40年前，芝加哥经济学家加里•贝克尔(Gary Becker)写了一篇论文，描述“研究人类行为的经济学方法”。在他看来，“将这几项假设——人的行为遵循利益最大化原则、市场处于均衡状态、人的偏好是稳定的——结合起来，并反复大胆运用，就构成了经济学方法的核心”。他还宣称：“经济学的方法适用范围极广，可用来解释一切人类行为。”他自己的研究工作就包括对家庭生活的经济学分析。1992年，他被授予诺贝尔经济学奖，理由是他“拓展了微观经济学分析方法的应用范围，使之可适用于分析范围广泛的一系列人类行为”。
贝克尔教授的说法看上去或许有些极端。不过，芝加哥大学出版的《政治经济学杂志》(Journal of Political Economy)曾刊登过这样一些文章，比如，有一篇文章说，人们之所以自杀，是因为他们未来效用的净现值为负（此文曾促使一位经济学家就“刷牙经济学”写了一篇愤怒的回应）。
贝克尔教授对“经济学方法”的描述，恰当地概括了现代经济学中主导范式的特征。这种方法倾向于认为，如果在分析中不对参与理性选择的主体所构成均衡状态的性质进行考察，那么这种分析就是“不科学的”。但现代经济学的批评者们也正是从这里开刀的：他们指出，人并不总是追求利益最大化，人的偏好并不稳定，市场也常常处于不均衡状态中。这些反对意见不无道理。人的动机是复杂的，人的行为有时无法预测，而市场也很少达到均衡。但这类批评流于表面，并没有指出“经济学方法”真正的问题。
在很多情况下，我们基于贝克尔的假设可以得出有用的结论（虽然家庭生活和自杀恐怕不在其列）。如果控制房租，那么租户对住房的偏好仍会在很大程度上保持不变，潜在的房东也仍会追求投资回报。遵循自身利益最大化原则的租户会维持或增加需求，而遵循同样原则的房东则会减少供应。再次达到均衡的住房市场将提供更少的房源，而希望以市场价租到房子的人则会排起长队。此外，有大量实际证据表明，这种情况确实曾经发生。
另一方面，将这几项假设——人的行为遵循利益最大化原则、市场处于均衡状态、人的偏好是稳定的——应用于分析股价，就产生了资本资产定价模型(CAPM)。根据这个模型，我们得出了一些违反常理的结论，例如，投资者对包含特定风险的特殊项目（比如开发一项新技术）会要求较低的回报率，对包含不同资产的广泛投资组合反而会要求较高的回报率。这正是信奉波普尔(Popperian)式证伪主义的科学家希望寻求的实证检验，检验的结果也很清楚：原先的假设看样子不对。有人可能会想，CAPM这下要被丢进科学史的垃圾桶了。然而，它没有被抛弃。这种模型仍然在现代金融经济学中占据核心位置。
要理解为什么，得仔细推敲诺贝尔奖委员会对贝克尔教授的颁奖词，颁奖词的措辞很奇怪，说他的获奖理由是“拓展了微观经济学分析方法的应用范围”，而没有提及他在这种拓展中得出了任何新的深刻见解。换句话说，他获奖是因为应用了一种技术，而不是解决了一个实际问题。
CAPM仍在流行，不是因为它能提供正确的答案，而是因为这些答案是明白无误的。和准确性相比，该模型的支持者们更看重的是普遍适用性。如果你对应用这一模型提出批评，别人会问：那你打算用什么别的理论来替代它？但你不必回答这个问题。可替代该模型的并不是另一种可以解释一切人类行为的理论，而是一个实用的观点：具体问题应具体分析。
因此，贝克尔教授所提出理论的真正缺陷在于，它坚称有一种叫“经济学方法”的东西。经济学不是一种方法，而是一门学科——决定这门学科是什么的，是它打算解决的问题，而非它使用的技术。对一个手握锤子的人而言，任何东西看起来都像钉子；但真正能够修理房屋的人，手中有的却是一个工具箱，他会根据不同任务来选择适合的工具。正如约翰•梅纳德•凯恩斯(John Maynard Keynes)所说，如果恰当地使用，经济学应该更像管道工程或牙医学，而不是物理学。
译者/倏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