谁是“中国律师第一人”？

        许多文章、资料中都认为伍廷芳是“中国律师第一人”。其实并不准确。伍廷芳（1842年－－1922年），1874年留学英国，后获得英国大律师资格，回到香港任律师。孙中山在南京成立临时政府后被任命为司法总长，并代表南方与袁世凯就清帝退位等具体事务进行协商。准确地说，伍廷芳应当是中国人取得国外律师资格第一人，曹汝霖才是真正取得中国律师资格第一人。

　　曹汝霖，（1877-1966）字润田，生于上海，早年留学日本，毕业于东京法学院（这可能是他与日本人的关系相对较好的渊源吧，以至于1949年以后实无安全、合适他的地方，在日本居住八年）。1900年回国后，在清政府部门供职。在中国百年的历史上，曹汝霖曾经是有名的“卖国贼”（许多历史书上都是这么说的）。

　　殊不知，曹汝霖却有着鲜为人知的另一面。他也与中国的法治、中国律师有着很深的渊源。试举三例说明。一是曹汝霖是历史上第一位为清朝当权者讲“立宪”的人。由于曹汝霖在日本学习法律，对日本明治维新后的立宪情况较为熟悉。当清朝末期政府在 “立宪”问题上犹豫不定时，袁世凯（时任直隶总督兼北洋大臣）推荐曹汝霖入朝为西太后讲“立宪”（1905年）。虽说曹汝霖肯定不是坐在讲台上侃侃而谈，而是弯着腰回答西太后的提问，但这确实是一场“法治讲座”。因为在曹汝霖“讲课”之后，清政府加大了立宪的进程（张鸣《历史的碎片：侧击辛亥》）。中国实现改革开放后，也开始了法学家为中央领导讲授法治课的历史。时任华东政法学院副院长的曹建明教授是第一人，也是到目前为止唯一讲过两次课的法学家。

　　二是１９１２年９月，中华民国政府正式公布实施《律师暂行章程》。这是中国历史上第一部正式颁布生效的律师法律（此前大清帝国起草的《大清刑事诉讼律》中，就有律师参加诉讼的规定。但随着清政府的灭亡，这个法律没有公布实行）。此后，曹汝霖不得志，欲从事律师事务，遂申领了律师证书。意外的是，曹汝霖申领的竟是编号第一的律师证书。曹汝霖不仅领取了律师证书，还实实在在地从事了一阵子律师工作。据《曹汝霖一生之回忆》披露，“余初作律师，除照章公费外，不计较酬报，听当事人之便。其时风气未开，请教者不多。后有一案，一审判死罪，二审维持原判，上告到大理院。该案论事实应判死刑，惟因律无明文，情形特殊，第一审根据事实判处死刑，第二审仍维持原判，被告不服告到大理院，请我辩护。余即根据律无明文不能判罪为理由，大理院本是书面审理，遂将辩护状送进。结果原判撤销，改判无罪，于是被告全家老小，到我事务处叩头致谢，感激涕零，谓因家贫，只送些土产表示谢意。”曹汝霖对于自己从事律师工作还有一些感慨：“当时法官真是廉洁自好，对于讼案，慎重审理，散值后犹携案卷回家工作，可当得起清、慎、勤三字。各省法官亦蔚成风气，绝不闻有受贿情事……”

　　三是曹汝霖还就律师与袁世凯有过一段对话或辩论，既反映了官方对于律师的态度，也反映了曹汝霖对于律师的态度。“袁氏当选大总统后，……有一天，公府（时称总统府为公府）忽来电话，请我四点后进府，有事商谈，我很诧异。我已一年多没见项城（袁世凯为河南项城人，故称项城或者袁项城者多），我与政事又没关系，有何事与我商谈？但既来电话，不能不去一趟，遂准时而去。项城一人独在公事厅接见，即说你何以久不来府？我说，总统日理万机，公事很忙，不敢无事打扰。且我是闲人，无事入府，不免启人猜疑。项城即说，你也是国会议员，亦可入府报告国会事项。我说承总统指派议员，议院内党派纷歧，各人说得头头是道，结果总是与政府意见两歧。且我现做律师，又不能常出席，故亦无事可报告。袁说何必做律师，律师不是等于以前的讼师吗？我说律师与讼师，绝对不同，律师根据法律，保障人权，讼师则歪曲事实，于中取利……”（《曹汝霖一生之回忆》）。现在看来，曹汝霖关于“律师与讼师，绝对不同，律师根据法律，保障人权，讼师则歪曲事实，于中取利”的言论，还是非常有见地的。现在许多官员对于律师的认识仍然停留在袁世凯当年的认识水平上。

　　曹汝霖在参与对日本签订“卖国的21条”中，很受责难，从此被冠以“卖国贼”。其实，清末民国初期，国力衰败，“弱国无外交”在当时的中国尤为明显。当日本提出不平等条约文本后，袁世凯也非常气愤，但别无他法，只能授意“外部”在一些涉及国家主权的条款上多下功夫。时外交总长陆子兴参与对日谈判，曹汝霖身为“次长”当然也在其中。但在“卖国的21条”上签字的是陆总长而非曹汝霖。外传是曹汝霖勾结日本人所为，不一定准确。但在当时民众爱国情绪高涨的情况下，曹汝霖有口难辩、也不能辩。1919年，因为对日外交和“巴黎和会”的失败（曹汝霖时任外交总长），激发了民众及学生的不满，引发“五四”运动。结果出现了“火烧赵家楼”。曹汝霖最后以辞职下台终结。其实，“五四”运动的发生有着非常复杂的多种因素，并非曹汝霖“一人之过”。因此，段祺瑞在后来安慰曹汝霖说，“这次的事，他们本是对我，竟连累了你们，我很不安”。后来的教科书把曹汝霖定性为“卖国贼”，曹汝霖便成了永远的“卖国贼”。

　　曹汝霖辞职后，曾进入商界，任中国通商银行总经理。国民党政权在大陆垮台后，曹汝霖离开大陆转入香港，后寄居日本八年，再赴美国寄居女儿家。1966年在美国去世，终年89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