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天则经济研究所新年期许会——新年期许（二）

北京大学光华管理学院经济学教授

张维迎

走向宪政民主需要新的启蒙

【摘要：决定我们未来的就两个因素：第一是理念，我们相信什么不相信什么；第二是领导力。我们能做的就是启蒙，传播正确的理念，传播人类的普世价值。】

新一届领导人未来有十年的时间，这十年里面做什么，我觉得非常重要的是他们能不能看到未来三十年之后，中国应该是什么样子。只有从这样一个大历史的角度考虑，我想未来十年才能做正确的事情。如果只是在考虑当前的事情，今年明年的事情，我不相信会有一个正确的导向。

政治体制改革的目标，其实中国共产党应该做的事就是用三十年左右的时间，把这个国家建设成一个自由、公正、民主、法治的社会。自由和公正是目标，民主和法治是制度保障。民主和法治两个东西不完全一样，当然，广义的民主包括法治，但法治也可以相对独立。香港回归之前长期没有民主，但有法治，有宪政。从西方的历史来看，一般是先宪政，先法治，后民主。另外，法治本身，先是实现统治阶级（贵族）内部的法治，然后走向全社会的法治。民主也可以先是统治阶级内部的民主，然后走向全社会的民主。当然，如果最后仍然没有建立稳定的民主制度，宪政和法治也难以持续存在。香港回归前的法治是靠英国本土的民主制度保证的。

从这个意义上，我觉得像刚才两位讲的，我特别同意的一点，就是未来十年真正要做的、最重要的工作是落实宪法。落实宪法，这也是我这两年来一直呼吁的。不是说我们的宪法没有问题，但目前最重要的问题是宪法规定的基本权利没有得到落实。我听说我们内部是有规定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不直接应用，只是间接应用，也就是宪法的实施是通过其他的法律。结果是，宪法就成为虚的东西，最重要的法律变成最没有约束力的法律，因为每个政府部门都可以通过制定具体的法律和政策否定宪法。应该说，我们宪法中包含了一些人类的普世价值，如自由、民主等，谁都不敢公开反对，只能隐蔽反对，口头上赞成，执行上否定。我曾用“语言腐败”来描述这一现象。

司法独立、违宪审查，这些对落实宪法很重要。没有司法独立和违宪审查，宪法就没有权威，就不可能得到执行。美国最高法院负责违宪审查，中国的司法制度目前没有这个功能。全国人民代表大会有那么多专门委员会，为什么不设一个“违宪审查委员会”呢？如果有这样一个委员会，即使没有独立的司法审查，不用诉讼程序，我们仍然可以通过人大来反映民意，对各级政府部门制定的规则进行审查，否决那些违宪和不符法律的政策和规定。比如最近实施的新的交通管制条例，有关闯黄灯的规定有这么大的争议，如果有一个违宪审查委员会，就可以讨论一下，这个规则是不是符合《道路交通法》，是不是合适。

中国过去讲的法治，我套用一个概念，我们是想建设的是“国家法治”，其实我们真正要建设的是“法治国家”。国家法治是根据少数人的意志制定法律，让多数人服从。在国家法治的情况下，人们遵守法律很大程度是出于恐惧，而不是对法律的尊重。在法治国家，任何法律都必须与民众的普遍意志、社会规范相一致。人们遵守法律主要是出于对法律的尊重，而不是恐惧。我们要的是一个法治国家，而不是国家法治。如果法律违反民众的普遍意志的话，这种法律本身就不正当。我想这应该是基本的共识。

说到改革，要说难，很难，要说不难，真的很简单。你认为简单，大家都会努力做，就能做成。我们有些剧本写好了，可是我们从来不去演它。过去的时候，我们真戏假唱，现在我们要假戏真唱。我不是说一个大的变革，不需要修宪，但现在宪法里面好多东西没有落实，或者形式上落实了，实际上没有了落实。如果真正落实了宪法，我觉得就向宪政制度走了很大一步。包括人民代表的选举，我们要真正的民主选举，而不是形式上的选举。选举是用灵魂、用智慧、用良知投票，而不是一个机械手划票的动作。选举就应该允许候选人公开、公平竞选，这才叫真正的选举。我们宪法里有言论自由，还有法院和检察院独立行使审判和起诉，不受任何个人和组织的干预，这实际上就是司法独立的意思。

当然，最核心的问题还是领导人的理念和决心。我经常举的一个例子是，1977年邓小平要恢复高考，但当时教育部领导比较保守，不想做，向邓小平报告说高考非常复杂，今年根本来不及做。邓小平说，如果你们做得了就做，你们如果做不了，我知道谁做得了。事情就解决了。这就是领导力。

当然，我们现在不能期望新一代领导人具有当时邓小平这样的个人权威性。能不能做成事，关键要看核心层能不能有基本的共识和默契，形成改革导向的集体领导权威。如果最高层各怀心思，不能在重大问题上形成基本的共识和默契，一个人的理念再好也肯定是做不了的。

总之，在我看来，决定我们未来的就两个因素：第一是理念，我们相信什么不相信什么；第二是领导力。我们学术界、知识界，每一个领域都有很大的责任。我们能做的就是启蒙，传播正确的理念，传播人类的普世价值。中国的启蒙运动一百多年前开始，后来中断了；三十多年前开始很快又中断了。现在我觉得应该进入一个新的启蒙时代。我自己觉得非常惭愧，即使今天我们知识界自己认为我们是思想最解放的人，我们的观念比一百年前的梁启超、严复，还要保守得多。政府官员关于民主、宪政的理念也比一百年前清政府的好多官员要落后很多。那个时候至少可以公开争论，包括在庭上也可以争论这个事情。我们至现在一直都在回避这样一些事情，我想我们这个时代已经没有办法再回避了！

天则经济研究所理事、清华大学法学院教授

许章润

以政治接应政治

【摘要：时至今日，大家不仅要民生，而且要政治，“讲政治”，因此，以政治接应政治，以政制改良政制，以治安对付治安，以民生打理民生，方为正道，就是最大的政治。】

年年期许，今又期许；仿佛有梦，梦醒无痕。今年梦境略有不同，是因为恰逢“换届”，而每逢此刻，多少有些新政意味，遂至希望再度朦胧升腾，人人雀跃。可惜，政治蜜月未完，而似乎花已凋落。故尔，此时此刻，期待依旧，袭涌心头的却更多地不过是一缕忐忑、无奈与惆怅罢了。

晚近中国三十多年的“改革开放”，是鸦片战争后中国文明超逾一个半世纪的社会历史文化转型的又一时段，也是春秋秦汉大转型之后，三千年来又一最为伟大而艰巨的转型，此刻正在步入“收尾阶段”。长程跋涉的收尾阶段，通常也就是所谓的“攻坚阶段”，则危险和机运，总是联袂登场。就刻下中国而言，“政体转换”，堪为核心，而蔚为众生心向往之者也。

因此，所愿非他，但愿真正启动政体转换进程，以具体政制措置和法制安排，坐实宪政，兑现立宪民主、人民共和的政治承诺，在释放政治善意中换取亿万人民基于承认政治的“拥护”善意。

一

首先，期望政治当局避免市侩机巧与政治短视，制订政体转换和实施宪政的具体“时间表”与“路线图”，并昭示天下，相谕而共守。当年清末变法，曾以九年为期，好歹予人以期望。同时，藉由此径，缓解革命冲击、凝聚最大共识，亦予转型以腾挪余地。虽说人算不如天算，终究垮塌，但究其根源，还是在于清祚初则缺乏正心诚意，继则时不我待，终至有以然哉。民国政体以军政、训政和宪政三期立说，表明自家政治愿景和道义理想，并终于宝岛一方，以兑现而延祚，可谓皆大欢喜，为中华文明开创政治新局。国共之争，概可为两种现代性方案之争，如今大陆骎骎乎世界老二，赢了面子；台岛政体起源于共和国，继之以立宪民主政体，虽说偏安一隅，但从大历史观之，却委实赢了里子。今日大陆要是启动政体转换进程，并善始善终，则面子和里子应有尽有，真正才有历史地位呢！

过往十多年，刻下政体在政治上无所作为，亦无愿景，精神萎靡；政制上则以拖应变，面对政治统治的正当性危机，玩“击鼓传花”的把戏，毫无新意，大家早已不耐烦。诸如“稳步扎实推进社会主义民主法制”，“逐步有序实行民主选举”一类大而无当的空头支票，大家也早已听腻了，听厌了，要的是具体时间和步骤。何年何月，以何种方式，具体分几步走，让中国人民手拿选票，建党建业，才是干货。若谓中国的民主还需三十年，那好，我们合计一下，概分三步，十年一大步，五年一中步，一年一小步，一步步往前挪，一程程往前赶。如此这般，方能说明阁下真心实意，这个政权也才真有政治善意、政治愿景和道德理想，我们芸芸众生，小民百姓，也才感到心服口服，放心而安心，舒心更齐心。否则，骗一天算一天，混一天算一天，拖一天算一天，于人于己，终非善举也！大家又不是傻子，难道就你会玩？！

或曰，以“修宪”求落实，在落实中求进步。在下虽以法律为业，却以为修宪不是个好办法。任何法律必以政治权力为内核，才有力量，也才能施行，这是一般常识。法律不是限制政治权力，而是防范滥权，将权力导入常态和正道。基此，与其频繁修宪，不如立基于现有宪法框架，以坐实宪法规范而启动政治进程。实际上，现有宪法已然预备了政治框架，提供了伸展空间，端在落实而已。例如，宪法规定公民有结社自由，则据此放宽社团登记（只是说放宽登记，尚未要完全自由登记），由审批制改为备案制，制订符合此项宪法规范的结社法、政党法等等，总是绕不过去的，就看阁下有无诚意了。

二

其次，期望“让人民出场”。未来十年，逐步让人民出场，是纾解政治紧张，表达政治善意的必选项目。通常而言，“我们人民”的出场，不外乎三种方式。一是革命。一旦风起云涌，则摧枯拉朽，而且，历史诉诸暴力，谁也无法保证是什么结果。今天，猜想谁也不愿看到神州大地再度出现这种玉石俱焚的出场方式。二是大选。各种、各层选举，不仅在于表达政治意愿，而且有利于释放政治和社会紧张，其实是实现政治稳定的最佳手段。下面将要谈到的“政权的永久正当性”与“政府的周期合法性”，所赖在此，机巧而周至。三是公民基于横向联合，以集体性的社会参与方式，表达自己的政治存在。通常所说的结社集会、游行示威，凡此自我组织化生存，均为这一和平出场方式也。以此种高频度、低强度的人民出场，释放、抵消低频度、高强度的革命式人民出场，总是划算的。毕竟，前者即便“出事”了，也就是治安与行政问题，后者要是“出事”了，可就是天塌地陷的大纰漏了。

刻下中国，革命不是好选项。十年之内，大选似乎无望。从而，退而求其次，以最低限度的游行示威、结社静坐集会这些方式兑现“人民出场”，可能而可欲。——人民真的很想、很迫切此种“出场”方式，别堵了吧！实际上，通过“散步”等杰出创造，人民已然悄不溜地登场了；藉由“乌坎”，大声喧哗地上台了。因此，在此，未雨绸缪，左右支应，一要放开社会，培育社会，以结社自由和集体行动权能，落实人民出场的机会和能力，在所谓和平、理性的间架中，大家好说好散。二是实现宪法的可诉性，换言之，使得违宪案件进入诉讼，同时并得征引具体宪法条文于一般案件，由此将散步的冲动引向幽冥的法庭也。

宪法高高悬置，无法应用于法庭，则等于具文。究其原因，不仅在于政治力量有意为之，而且在于相应配套立法衔接之阙如。宪法作为根本政治立法，需要一系列具体政治立法衔接配套，蔚为法律体系。它们如同老虎的牙齿，是王者之利器。老虎有牙，才是真权威。诸如结社法、游行示威法、政党组织法、社团登记法，凡此配套性政治立法，拖不得，最近十年里的“时间表”和“行动图”，为何不能将它们含括其中呢？！

说到放开社会、培育社会，在下身役教书匠，有一个深切的感受，一个痛切的感受，借此机会“吐嘈”，谅必在座各位亦且多有同感和痛感。当今中国，大学里有不少吃闲饭的，除开“单位”体制下依然享受大锅饭的一干人马，其之大端，非各级党团组织及其成员莫属。它们和他们不仅坐吃闲饭，而且，就学术和教学而言，还滋事生非，适足以徒增麻烦。不仅污染了学府生态，而且，对于立基于宪法精神的学术自由、思想独立，构成了最大的讽刺。未来十年，各位肉食者，可否逐步取消高校的党团组织建制，让它们以纯粹社团活动，而非高高在上的压迫者。说是它们，而非它，意思是说党团总是复数才好，才有竞争力，也才有生命力。台岛早于三十多年前就已取消高校党团建制，大陆中国天天在嚷嚷“国际接轨”，又是“代表先进文明”啥的，不能甘落人后。要说“社会”一时放不开，也不愿放，可否先为大学松绑，而松绑自解构大学党团组织的建制化、接轨现代大学制度起步。

三

期望真正奉守“人民主权”，以“政府的周期性合法性”，实现“政权的永久性正当性”。当今世界，“立宪民主，人民共和”，蔚为普世治道，也是一般政道。它们源自“主权在民”理念，同时，将其演绎为政道和治道的具体制度安排，形诸程序化的法权实践。“主权在民”，始有政权的永久性正当性；“治权在贤”，将具体打理委诸政府，而政府由政党组织，政党是公民组织化生存的最高形态。在此，笼统的“公务员”或者“干部队伍”，早已不敷现代政制之用，毋宁，以政务官和事务官两套班子，既形影不离，又各有位格，来组织政府，运作政制。由此，政权为主，政府为客。铁打的营盘流水的兵，政府就是看家护院的兵丁也。大家心里有气朝它出，实在不行就倒台，那边厢，让政权无恙安泰矣！

因为，此间吊诡在于，政权之享有永久性的正当性，恰恰正在于政府仅仅获享周期性的合法性。平常时日，“人民”是看不见、摸不着的。相反，他们化身为千千万万的市民和国民，在工农商学兵的具体岗位上，为一己生存而打拼，而挣扎。就是说，所谓的主权在民、人民当家作主，虽说不证自明，但是，至多也就是在“人民出场”之际，特别是在他们化身递进为“选民”之际，才能翻转自证。因而，启动大选这一政治周期性进程，对于政府的周期性授权，对于各级政府的周期性授权，恰恰是体现人民主权、落实主权在民的必要程序。否则，所谓的人民只是符号，没有什么实质意义，而组成人民的万千市民与国民，不仅毫无力量可言，甚至是任人宰割的俎上鱼肉矣！因此，政府的周期性合法性，依恃于政权的永久性正当性，而政权的永久性正当性，却来源于人民授权组成政府之定期出场。其间道理如此，原本简单，就看真玩假玩了。为天下计，为苍生计，为大家的饭碗计，真心希望当局表达政治诚意，尽快兑现人民的选举权。

“君权神授，奉天承运”，或者，“老子牺牲了两千万人头换得了江山”如何如何，凡此古典正当性或者革命丛林规则，早已丧失了政治正当性。今天固然无人以君权神授自相标榜，但后者却还存在于一些人的口中心中，隐秘不宣而已，实在可怕。死抱着列宁式政党理念和威权主义党国一体体制，绝对没出路。倘若观念一直如此，势必两相抵触，抵到头，走入僵局，则只能以革命破局。因而，今日重申人民主权，是想导入选举政治，避免社会革命，迎接政治革命，各位看官，不可不察。

四

如前所说，过去十多年，中国在政治上无所作为，似乎亦无愿景，更谈不上浩远博大的道德理想和刚健强劲的政治精神。充盈政坛的，是市侩机巧与政治短视。小模小样，假模假式。所谓小康社会、科学发展观，例皆粗陋浅薄的工科思维的产物，毫无道德理想和政治精神，无法凝聚全民共识，更不可能成为民族的精神指南和社会的核心价值。所谓的“讲政治”，恰恰是取消政治，反政治。置此情形下，举国一统政制，却无政治，当然无高瞻远瞩、深具历史感和道义担当的政治家了。至多，有一些行政干才，也是磕磕碰碰。由此，遂成一闷局，进成一僵局。总之，基本特点是无政治，取消政治，回避政治，反政治，不政治。著名的“五不搞”，堪为此种思路的典型。为此，以民生接应政治，以行政吸纳政治，用治安对付政治，藉政制反制政治，为其四大基本手段。

时至今日，大家不仅要民生，而且要政治，“讲政治”，因此，以政治接应政治，以政制改良政制，以治安对付治安，以民生打理民生，方为正道，就是最大的政治。最近宣布可能废止劳教制度，算是以政制改良政制，接近于以政治接应政治了，可喜，致意！而对政府官员实行财产阳光法案迟迟不敢表态，却以“加大反腐力度”来撒娇和搪塞，说明政制改良未曾进境于政治。至于不铺红地毯，绝对是好事，做比不做好，但在以政治接应政治面前，也只能说是花絮罢了，噫嘻。此外，如何掐紧钱袋子，于人大把关预算和决算，缔造真正的公共财政，更是火烧眉毛。至于坊间嘈嘈切切之“以司法改革为突破口”云云，在下不看好也。因为，政治观念未曾转变，那玩意儿都是“枪杆子”“刀把子”，能容你玩吗！

总之，未来十年，着眼于历史大视野，倘若有所建树，不在别处，就在如何以政治接应政治，而为引领民主落地创造条件。是为心愿，期期所盼者也。

天则经济研究所学术委员会主席、中国社会科学院经济研究所研究员

张曙光

以宽容、和解精神推进官员申报和公开财产

【摘要：中国今后十年中可以做的事情，需要妥协，需要和解，需要各方面人的利益都能够照顾得到，这样才有可能实施，否则很难实施。从这样思想出发，我想提出一个关于官员申报和公布财产的“四步”思路。】

我们要对明年有所期许，就要首先明确认识，到底中国现在最缺的是什么？可能各个人的回答都不大一样，但是有一点，从前面讲的，大家都觉得民主宪政是我们现在最需要的。那么，我想再进一步追问，我们如何达到这个民主宪政的目的？要知道，民主、共和、宪政都是妥协和和解的结果。所以，我觉得，我们现在最缺少两样东西：一个是我们现在最缺的是宽容与和解的思想理念和行为方式；再一个就是缺在宽容与和解的思想基础之上，能够就一些重要的改革问题提出一些可以实施的方向标和路线图，进而提出一些具体可操作的方案。

为什么这样讲呢？自古以来，中国社会一直没有确立起个人的独立地位和自由权利这样的基础，所以中国的政治理念和政治伦理是从家庭理念和家庭伦理演化而来的，是家庭伦理和家庭理念的扩展和放大。但是家庭和政治是两个不同的领域，家庭理念和政治理念、家庭伦理和政治伦理也是两个完全不同东西。

近代以来，中国虽然引进了自由、民主、共和、法制、宪政等一系列的名词和说法，但是并没有形成社会的共识，甚至在知识界也没有形成共识，并没有成为我们的政治理念和政治伦理。特别是在救亡图存的大环境之下，发生的辛亥革命和共产党的革命，激进主义实际上成为主导思想，暴力革命成为解决一切政治问题的最高的手段，所以造反有理，甚至你死我活，成为政治运作的主要方式。于是，大家可以看到，在我们的社会中，很多事情颠倒过来，妥协就是丧失原则，宽容就是背叛，和解更是一种投降。过去长时期内，我们就是处在这样一种状况中。

从这一点上来说，我觉得我们缺少的确实是一套和解和宽容的思想和做法，现在我们经过了三十年的改革开放，到了今天可以说改革扭曲，社会矛盾非常尖锐，社会不公非常明显，整个社会处在一个相当危机的时刻。如果弄得不好，危机一旦爆发，就可能发生革命甚至暴力事件，这种可能是存在的。

所以，今天的期许会，我想在新的一年里，我们能够有一种和解和宽容的心态和行为。这一点对中国来说可能是更为重要的。在这个基础之上，我们可以提出一些在今后十年中可以做的事情，这也需要妥协，需要和解，需要各方面人的利益都能够照顾得到，这样才有可能实施。要不然的话，这个是很难实施的一个事情。

从这样思想出发，我想提出一个关于官员申报和公布财产的“四步”思路。我也做了一些小范围的民意测验，最后，我会把民意测验的结果告诉大家。这个方案是一个整体，不能随意分开，我没有时间仔细讲，只将这四步讲一讲。

第一步就是官员公布财产。因为现在中国最大的问题是无限政府、权力不受约束、吏治败坏、官员贪腐成风。如果不解决官员的行为问题，其他问题都谈不到，官员无心治国，也没有办法治国，所以整个社会的状况不可能得到改变。现在反腐靠纪检委，只能是越反越多，无济于事。那怎么办呢？就是实行阳光法案，官员申报和公布财产，这个问题不解决，一切都无从谈起，这是个死结，这个死结解不开，官员行为根本不可能矫正。要解决这个问题，既要官员能够通得过，也要老百姓能够接受，而且还要建立起一整套制度规则。

第二步就是实行大赦，豁免原罪。官员公布的财产不管多少，不管怎么得来，一律无罪。有人认为不能赦免，必须追究。我认为不能追究，也无法追究。如果硬要追究，那么，谁去追究？追究到什么时候？能不能追究清楚？追究最后就是矛盾激化，大家同归于尽。这个问题好多人说了，网上好多人在讨论。没有这一条官员不可能公布财产。我想我们就得宽容和和解，使官员公布财产能够起步。这是安抚官员的办法。

第三步，征收高额的所得税，把黑钱洗白。官员公布了财产，数量可能很大，甚至相当吓人，老百姓可能接受不了。怎么使老百姓接受呢？我觉得必须有第三步相配合，就是按照现有的《个人所得税法》，征收高额的所得税，把黑钱洗白。具体做法是扣除了工薪等合法收入以外，全部视做一次性的灰色收入，征45%的个人所得税拿走，征收的收入可以分给老百姓，至于怎么分还可以研究，比如充实社保基金。

第四步，要问责，要处罚。有几条很重要，

一是规定一个时间，从最高层开始分期分批公布。如果超过时限不公布，先罢官，再没收财产，然后判刑。先判几个十五年、二十年，以至无期再说。

二是按时公布了财产，但有隐瞒，怎么办？只要举报揭发有理有据，先停职，再审查，查出来有隐瞒，视同没有公布。

第三条，这一次公布了，下一次再犯，加重处理。

第四条，既然官员财产已经公开，就可以而且必须把新闻监督放开，把司法监督放开。

有了这几条，对官员行为进行监督和约束的制度规则就可以建立并运行起来。

对于以上官员公开财产四步走的路线设计，我曾经做过一些民意测验，结果并不太乐观。测验的办法是，我在讲演时，先讲清楚以上设想，再采取无记名投票方式，进行民意测验，共做了五次，得到的结果如下：

第一次是，我在政法大学给博士生讲课，讲完便做了测验，这四项都通过的63%。第二次是我在唐山给国资委国有企业老总讲课，做了一个测验，通过率36.36%。第三次是在一个小型讨论会上做了一个测验，通过率31%。还有一次是在上海复旦大学高研院召开的“经济体制改革与政治体制改革的配合和协调”讨论会上，测验的结果是通过率20%多一点。后两次测验的对象主要是学界的人士。第五次测验是，我把它挂在华人哈耶克学会内部网上，大家猜结果是什么？平时网上讨论很热烈，有些问题争吵得很激烈，但是这个问题只有两个人投票，一个是台湾清华大学的干学平教授，非常高兴，坚决支持，并提出了一些操作建议。一个是莫志宏，两次给我打电话，表示支持，并进行讨论。除此之外没有任何人表态。要知道这是那些积极主张民主、共和、宪政的学者的态度。

所以，我并不太乐观。看来，中国的事情不能只怪政府，只怪官员。其实，还是我过去讲的一句话，即有什么样的政府，就有什么样的老百姓，也就有什么样的学界，反过来也是一样，因为，它们同在一个共同体中，是一种相互制约的互动关系。别把我们学界想象得太好。真正要改造中国，学界也需要去反思，也需要改造自己。

天则经济研究所特约研究员，《公共论丛》、《读书》《社会学家茶座》杂志主编、北航高等研究院教授

王焱

思想文化要依托于社会组织的发展

【摘要：要使公权力为善而不为恶，除了必要的政治制度上的设置，更重要的是以社会权力监督政治权力。没有社会组织的大发展，这是不可能的。】

为什么每年要搞新年期许呢？梁启超有首诗说“世界无穷愿无穷”，不管你的理想愿望是否能够兑现，能够落实，但是既然人类世界的演进没有穷尽，人类的梦想也不可能穷尽。新年期许，这是坚持读书人做梦的权利。

一年时间我觉得是很短的，而且现在新的一年已有十天过去了，如果提好多特别宏大的理想，恐怕短短三百多天里是实现不了的。这个讨论单元，将中国的社会组织的发展与思想文化的发展连在一起，我觉得很有意思，因为单纯的思想和文化只是一种抽象的观念，必然要依托于某种社会组织，才可能社会建制化，才可能最终转化为现实。假如在文化革命的时候，你说我要来一个新年期许，没有像天则所、中评网这样的社会组织，恐怕是不可能的。那个时候只有“两报一刊”才能发布新年展望。

所以说，思想文化是要依托于某种社会组织的发展，今年有一点苗头，比如说像广东，广东的省委书记说过，要开放民间的社会组织登记注册，社会组织可以是无上级主管的组织。不管这方面落在实处怎么样，至少在话语层次上，允许正式的民间社会组织的存在，我觉得这就是一个大进步。新的一年还有三百多天，如果能再向前推进一点，逐渐实现社会文化组织的法人治理，我觉得也就算是一大进步了。

最近两个媒体围绕新年期许，新年的梦，发生议论纷争，包括处理的手段都有很多的议论。其实，每一个报业集团也好，一家报纸也好，它应当是一个文教法人，应该依据法人治理原则去治理。如果这些年在这些方面有所推动，逐渐形成法人治理结构，我觉得就是很了不起的进步，不可能说只过了一个早晨，我们的全部期许就都实现了。

美国政治学家福山在他晚近的新著里，讨论现代政治秩序形成的三个要素。其中第一点就是超越以家人为基础的统治方式，转变为建立一个非个人化的官僚系统。中国早在秦朝大一统之前就实现了，但是后两个要素，即法治与民主的问责系统，迄今也没有落到实处。设想一下，公权力失去法律的约束，没有民主的问责，那会成为什么呢？

要使公权力为善而不为恶，除了必要的政治制度上的设置，更重要的是以社会权力监督政治权力。没有社会组织的大发展，这是不可能的。因此，小而言之，是让公权力受到社会的监督与约束；大而言之，是思想文化的创新发展，都需要社会的重建，社会组织的发展。

（注：演讲内容由天则经济研究所提供。演讲仅代表演讲者本人观点。本文编辑刘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