲁晓夫发生争执。赫认为原子弹改变了战争的性质，一打起核战争，不论社会主义、资本主义，整个世界也许都会毁灭，哪里还有什么人民可以依靠？因此苏联不能与美国发生核冲突，要和平共处。毛泽东批评赫右倾，说我就不信打核战争全世界27亿人会死绝，我估计可能死掉三分之一或者更多一点，“死掉一半人，还有一半人，帝国主义打平了，全世界社会主义化了，再过多少年，又会有27亿，一定还要多。” 1958年9月，毛泽东表示苏联应派导弹部队到中国来，不怕美国用核武器攻击。毛再次强调：“为了最后胜利，灭掉帝国主义，我们愿意承担第一个打击，无非是死一大堆人”（杨奎松《毛泽东与莫斯科的恩恩怨怨》）。如果去问问那些具体的中国人民，你们家一半的人要为“世界共产主义”的胜利被原子弹炸死，你们愿意不愿意？我不认为会有一半的中国人举双手拥护。

 此后毛为了“跑步进入共产主义”而发动的1959-1961年大跃进运动，“一大堆人”（学术界推算在2600-4000万人之间）饿死，创下人类有记载的历史上最大的饥荒死亡记录。这期间刘少奇等务实领导为缓解空前饥荒，施行少浮夸、少平调、少征粮的纠“左”调整，毛泽东极为不满，责备刘：“你急什么，压不住阵脚了，为什么不顶住？”刘回答：“人相食，要上书的！”（《王光美谈话纪录》）。意思是这三年饥荒导致很多地方人吃人，以后中国的史书不会不记下这一绝人寰的政策失误的。

 一位中共党校老教授对我说：大饥荒的三年里，毛泽东发表过多首诗词，没有一首表达对数千万中国老百姓饿死的同情。相反，他这三年的诗词里，处处抒发的是愉快得意的心情：“喜看稻菽千重浪，遍地英雄下夕烟。”“陶令不知何处去，桃花源里可耕田？”“我欲因之梦寥廓，芙蓉国里尽朝晖。”

 所以我说，从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到1978年，“人民”这个政治术语在中国到处都是，但都被抽象化了，现实生活里人民什么都不是。1978年底发起的改革，使政策的出发点开始扭转，转到具体的人民身上。当然，这个漫长的过程是非常曲折的。

 “人民”从抽象变得具体，有很多衡量的指标，最基本的可以归纳成两条。第一，“人民政府”与人民的关系，即人民对政府能参与和监督到什么程度？第二，“人民币”与人民的关系，即人民在国家经济发展中能得到多少实惠？第一个指标，我以后再详谈，本文讲第二个指标。

 中国改革的早期，邓小平、胡耀邦、赵紫阳、万里、习仲勋等领导人扭转政策的方向，首要的是理顺“人民”和“人民币”的关系，使具体的中国人民能享受到经济实惠。比如，中国农村的联产承包责任制，就是把抽象的人民变成具体的人民。这之前的“人民公社”，虽然在纸面上优越无比，但闹得人民常常没饭吃，那就不应该再搞这玩意了。此后几年里，中国的城市也允许没有工作的人做个体户挣点钱，这在毛时代是不可想象的具体的中国人饿死是小事，“主义”正确与否才是头等大事。

1979年，著名的“真理标准”大讨论开始。它提出了基本的施政理念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即不应再以抽象的政治口号、而应以具体的实践效果去检验政策的好坏。多年以后，“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这个哲学命题，变成了一句老百姓都懂得的大白话。邓小平提的“三个有利于”中，一个“有利于”是要有利于人民生活的改善，这就是把“人民”逐渐具体化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