现实中国的不和谐都与户籍制度有关
现行的二元户籍制度从1958年正式确立，时至今日，它已经走向了历史的反面。
二元户籍制度是构建和谐社会的一大障碍。现实中国的不和谐——特权、贫富差距、地区差距、城市差距、身份歧视、省籍歧视、就业歧视、边缘群体、弱势群体、血汗工厂、农村贫困、城市犯罪、同命不同价、打工子弟学校、高考分数线差异，基本上都与二元户籍制度有关。其根源是户籍制度承载了太多的附加功能。
二元户籍制度与市场经济完全相背离、相冲突。改革开放特别是实行市场经济以后，劳动力市场化、国民自由迁徙成为不可阻挡的历史潮流，但落后的制度形成了对改革的极大阻力，既得利益集团也总是逆潮流而动，阻碍着制度的改革——劳动力流动，被当作“盲流”；招聘人才，但不给落户口；在异地居住3天以上，要办暂住证；农民进城务工、经商、投资办厂、购房大多不能改变身份，于是，有了中国特色的词汇——“农民工”、“农民企业家”，似乎“农民”代表了与生俱来的无法抹去的贱民身份。
二元户籍制度是“三农”问题的祸根，严重阻碍了中国城市化的发展。户籍的制度安排，使得城市可以无限度地榨取农村的财富、富裕地区可以无限度地掠夺贫困地区的人力资源，而无须考虑外地人的医疗、工伤、养老、子女教育问题，地方政府的人均GDP、可以说，中国城市的发展，是以牺牲农民工的利益、导致农村长期贫困为代价的。西方评论家认为，“中国的城市像西欧，中国的农村像非洲”，在很大程度上是事实。如果不废除二元户籍制度，中国的“三农”问题就永远不可能解决。
二元户籍制度制造了越来越大的城乡差距，严重妨碍了中国城市化的顺利进行，导致我国城市化速度的极其缓慢。国际上无论是发达国家还是发展中国家，城市化率均高于工业化率，但中国正好相反，1978年时，中国的工业化率为50%，城市化率只有19%；目前，中国的工业化率在80%左右，而城市化率只有40%多。
二元户籍制度既损害了农民、外来人口的利益，也损害了城市居民的根本利益。按照托达罗的人口流动理论，农村人口只要能够在城市中获得的预期收入高于继续留在农村的收入，那么他就会向城市迁移。这种迁移，有助于提高经济效率。当然，事实上影响迁移的因素很多，不只是与收入相关，但无论如何，人为地限制迁徙，割裂市场，一定会降低经济效率。
迁徙自由是现代国家公民权利的重要内容。在中国，很多人回避或者从来不敢正视公民的自由迁徙权以及对自由迁徙权的限制所带来的危害，好像在中国，人口多，人民的迁徙权利就要受到控制，存在即合理。孙志刚事件，虽然导致了收容遣送制度的被废除，但其背后的根源——二元户籍制度、某些歧视制度却依然故我。
二元户籍制度是因，二元附加制度是果
有人担心，假如废除了二元户籍制度或者户口准入放开了，会有很多人拥进大城市，会出现大量的城市流民、贫民窟。我认为，这种担心没有道理。
中国目前事实上已经实现了自由迁徙，该来大城市的都来了，只不过自由迁徙的权利没有获得法律上的认可和保障。即使放开户籍，教育、医疗等附加制度也不可能一下子改变，所以，外来人口到大城市不会一下子获得实际上的平等待遇，也不会立即有更多的人到大城市来，因为，第一，大城市生活成本高，找工作难；第二，住房贵；第三，教育医疗等条件的约束。加上我们可以立法规定：必须在大城市工作一定的时间，拥有住房(或者租赁了住房)，才能够入籍；入籍后必须放弃农村的土地，而农村的土地随着未来土地制度的变革，如允许集体土地的开发建设、小产权房合法化、甚至终究会有一天农村土地的产权归农民，土地的资本价值将会越来越突出，农民不一定对进城感兴趣。所以那种认为户籍放开、大城市就会人满为患的情况不会出现。
虽然废除二元户籍不能使得城乡公民马上获得平等的实际权利，但是会有两个直接的好处，一是促使各级政府从城乡一盘棋来考虑经济发展、基础设施、教育医疗、社会保障等问题，中央政府也将对地方政府进行财政转移支付，尤其是对一些外来人口入籍入户比较多的城市加大转移支付的力度，以保证他们接纳更多的外来人口。二是会有更多的公民拿起法律武器，直接或者通过各种渠道来要求自己的权利、主张自己的权利，通过博弈维护自己的权利、实现自己的权利，这样才能促使二元附加制度一元化。
假使不废除二元户籍，现在各个大城市对人口也限制不住，而且越限制问题越多。我们户籍限制以及特权城市制度的结果是，城市差距越来越大，城乡差距越来越大；人们对城市的认同度低下，城市没有人文关怀，社会治安问题越来越严重。为了解决这样的问题，政府于是在户籍上限制更加严格，包括要求办暂住证等等，越限制，城市特权就越多，想进入大城市的人也越多，但人们对城市管理当局的抵触情绪也越严重，结果陷入一个恶性循环。就如一个水库，泥沙淤积，河床越来越高，堤坝也不得不越筑越高，风险也越来越大。
还有人说，郑州等地曾经放松了户口管制，结果教育、医疗、低保等部门受不了，户籍改革失败了，现在回到了以前严格户籍、暂住证的状况，说明中国目前的财力还不足以支撑户籍全面的改革。
我们认为，郑州等地的改革之所以失败，是由于中央政府没有对户籍改革的地方进行财政转移支付，以及分税体制不合理、财政体制没有得到应有的改革。现在，中国的财力够强大，但财政支出不科学、不透明、不民主，财政支出结构畸形化，政府行政成本高昂，社会保障支出太少，如果中国能够进一步改革财政体制，把每年公款吃喝、公款买车、公款旅游出国等的钱省下来一半，也足够支撑全国的户籍改革了。
还有学者说户籍制度没什么用，有用的是附加在其上的其他制度，所以，关键是改革附加制度；或者改变把附加制度如低保、养老、教育、医疗、住房等与户籍捆绑在一起的做法，让户籍只起人口登记的作用，那么保留户籍也没有什么不好。另外有人说，现在城乡差距、地区差距、城市之间的差距都太大了，只有等到二元附加制度一元化了，差距缩小了，才能废除户籍。
这些说法乍一听，都像很有道理。但是，如果不废除二元户籍制度，附加制度成为附骥之苍蝇、缠树之藤萝，不可能发生大的变革的；二元户籍制度是造成二元附加制度的因，二元的教育、医疗、养老等是果，不消除因，期待果改变，由二元变为一元，是不可能的。
加快建立国民信息系统
诚然，废除二元户籍必须做好预案、找到管理的替代办法，但是如果你一心想保留二元户籍制度，那么永远也不会建立起符合现代文明准则的替代办法。只有下决心废除它，才会着手及加快建立国民信息系统——身份证电子管理系统以替代二元户籍制度，并且让身份证系统更加公平、人性化、高效地发挥管理的作用。
将来每个人一生下来就有一个唯一的身份证号码，把户口、档案(过去档案都是封闭的)都电子化，户籍的相关资料都放到国民信息系统中来，包括个人收入情况、纳税情况、就业失业情况、申领低保、经济适用房情况，还有信用情况、犯罪记录，甚至做义工、慈善方面的纪录等等都加入其中。
这样的全国性的国民信息系统在现有的户籍、档案、银行信用体系等基础上加快建设，快的话两三年就能初步建立起来，最多四五年。以后，身份证也是可以刷卡的，各个城市街头伫立着刷卡机，公民来到一个新的城市，在刷卡机上一刷，管理部门、公安部门就掌握了信息，政府不用担心治安问题。这个系统也有助于解决收入申报、假身份证泛滥等问题，以后在国民信息系统中就可以自主地申报收入、申领低保和保障性住房了；由于身份证号码与个人的资料紧密结合，因此，假身份证无处藏身。在发达国家如果没有合法身份，确实很难生存。
当然，为了保证个人资料的私密性，国民信息系统将分层级、类别查询，并且立法惩治泄密行为；不同的政府部门可以查到个人的不同资料；他人可以有条件地查到另一人的非隐私资料。
有了废除二元户籍制度的决心，国民信息系统才能在几年内建立；如果总想保留极端落后的二元户籍制度，那么总也会拿没有人口管理的替代措施来找借口。
(作者为北京理工大学经济学教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