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3年的期许，我就一句话，别再倒退了，因为已经退到不可再退的地步了。比如，近几个月以来，有关部门一直在控制Gmail邮箱和谷歌，连学术研究都没法做了，不知道这些决策者究竟要干什么？我的判断是，现在中国正处在一个非常危险的时刻，我很担忧中国能否避免又一次暴力革命，能否走出朝代更迭的怪圈。
我想谈点儿稍微长远的期许，2013年肯定实现不了，但未来无法不面对。第一，如果中国要改革，那么，改什么。第二个问题是，怎么改。第三个问题是，谁来改。
第一，改什么的问题。几位老师都谈到，我们没有共识。我觉得，这个判断是对的。有人说，中国现在最大的共识就是没有共识。从很小的一些事情，我们就可以发现国人确实没有共识。比如，最近关于异地高考的事情争论得非常激烈，触动了北京、上海等大城市里很多普通市民的利益，他们强烈反对。从某种意义上讲，这些人都是既得利益者，都是拥有特权的人。我们经常把“既得利益者”理解成身居高位、手握大权的一小部分人，其实，这是错误的，这个社会里相当多的人都是既得利益者，可能只有农民没有什么既得利益，他们最惨，其他的人在某种程度上都是既得利益者。你想推动异地高考，这么多普通老百姓都反对，你怎么推行其他的、更加重大的改革。比如，现在主张放开户口试试，我估计80%的大城市居民都会表示反对，因为他们是既得利益者。
有人说，中国人不是真正地热爱自由，而是热爱特权，他们痛骂特权者只是因为自己没有特权，或者没有足够多的特权。他们不是发自内心地热爱自由，不是为了自由而追求自由。很多人想要自由，即使不是为了获得特权，也是为了其他的功利目的，比如，想要获得更多的财富，想要国家更强大，能够战胜其他国家等。如果人们为了这样的目的去追求自由，估计自由永远不会到来。托克维尔说，这样的人只配遭受奴役。
就改革的方向问题，我们能不能达成基本共识，是非常关键的。如果我们认识到现在还没有共识的话，就应从现在开始寻找共识，看能不能找到。我尝试提出来一点，看能不能成为共识，那就是，中国的根本问题在于政府的权力太大了，改革的核心就是把一个无限政府转变成一个有限政府，约束它的权力。在我看来，改革的目标不是像很多人主张的一样，让政府干更多的事情，让政府控制经济，让政府免费提供教育、医疗、进行再分配等。我认为，这是一个错误的方向。在我看来，中国的问题不是政府干事太少了，而是政府干得太多、管得太多了，政府的手伸得太长。对于教育、医疗、石油、电信等诸多领域，政府应该完全退出去。从根本上讲，改革就是限制权力。
第二点，怎么改。如果我们的目标是清楚的——限制权力，那么，人类迄今为止发明的最有效的限制权力的方式就是分权，具体来说，就是双重分权，即横向分权和纵向分权。横向分权就是就是立法、行政、司法三权分立，纵向分权就是联邦制。我相信，国人对此未必有共识，不少人反对三权分立，反对联邦制，认为中国没必要搞西方那一套，完全可以自创一套等。
对现行宪法的认识，大家也没有共识。知识界——特别是法学界——很多人认为中国的宪法非常好，唯一的问题就是没有落实。我的看法是，这个宪法很糟糕，即使落实了也实现不了宪政，因为这个宪法没有分权制衡，根本不是一部限权宪法。好多人说它好，是因为里边写了言论自由、结社自由等自由和权利。其实，我可以写得比这更多、更好，可是写这些并不意味着，它们能自动地得到保护，要想让他们得到保护，必须得限制权力，必须得确立分权制衡的基本架构。没有这一点，宪法上面写再多的权利和自由，也不过是废纸一张。落实一部没有分权制衡的宪法，不是实行宪政，而是背离宪政。
第三，谁来改。很多人认为，改革应当指望上面，指望开明的当权者，依赖顶层设计，他们总是期盼“新政”，期盼新任领导人推动改革。我的看法是，这是与虎谋皮，因为改革就是要限制掌权者的权力。有人见过老虎自己拔掉自己牙齿或者把自己关进笼子里的吗？我反正没见过。很多人将台湾的变革归功于蒋经国这样的领袖人物，我认为这错得离谱，他们没有注意到蒋氏出手之前三十年台湾自下而上的巨大变化。
我的看法是，与其与虎谋皮，不如自下而上进行变革。我一直认为，改革的主体是普通民众，真正的改革动力在民间，真正的改革应当是自下而上的，每个人都负有责任，正像蔡定剑先生所说的一样，“每个人都是改革的缔造者。”这种变革路径首先要求人们的观念发生改变，观念变了之后，人们才会推动制度变革。如果一个人不相信自由，不认为自由对他（她）而言极为重要，他（她）不会去追求自由，也就不会去推动保护自由的制度建立。变革能否成功依赖于每一个人是否努力，是否肩负起自己的责任。很难指望一群一边痛骂政府一边疯狂考公务员的人改变这个社会。有人认为，这种自下而上的变革太慢、太难，我的回答是，自由从来都来之不易，天下没有免费的自由，没有不用付出代价就能实现的美好梦想，从来没有。
改革的最大阻力或许在于，掌权者不希望民众获得自由，只想自己享有自由。正像托克维尔所说的一样，“暴君们并不否认自由是一种美好的事物，他们只想要自己享有；他们认为，其他人都不配享有它。”
中国人民大学哲学院教授何光沪：快建两座大坝！
今天的话题很大，千言万语道不尽，但基本的共识是有的，那就是实行宪法。这是最基本的，也是最现实的。
我的题目是：“快建两座大坝！”副题是：“政治体制改革为什么必须包括司法独立和言论自由？”分三点讲。
一、两类案例，一个指向
第一类案例，似乎是出自经济方面，不是政府在直接犯罪。从最近的瞒报山西施工隧道爆炸，阻挡救援死伤，伪造火葬证明，到迟报的跨省水源污染，制造二次事故；从当年河北开发商雇人打死农民，到去年内蒙国企用挖掘机砸死牧民（还有持续多年的暴力强征强拆致死事件）；从河北毒奶粉伤害几十万婴儿，到最近中央电视台报道的北京假鱼翅每年卖360亿元（还有持续多年的地沟油等等食品安全问题）……所有这些，实际上绝不只是经济问题，而是谋财害命，是地地道道的刑事犯罪。
所有这些，都指向了政治体制——姑不论这类犯罪后边，有政府官员和行政制度的众多根源，我们只需想想当地政法委和宣传部的作用：负责公共安全的公安局，为什么不能直接地、及时地制止这类危害公众安全的犯罪？负责起诉各种犯罪的检察院，为什么不能立即地、独立地起诉这类重大的犯罪行为？从事本地报道和新闻监督的当地媒体，为什么不能及时地、自由地报道（例如毒奶粉早有举报和申诉），从而发挥舆论制止犯罪的作用？
第二类案例，属于政府直接犯罪。从湖南邵阳市和其他地方的计生委官员抢夺婴儿、贩卖婴儿，到全国许多公路有政府部门任意设卡，要司机“留下买路钱”……不胜枚举！最近中央电视台披露，大理市环保局要求全市所有餐饮业业主全部安装油烟清洁机，不排放油烟的餐饮企业也要安装，只准购买他们指定的商家产品（价格比其他商家的高1-2.5倍），那几个商家多赚的钱交到哪里，他们说人人“心知肚明”！更令人惊讶的是：武汉这么大的城市，居然强制司机购买刹车不合格的出租车，直接危害千千万万司机和乘客的生命安全！这类明显的公权力犯罪，为何愈演愈烈？
事情是明摆着的：对这类严重的政府犯罪，如果没有市委宣传部、政法委的同意，当地媒体就更加不能报道，当地司法部门就更加不能采取行动了！
世界历史上一个重大的惨案，导致美国革命、导致美国诞生的历史学家所谓“波士顿惨案”，一共死了五个人！中国历史上人人皆知的、导致全国抗议的“五卅惨案”，一共死了十几个人！——由此看来，当今中国这些案例，全是惨案，无穷无尽的大惨案！而且，全是人祸！
要制止这些惨案，制止这些人祸，制止这些经济领域和政治领域的犯罪，就需要打破体制上对新闻的限制、对司法的限制。
所以，两类案例，只有一个指向，就是体制缺失。纠正体制缺失，是硬道理。
二、两大目标，一个基础
两大目标，就是大家梦寐以求（也是中央领导早已提出）的“个人尊严”和“社会和谐”。但是，不直则屈，不平则鸣——没有公平正义，怎么会有个人尊严呢？“路见不平，拔刀相助”——没有公平正义，怎么会有社会和谐呢？有人说，“和”字由“禾”、“口”组成，意思是有口者都有粮食，“谐”字由“言”、“皆”组成，意思是人人皆能发言。
个人尊严和社会和谐，都必须有公平正义；而公平正义，就必须有言论自由，就必须有司法独立。“和谐”不同于稳定，境界比稳定要高，其基础是“和而不同”（这是国学的常识）。“同则不继”，意思是同一或统一就无以为继，“稳定”追求的是意见同一或统一，所以没有未来。
所以，两大目标，只有一个基础，就是公平正义。实现公平正义，是硬道理。
三、两座大坝，一个原则
政治权力好比一支军队，军队没有纪律就变成土匪，公共权力没有约束就变成祸害。本来，执掌公权力的政府，应该是为人民幸福服务的工具或手段；本来，维护权力是为了维护权利，现在，维护权利是为了维护权力，手段与目标被颠倒了！
官员的本质是公仆，公民是他们的主人。好比为人耕地的牛，给它戴上牛鼻绳很正常。又好比水库里面的水，本是用来灌溉，用来发电，为人造福的，但是，如果不用大坝约束，它就变成洪水害人了！我们现在的状况是，这座大坝到处都是裂口，祸水溢出，到处泛滥！因为是多年前设计的问题、结构的问题、内部的问题，所以不能靠在上面修修补补来解决。只能另外再建两座大坝！
第一座大坝是言论自由。言论自由不仅仅是新闻自由，而是指一切不侵犯他人权利的公开言论在任何媒介的发表和出版自由，包括《联合国宪章》和国际公约规定的传播思想和传播信息的自由。这是约束政治权力，使它不变成洪水猛兽的第一道堤坝。
第二座大坝是司法独立。公安局、检察院和法院，应该仅仅为了公众利益而合法地、及时地、不受阻碍地制止、监察和惩罚一切犯罪，包括任何党和政府中的个人犯罪和集体犯罪。这是约束政治权力，阻止洪水泛滥的第二道堤坝。
所以，中宣部的法律地位应该重新考虑——它的职能，顾名思义，应该是宣传党的主张和方针，怎能违反宪法，实际管控全国公民和各种媒体的言论自由呢？政法委的法律地位也应该重新思考——司法独立是中国向全世界一再申明的现代政治文明原则，怎能由一个党委员会内部的一个机构全部掌控呢？
两座大坝，好像工程复杂巨大，其实是全世界最小最简单的工程！因为它只需要做减法，而不是做加法——言论自由和司法独立，只不过是一个“简政放权”的事情，不是要多做事，而是要少做事。中央领导如果真正想通了，能够简政放权，这两座大坝，就可以顷刻建立起来，防止公权滥用，制止公权犯罪。
天则经济研究所客座研究员王军：国家形象与负责任大国
今天谈期许，我就期许我们国家今后有一个更好的国家形象，做一个负责任的大国，这样我们出去脸上也会觉得有光。我想到习近平前一段在墨西哥接见一个华人团体时候的讲话，他说某些外国政府吃饱了撑的没事干，老对我们中国说三道四，很多国内媒体都报道了这件事，他说“我们一没有输出革命，二没有输出贫穷”，也就是说我们没有难民出去。许多国际观察家对习总的这段话进行了很多解读，我们能够感受到习总表示出了某种无奈，你看我们又没有向伊朗出售武器，你们就不要老是指责我们了，我觉得这种无奈跟我们13亿人口的大国，以及联合国常任理事国的身份不太相称。
我注意到，国内研究国际关系的一些学者，也认为中国应该在国际舞台和外交领域有更多的作为，应该和我们的经济地位，如GDP总量世界第二相称，可是我们的一些所作所为却令人费解，让人不安，我们需要认真反省，深刻检讨一下。例如，在有的领域我们胡作为，有的地方我们不作为，在外交领域，至今没有展示一个明晰的国家战略。
刚才一位企业家代表提到中国的国家形象由谁来决定的问题，我觉得中国的国家形象其实是由自己的行为决定的。我们和北朝鲜这样一个出尔反尔的“流氓国家”长期为伍，这损害了我们国家的国际形象。在一些人眼中，北朝鲜是我们最铁的哥们，然而，她什么时候要放个核弹根本不需要跟我们打招呼，北朝鲜“悍然”进行核试验，这是前几年新华社通稿的官方用语。我于是推测，即使是我们专门制定对朝政策的那么几个人也摸不清这个国家的行为，这是一种令人费解的国与国的关系。
有一次我在外交学院开会，我问外交领域的教授这样一个问题——中国的外交政策究竟是谁制定的，怎么制定的，这位教授告诉我，外交部的官员可不听外交学院教授的话，我们一讲话外交部的官员就跑了。因此，我们国家的外交政策其实是由极少数几个人决定，没有迹象显示中国的外交政策反映出国民的意愿，尊重更谈不上，至于说外交政策符合国家利益，也难以找到证据。
我觉得真正的国与国的友谊至少应该是，中国的朋友的所作所为是可预期的，可是中国这个朋友的行为乖张且诡异，让中国这个老大哥难以捉摸。这种不正常的关系实际损害了我们的大国形象。国内各大门户网站的网评能够反映出真实的民意，建议中国外交部的那些大佬们看看中国网民是怎么评的，中国老百姓是怎么想。中国不少大国企都有“走出去”的战略，但“走出去”的人和外交部的人好像是各玩各的，不仅弄不到一起，而且还常常步调不一致，这些事情也损害了中国的形象。因此，外交政策的制定者应该对影响中国国家形象的因素进行排序，究竟哪些因素最重要，哪些是中国国家利益的要害，并以此作为今后外交行动的基石，这一点非常重要。
还有钓鱼岛的事，我看了一些资料，思考过这个问题，我们去看史料，这个岛屿是被日本人实际控制的，实际控制这个词汇好比事实婚姻，俩人结婚了，尽管没有任何法律程序，但双方都可获益。我们老提“搁置争议，共同开发”，但现实往往是我们搁置了，外国人却在开发。钓鱼岛的问题现在是，我们认为有争议，不再搁置，日方认为根本就不存在争议，因此形势对我们非常不利。
再比如三沙市，政府说西沙、南沙是我们的领土，但是我们长期没有设立行政区，怎么行使国家主权，这就是典型的不作为。2012年4月，刚刚成立了三沙市，大家都知道这个事。刚才有企业家代表说攘外必先安内，我认为，国内乌七八糟，国际关系，外交政策也肯定是一团糟的，因为国际关系里面有一个重要论断，即外交是国内政治的延续，如果国内关系还没有理清，外交也不会好到哪儿去，对外释放的信号注定也是很混乱的。最近几年中国的外交可以用“四面楚歌”来形容，我们真需要认真反思一下了。
但愿从今天开始，我们的期许能够被上面的人听到，希望当局着力给我们打造一个更好的国家形象，做一个负责任的大国。
（注：演讲仅代表演讲者本人观点。本文编辑刘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