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事与天命的碰撞

　　当既得利益累积到一定规模，就会构成合理化法律秩序的障碍，就会产生争取世袭制的强烈动机，就会促成互相勾结的牟利联盟

　　人事与天命的碰撞

　　在虎年春节前夕，山东省新泰市爆出“80后”集体登上政坛的消息，引起网民一片质问声。有人指责“一刀切”的低龄化会导致不成熟的治理，也有人猜测破格提拔的必有“官二代”背景。但是，关于新泰的这些风言风语，只是反映了目前的社会心态，没有点出问题的要害。

　　早在上古秦国，丞相之孙甘罗12岁就官拜上卿，不仅无人不服，还传为千古佳话。为什么？那是因为他凭着慧心机智、伶牙俐齿进行外交谈判，巧获五座城池，立下了丰功奇勋。

　　再看当今法国，内格罗尼20岁就从爷爷那里继任圣洛伦索市长职位，也没有引起任何风波，那是因为他通过公开的竞选活动展现了治理才识、获得了多数投票。

　　由此可见，新泰这次任用干部招致非议的决定性因素，并非当事人缺乏历练的23岁年龄，并非出自官宦门第的家庭成分，而是选拔的程序和标准，根本不足以取信于民，不足以确保用人得当。

　　干部的破格提拔，如果既没有出色的业绩为晋身根据，也没有优势的选票为群众基础，那就只有把考试的成绩作为资格认定的标准或者合法性根据。这正是科举的逻辑：学而优则仕。通过考分排序让学富五车、才高八斗、文冠群英者居高位，也是一种能力主义，也是比较令人心悦诚服的制度安排。

　　新泰市这次的确采取了类似科举的做法，但考试方式的公平性、评分标准的客观性让人疑窦丛生。笔试成绩很低、面试成绩极高，两者折衷后才上合格线，再加上“组织考察”过关，这意味着决定“金榜题名”的尺度其实并不是完全客观化的分数。

　　如此露骨的任意操作还敢公之于众，难怪有人理解为难怪地方权势者在公然示威。往好里说，也许事态还不至于恶化到这般地步，只是当事者们入鲍鱼之肆已久，完全感觉不出异味何在而已。

　　显而易见，在毫不掩饰的面试高分以及组织考察的鉴定意见里，存在着某种不受制约的自由裁量权和上下其手的空间，所以很多网民怀疑其中有“猫腻”。

　　尤其是组织考察，长期以来流行一套内部调研、最终拍板的特殊做法，甚至可以封锁其他候选人的可比较信息，使得任何公开招聘和选拔的程序基本上流于形式。

　　这种黑箱操作状况，导致形形色色的批条、小报告、匿名信每到换届时就会大量涌现，不仅为嫉贤妒能的小人进行构陷打开了方便之门，还导致官职的私下交易愈演愈烈。

　　组织考察之目的，本来是通过忠诚心的确认来提高令行禁止的行政效率，但是，如果由此造成私人间关系网盘根错节、渐次演化成一个尾大不掉的局面，那么人事集权的初衷也就无法实现了。

　　在某种程度上也不妨说，通过组织考察和忠诚心本位的任免制度，可以形成官员的生涯可计划性、可预测性，从而加强眼睛向上看的政绩指向；正是这样的利益驱动机制，为中国高速经济增长提供了必要的政治领导力保障。

　　但是，当既得利益累积到一定规模，就会构成合理化法律秩序的障碍，就会产生争取世袭制的强烈动机，就会促成互相勾结的牟利联盟。现有的诱因体系也就随之发生功能异化，反过来严重阻遏经济增长，甚至引发“召回天命”的政治危机。

　　目前中国官员任用制度的最大问题是：没有真正确立起公正的选拔程序和普遍的、客观的评价标准。为了在既定条件下减少流弊，只好把年龄作为“一刀切”的硬性指标。一定级别的干部只在一定年龄限度内选拔，过了界线就按规定退休，这样的做法倒是可以克服论资排辈和恋栈造成的“老害”，也减少了人情的压力，还缓和了权力斗争的剧烈性。

　　然而，另一方面，却助长了在年龄竞争上提前卡位的风气，例如在退休前安排好代理人，或者让子女尽早攀登晋升的阶梯，不断通过超速提高级别的方式来扩大年龄限度。其结果，中国官场凸显一道突击提干低龄化的景观，逼得中央组织部长不得不出面喊停。

　　这表明，人事制度演变成只有年龄是惟一普遍的客观标准，但现在连年龄这条底线也守不住了。

　　在一个高速发展、迅速转型的社会，干部的破格提拔并非不可为，甚至还应该有所鼓励。但是，这一切都必须以真才实学和政绩事功为前提条件，只能偶一为之、适可而止。如果只是按照传统的家产式科层制，甚或苏丹式宗主权的逻辑来处理晋升和破格提拔的问题，难免将落入任人唯亲的窠臼，结果只会助长政治投机主义和裙带风，势必破坏权力的正常运作机制。

　　另外，即便没有任人惟亲的偏颇，大批量的突击提拔干部也不仅无法造就一支成建制的忠诚的“近卫军”，而且,这种做法反倒有可能在干部中激发“相对被剥夺感”。尤其是录用不久就进行破格提拔，既无法准确地甄别不同类型的人才，也无法有效地在职场培育忠诚心。

　　山东省新泰市六位行政副局、一位审判副院的任命公示，之所以能在全国范围内引起轰动效应，是因为互联网上发出的一则消息和若干呼应跟帖。这标志着人事制度已经开始接受“互联网问政时代”的洗礼，黑箱操作的旧办法正在逐步失灵，信息公开的潮流已经势不可挡。也就是说，政治改革似乎已经进入所谓“尽人事、待天命”的读秒阶段。

　　当所有人事任免都受到舆论监督时，民主性自然会上升，专业性却可能下降，行政科层制的原理难免遭到过激化群情的践踏，乡愿以及另类任人唯亲的风气也将四处蔓延。这绝不是中国政治改革的预期目标。

　　为了避免上述从一个极端滑到另一个极端的问题，有必要从现在起就重新筹划人事制度的设计方案，把有晋升高级官僚资格的公务员与担任事务性工作的公务员区别成不同系列，分别采取培育型人事政策和渐进式升迁系统。只能对那些有晋升资格的公务员按照绩效或选票适当采取破格提拔的举措，其余职员还是应该摒弃政治投机的念头，在兢兢业业中逐步实现自我。

　　毋庸讳言，人事制度改革是极其艰难的。但是，既然连年功序列这条硬性界线也开始失守了，那么触底反弹还会远吗？

　　作者为上海交大凯原法学院院长、本刊法学顾问

　　背景

　　山东新泰提拔六名“80后”遭质疑

　　□ 本刊记者 罗洁琪 | 文

　　2月5日，山东省新泰市（县级市）公布《新泰市公开选拔领导干部拟任人选公示》，拟任用七人担任副局级领导职务，其中有六人是“80后”，年龄最小的仅23岁。该公示称，拟任人选产生于公开报名、资格审查、统一考试、组织考察的基础上，并经新泰市委研究决定。

　　让公众惊讶的是，年轻候选人的职位飞跃不同寻常，例如从区法院的助理审判员直接拟任市法院副院长；从市纪委科员拟任市国有资产管理局副局长；从开发区法庭书记员拟任市司法局副局长。其中，最受公众质疑的是新泰市本地的刘婷婷和王然，前者25岁，拟任市法院副院长；后者23岁，拟任市国有资产管理局副局长。

　　一篇名为“令我十分震惊的任命公示”的帖子将该次提拔引入公众视野，在媒体以及互联网上引发汹涌舆情。

　　关于提拔程序，公众普遍质疑新泰市有不合法的环节。据《法制日报》报道，参加提拔前，候选人应该依法具备四年以上的公务员工作经验。其依据是，《公务员职务任免与职务升降规定(试行)》规定，“晋升乡科级副职领导职务的，应当担任科员级职务三年以上”；《公务员法》规定，“新录用的公务员试用期为一年”；《新录用公务员任职定级规定》规定，“新录用公务员任职时间从试用期满之日起计算”。

　　但是，候选人王然2003年考入大学，2007年大学毕业考上公务员，其工作时间不足三年。

　　新泰市提拔候选人刘婷婷担任市法院副院长，也有违《法官法》。依据法律，地方各级法院的副院长应由本院院长提请本级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任免，通常组织部门具有推荐的资格，而不是直接任命。

　　面对公众逼问，新泰市官方和候选人通过接受媒体采访的方式给予回应。新泰市委组织部常务副部长安原称，这次选拔工作符合《公开选拔党政领导干部工作暂行规定》等相关要求，严格按照部署动员、组织报名和资格审查、统一考试、组织考察、研究任用等程序进行，确保公平、公开、公正。

　　新泰市市委副书记丁翊强则称，像新泰这种县级市，要通过这种方式吸引高层次人才。按照《公开选拔党政领导干部工作暂行规定》，可以对报名人员的职务层次、任职年限等任职资格适当放宽。

　　另外，公众普遍质疑候选人的家庭背景，认为是“有背景的官二代”。

　　候选人刘婷婷回应称，其父亲在2000年2月因车祸去世，母亲是农民，其他亲戚中没有从政的，她也没有男朋友。一些网民还怀疑，23岁的王然是某市委组织部副部长的未来儿媳。王然予以否认，对媒体称，其还没有男朋友，父母都是农民。

　　有媒体还公开了王然提拔考试和当年公务员考试的成绩，发现两次考试的面试成绩都远高于笔试成绩，前者笔试64.83分、面试86.00分、综合75.41分，而公务员考试的成绩为笔试52.8分、面试79.2分、综合64.88。

　　尽管“新泰提拔六名‘80后’副局长”事件备受公众质疑，但是，新泰市委组织部常务副部长安原对新华网记者称，拟任用人选公示期间，组织部门没有接到任何异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