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京报2010年10月05日报道(记者郭少峰)，在过去的13天内，有三家机构发布的研究报告都提及要改革现行户籍管理制度问题。中国发展研究基金会、中国人民大学经济研究所和中国社科院财政和贸易经济研究所发布的研究报告均认为，目前的户籍管理制度造成了中国的“伪城镇化”或“不完全城市化”。三份报告均建议进行相应的改革。
三家机构的结论都对现行户籍制度采取了一致批评态度。但是有一家的批评是相当含糊的，中国发展研究基金会的报告参与人、国家发改委秘书长杨伟民曾明确提出保留户籍的建议，新入城农民以某种资格的方式取得城市户籍。三家机构的证明看似是纯经济学理由，但是从根本上讲恰恰又完全背离经济学基本原理的。
人大经济研究所的报告指出，当前城市人口的增量中，71.8%是农业户口，但只要大部分农民工没有在城市实现永久性定居，任何人口城市化指标体现出来的高城市化率都是“伪城镇化”或“不完全城市化”。人大经济研究所的报告还从劳动力短缺的现实，从而防止劳动力成本上涨的角度论证放开户籍的必要性：通过户籍制度改革将城市户籍所对应的公共服务覆盖到来自农村的流动人口后，吸引更多的农村人口入城并遏制劳动力成本过快上涨。中国社科院财贸所的报告指出中国的城镇化更多地表现为一种“伪城镇化”。目标，无论是城镇化、完全城市化还是均衡的劳动力市场、真实城镇化，其共同点是：户籍改革服从于当前的一个短期的、权宜的经济目标。在呼吁户籍制度改革的各种观点中，我把这一类称为权宜性观点，或者权宜派。我们后面的分析将指出，这种权宜派观点的合理性和弱点在分别在哪里。
我们的观点是，户籍制度改革的目标必须非常明确：最终废除现行户籍制度。好友秋风先生正确地指出，现行户籍制度没有任何道德上和政治上的合法性。或者说，现行户籍制度没有道德上的伦理正当性和政治上的合法性。而我们一贯的改革立场是，“改革就是改错”，改革旨在发现错误并予以改正之。在某种意义上，发现来自民间，当某种制度安排具有显著的错误，民间改革的呼声集聚，形成巨大的民意基础，这是改革就是对民间“制度创新”予以追认、合法化。经济学家周其仁一再表述过这一看法，他认为中国的转型就是“确权”，改革的举措表现为对民间发起的制度创新的追认。如果我们把周其仁的确权概念扩展一下，其实权不限于土地产权，个人拥有的人力资本产权也是权，当一种现行制度安排通过歧视性的制度设计，某些群体的人力资本产权就会残缺，产权受到侵蚀。在这个意义上，废除现行户籍制度也是确权的过程，确的是人力资本产权；更广义的是，确的是人权。
接下来我谈谈上述三家机构的论证的合理性和弱点。其合理性在于，虽然出于经济学的错误理解，但是都得出的较弱意义上的正确结论，至少对于现行户籍制度提出了批评。其弱点在于，一种短期的技术性论证，没有从经济学对于规则和市场的根本理解上剖析现行户籍制度为什么有问题，在三份报告隐含地经济学知识是隶属纯粹新古典经济学范式的。在对待“经济”和“市场”的理解上表现出粗糙的工具主义立场。在这种视经济为工具的立场下，关于人力资本和与此相关的户籍制度改革立场上，也表现出一贯的工具主义。我们要质疑的正是这种经济的工具主义的理解方式。首先，任何工具主义都必然或者隐含或者明确了某一目标，比如“社会福利函数”，或者“现代化”等目标。宪政经济学和奥地利学派的一个共识是，不存在这样的目标。在个体和企业层面有目标，在其他层次谈目标都是虚设的。如果把虚设的目标当回事，甚至还论证其实施步骤之类，是在错误的道路上走得太远。第二，经济生产的迂回性决定了我们不能在社会层面单凭直觉行事。假设真的存在某种社会目标，达到社会目标能以可以观察、可验证的方式去准备那些实现目标的直接条件吗？非意图后果理论揭示我们，在像人类社会领域如经济现象中，人们按照有意识的目的去行动，常常导致非意图的后果。因此，声称在个体行动和设计的社会目标之间已经寻找到可靠的因果规律，并由指导人们的行动，回避了经济中普遍的非意图后果现象。这一理由证明，把城市化的百分比作为奔向现代化的条件之一是站不住脚的。现代化的目标是虚妄，而且城市化比例和现代化之间的因果关系是非常表面的。正是基于以上二点的错误理解，三家单位都基于短期和权宜的理由，提出短期和权宜的政策方案。
我们认为有必要正确理解何为经济及其背后的制度条件；第二，我们的政策结论，最终目标是废除现行户籍制度，出于改革的稳妥性考虑，可以制定出一个缓慢废除的时间表。最终目标的提出，有助于形成人们对于未来的预期，因此会相应调整当前的行为。而人们行为的调整又会影响废除安排的进程。即使导致相同的结局，有无最终目标地颁布，可能走上完全不同的两条改革路径。因此，有无最终目标，是很重要的。
我们的理由在于：经济是一种由交易形成的秩序；第二，现行户藉制度与形成秩序的制度条件格格不入。交换或者货币经济中的交易，界定了人的基本特征。H.奥菲克(2004)看来，不是劳动创造了人，而是交换创造了人，从最初的人的诞生，交换一个具有进化含意的核心因素，交换启动和加速的脑容量的扩大，甚至形成的语言出现的选择压力。用汪丁丁教授的总结：“交换创造了人”。货币经济以来，交易仍然是经济的核心，经济学就是交易学。把经济理解为秩序，意味着而我们放弃一种幼稚的目的论立场。就像至今有人还在疑惑，我们人类大脑如此复杂，比波音飞机还复杂，而波音飞机凝聚了世界顶尖的科学家、工程师来设计才制造出来，他们设计飞机的目的很明确，就是一定要平稳安全地飞行。那么人脑一定是被这些科学家和工程师还聪明的东西设计出来，而且目的也很明确。那么经济系统呢？是由无数个肩上扛着一个比波音飞机还复杂的头颅的人类个体组成的，他们相互谈判、讨价还价，达成交易，签署合约、履行合约。就像鸡蛋变成鸡没有目的一样，人类从猿类(以及更早，至少与鱼类共享相似的胚胎)演化而来也是没有目的的。经济系统也没有目的。一旦经济系统没有目的，那么——“站在目的论的立场上把经济理解和解释为一种制度安排，要根据实现被指定的、整个经济体系所确定的目标的相对成功或失败来评价”(布坎南，2008，44)就是错误的。以目的论为预设，开出的许许多多为实现社会目标的权宜性政策建议也是极值得怀疑的。因为这些建议可能偶尔与这个秩序是吻合的，而有时则是侵害这种秩序的制度条件的。把经济理解秩序，意味着关注焦点是“交易”而不是“选择”，是“同意”和“降低交易成本”而不是某种“社会价值最大化”,或者，如复旦大学陆鸣教授经常念慈在慈的“劳动生产率”(陆鸣的这种提法其实可以转换成通俗的“把蛋糕做大”，这个把蛋糕做大的观点最具迷惑性，一般人都信这个，因为这个观点直观，好理解。而我们认为劳动生产率也好，蛋糕做大也好，都是一种国家的视角，一种超然的拉普拉斯妖的视角，一个总量概念，对于经济秩序的理解只是设置障碍而不是澄清了问题。其制度条件和经济增长之间，我们只能得出一些哈耶克意义上的消极性规则的“经济增长规律”；更重要的是，如秋风指出的，经济增长指导下的城市化预设了一个错误的前提，谁想城市化？在这个问题上，我们必须回到方法论个人主义的理解，回到个体真正的自由选择，而不是设置了政府强干预条件下(菜单已定)的自由选择)。在经济交易过程中根本没有任何社会和集体价值最大化目标实现，实现的交易当事人的目标。在一个交易的经济秩序中，任何宏观加总的变量与交易无关。交易的宏观后果自然呈现，当事人根本无法选择。比如城市化的比例，46%，还是56%，这是一个宏观加总数据，与交易无关，政策建议根本不能以这种宏观数据相关联。现实经济中，还有许多宏观数据指标作为宏观调控当局的调控参照值。城市化指标只是大量宏观调控指标中的一个子指标。任何集中于宏观指标的经济调控都有其致命的缺陷：忽视结构；掩盖消除广义交易障碍这一真正的“宏观调控”目标。
现行户籍制度为什么必须废除？因为它与一个基于交易而形成的秩序格格不入；它人为设置交易障碍，提高广义交易成本；此外，还有许多重大的其他学科比如政治学和道德哲学提供的理由。
鉴于户籍制度之恶，我们提醒那些维护和执行者这项“恶”法的人们，同在蓝天下，没有任何经济学的、政治学的和道德哲学的理由支持实行这种人际间歧视性的权利界定。维护和执行这项“恶”法，乃是与“恶”同行，这种“恶”损害无数同胞的切身利益和尊严，我们难道不需要就此向他们道歉吗？我相信这一道歉迟早是要来临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