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金融大鳄遭遇肮脏的泔水

　　在过去,泔水总是会被拿去喂了“泔水猪”或提炼成令人作呕的“地沟油”,现在,它们是AIG、高盛、摩根士丹利等金融巨鳄竞相追逐的盘中餐。

    然而,“在餐厨垃圾处理方式的选择上,政府的态度还是模糊的,正处在一个等待和观察期”。

化腐朽为神奇

   上午10点,一辆白色的环卫卡车准时驶进了北京金六环资源循环处理站的大院。

身穿蓝色工作服的王师傅是北京嘉博文生物技术公司的员工,他每天的工作就是把车内从昌平附近大学、政府机关以及餐饮机构收集的餐厨垃圾,俗称“泔水”,做些特殊处理。

处理站空旷的厂房内,放着两台不起眼的设备,空气中没有想象中泔水的酸臭味。升降装置将垃圾桶送入投料口,泔水被倒进处理设备———一个高约4米的发酵罐中,王师傅再加入特制的复合微生物菌和一定比例的调整材料,80摄氏度的高温中,泔水开始自动搅拌。

此时的发酵罐中正经历着“天翻地覆”的变化:高温几乎“杀死”了所有有害的病原菌,而“活跃的”复合微生物菌则把泔水当作自己的粮食,同时产生大量代谢产物。6至8小时后,自动搅拌、降解发酵后,发酵罐里倒出了一堆堆像土壤一样的褐色粉末。至此一车“泔水”,变身成了水分低于10%,具有新陈代谢活力、安全卫生的固体再生资源。

下午5点,这些褐色粉末在处理站被包装成袋,兵分两路:一路送往几公里开外的饲料加工厂,制作成有机饲料；而另一路,则送往昌平的加工车间,按照行业标准制作成高能微生物菌剂,再与有机肥配合使用。

在此之后,这些发端于肮脏泔水的有机饲料被送进畜禽养殖企业,用以助力畜禽的生长速度；而微生物肥料,则通过昌平区政府的政府补贴途径,发放到农民手中,助力草莓等作物的生长。

一桶泔水的旅行就这样结束了。在过去,泔水总是会被拿去喂了“泔水猪”或提炼成令人作呕的“地沟油”,通过无良餐馆,悄悄返回人们的餐桌。而在嘉博文的微生物发酵技术中,泔水同样实现了“从餐桌到餐桌”的循环,但显然这个循环是相对健康和安全的。“这是一个化腐朽为神奇的过程。”全球著名风投高盛曾经这样赞誉。

金融大鳄趋之若鹜

2003年,有一批美国客人来到了北京的昌平西营村,无意间尝到了由嘉博文微生物肥料种植出的草莓。一段金融大鳄追逐中国名不见经传的公司的故事由是上演。

这些美国客人来自美国国际集团AIG,也是最早与嘉博文接触的国际风投。彼时还未受到会计丑闻影响的AIG第一掌门人格林伯格,看到了嘉博文递交的材料后,连说,“不可思议!”在风投看来,这一微生物发酵技术,不仅解决了城市的餐厨垃圾污染问题,还可以形成完整的产业链。嘉博文对于泔水等餐厨垃圾的处理没有二次污染,并且其后端产品包括肥料和饲料价值无限。更重要的是,一般农业生产资料的生产,原材料总要占到30%-40%的成本,而嘉博文的原材料———餐厨垃圾则是从市政系统免费获得,成本优势十分明显。

困扰中国城市多年,唯恐避之而不及的泔水垃圾,俨然成了一本万利的掘金之地。AIG对这个名不见经传的中国公司的兴趣,似乎引发了一连串的反应。此后高盛、摩根士丹利相继找到了现任嘉博文公司的CEO于家伊。

2003年前后,互联网泡沫陆续破裂,国际资本竞相寻求新的投资领域,清洁技术渐渐成为风投们关注的新领域。

于家伊最终选择了高盛,第一轮即融资1.6亿元人民币,因为“高盛此前投资过国内的双汇、雨润等消费品类的传统产业,他们的投资理念,更适合我们”,而错失的摩根士丹利甚是遗憾,此后他的首席执行官约翰·麦克和中国区总裁孙玮还是以个人身份,对嘉博文进行了财务投资。2009年,在国内最早从事清洁技术投资的风投机构———青云创投再度钟情嘉博文,注入近亿人民币,与高盛一起并列成为嘉博文的第二大股东。出现在这家名不见经传的垃圾处理公司投资人一栏的,还包括美国康地集团、上海光明乳业这样的大腕公司。

肮脏的泔水,闪烁着金子般诱人的光泽。

寂寞的等待时光

走产业化道路,是于家伊一开始就为嘉博文设计好的道路。2003年,英国留学回来的于家伊作为中关村一家商业咨询公司的首席代表,第一次接触到嘉博文。彼时的嘉博文,由于创始人是技术研究人员,商业运作经验相对不足,资本金也比较小,公司最初的发展比较艰难。

学农出身的于家伊,从餐厨垃圾微生物处理这一技术中看到了背后隐藏的巨大农业价值。2003年,公众、政府、企业界对于生态农业、食品安全的认识还不像今天这样明确。嘉博文董事会内部对公司的未来方向争议很大,按照惯常的思路,微生物菌技术的研发已经成熟,卖设备卖技术可以迅速获得高额的回报率。对于前期投入了大量研发成本的嘉博文,此时迫切需要资金回报。“卖设备卖菌,我们的技术优势就不存在了,这个项目自身存在的后端农业价值就完全没有机会体现,”于家伊始终认为,嘉博文要走的路,不应该仅仅是一个生物技术公司。

彼时,政府对于各种厨余垃圾处理技术的态度尚不明朗,科学界对于微生物处理、干燥热处理以及湿热水解等各种垃圾处理技术的安全性和可推广性仍然存在顾虑,包括对嘉博文公司的这套技术,也是非议不断。这意味着经历了多年的研发寂寞期之后,嘉博文还需静候被认可。2005年,在公司所在的上地街区,由海淀区科委投资,嘉博文负责运营,第一个垃圾微生物处理示范站终于在“千呼万唤”中建立起来。

这多少得益于政府处理垃圾问题的加速,自2003年起,北京市出台了《北京市生活垃圾治理白皮书》,并承诺在此后后两年内出台《北京市餐廚垃圾管理办法》,建设两座餐厨垃圾集中处理厂,并彻底消灭所谓的“地沟油”问题。

于家伊也坦言,“处理餐厨垃圾涉及市政多个部门,条块分割的市政体系造成的部门壁垒,造成了很多时间和精力的浪费。”而现时的垃圾站这种公共基础设施的建设权牢牢掌控在政府手里,一个小小的垃圾站通常涉及土地、环卫、建设等多个市政部门,非一蹴而能就,而这些作为垃圾处理产业的基础,显然超出企业的一己之力。

成也行政,败也行政?

走进位于北京东五环外的朝阳区高安屯无害化处理中心垃圾场,一股明显的刺鼻味充斥在空气中。嘉博文第一座达到规模处理能力的垃圾处理站,就建设在这里。它的旁边,是一座大型垃圾填埋场；比邻而居的则是高耸着数十米焚烧烟囱的垃圾焚烧发电厂,刺鼻的气味多是从那里传出的。

从“上地示范站”到真正达到规模处理能力的高安屯餐厨垃圾处理站,花费了嘉博文近4年的时间。后者日处理能力达到400吨,据统计,这个处理站每年能消纳城区13.2万吨的餐厨垃圾,产出物可达7.92万吨,产业前景初露曙光。

各种垃圾处理站林立的高安屯,更像是一个“试验田”,各种垃圾处理技术都被安置在这里。这也反映了一个现实:“在餐厨垃圾处理方式的选择上,政府的态度是模糊的,正处在一个等待和观察期。”清华大学环境系教授聂永丰告诉南方周末记者。

青云创投的朱岩在当初选择投资嘉博文时,也清楚地认识到这一点,“餐厨垃圾的资源化建设刚刚起步,当这个市场一打开,会有不同的技术进来,政府评价遴选有一个过程,这可能需要两到三年的时间。”除了等待被动的选择,在这条垃圾处理的产业链上无处不在的行政身影,也成为餐厨垃圾处理真正产业化道路上的一个不确定因素。

垃圾处理作为一个公共领域问题,从收集垃圾、推广技术到建站,甚至后端应用,都带有浓重的行政色彩。这对于企业来说,无疑是一把双刃剑。

以嘉博文为例:从2005年上地示范站至今,嘉博文只建设了高安屯一个规模化的垃圾处理站。这样的速度,应该说,远低于国际商业资本扩张的要求。

而就城市垃圾而言,中国现时90%的垃圾处理及配套系统还是由事业单位或准事业单位在运营。一旦垃圾处理的利润空间被激活,夹在这个尚未完全产业化的链条中,伴随着企业规模的进一步扩大,嘉博文这个完全“商业资本”运作模式的公司面临的风险也可想而知。

在北京、广州等一线城市,包括嘉博文在内的垃圾处理企业目前大多采取的是由政府投资基础设施、委托企业运营的模式。这一模式也叫做BOT模式(build—operate—transfer),即建设—经营—转让。特许经营也成为了社会资本,包括外资进入垃圾处理行业的重要途径。

但可惜的是,直到目前,有关特许经营仍然没有全国性的规范条例。缺乏对特许经营过程中企业与政府的责权利作明确定位,就存在着权责混乱、互相扯皮甚至失败的潜在风险。

可以计算,如果以每万人生产1吨餐厨垃圾的标准,每天从城市里运送出来的一车车泔水所搅动的将是一个巨大的产业利润空间:何时出台明晰的产权政策以及监管政策,保证充分和有效的市场竞争?这将是垃圾处理真正实现“从餐桌到餐桌”这一循环产业链的关键所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