影响全东亚的“心学”是什么？

近日，日本政治学家福山和比较经济学家青木昌彦应邀参加了在北京举行的外国专家局改革建言座谈会，期间还在清华大学、比较杂志社等机构围绕“依法治国”改革与中国学者进行了交流。明代思想家王阳明及其“心学”，随之也突然成为了舆论谈论的一个焦点。…[详细]那么，王阳明的“心学”，究竟是什么呢？为何明代之“心学”，仍会在当代的改革语境中成为话题？

简单说来，王阳明在中国儒学体系里，是作为程朱理学的批判面而存在的。其“心学”关注的焦点，是“知”与“行”——也就是“认知”和“实践”的关系。按朱熹的观点，儒家士子的行为，须以孔孟圣贤的认知为理论指导。王阳明则认为，在未亲身“实践”之前，不会存在这样一种完美“知”，作为“行”的指导。王阳明认为，“知”要靠自己的“行”去获得。否则，即便那“知”是孔子所留下的，对自己也未必对；相反，如果是自己在“行”中体会出来的，即便那“知”再怎么显得稀松平庸，也不能说它是错的。①

在帝制时代的中国，儒学始终是政治性的。所以，王阳明的这种理论，实际上是否定了在政治生活中，有任何不容置疑的理论指导的存在；更否定了任何用既定的、先验的政治理论来指导现实政治活动的方式。

此外，在“知”和“行”谁先谁后这个问题上，朱熹认为“知”在先，“行”在后，必须先学习贯通孔孟先贤的教导，才能保证行动的正确性。但在王阳明看来，人必然先有想吃东的心，才会去吃东西，所以，想吃东西的心，就是“行”的开始，在“行”的过程中，会遇到种种障碍，这时候，就需要动用“学、问、思、辨”的能力，去一一克服，换句话说，王阳明反对“学问思辨”好了后再去行动，而是认为，只有在具体的行动中，才会产生真正有效的“学问思辨”，进而获得真正的“知”。②

略而言之，王阳明的“心学”，其在政治层面所提供的思想资源，一是打破“理论指导实践”的牢笼，不承认有绝对正确的理论指导的存在，凡事都要靠自己的实践去寻求具体的解决方案,“人人皆可为圣人”。二是倡导“摸着石头过河”，没有完备的、万无一失的理论指导，没有关系，按照“致良知”这个方向去做就对了，在做的过程中，再靠“学问思辨”逐一获得认知，反馈并指导修正行动，如此循环往复，“知行合一”，终能有成。

心学”有着明显的改革气质，日本的明治维新，就曾深受其影响

王阳明“心学”既然提供了这样的思想资源，也就意味着它在现实政治生活中，必然是“改革”的、“革新”的。事实上，也确实如此，整个东亚近代史的变革中，“心学”就始终起着相当重要的思想催化作用。

以日本明治维新为例。阳明学在日本维新志士中极为盛行。被梁启超誉为“日本维新之首功”的吉田松阴，精通阳明学。木户孝允、高杉晋作、伊藤博文、山县有朋等维新功臣，皆出自其门下。在他们看来，王阳明说“心外无理”，“虽其一言之出于孔子，不敢以为是也”，乃是教导人们不要盲从正统，从而抱定反抗旧有秩序的信念。曾留日的章太炎，对此也有体会：“日本维新，亦由王学为其先导。王学岂有他长？亦曰‘自尊无畏’而已。”③

什么叫“自尊无畏”呢？其实，“自尊”，就是王阳明心学所讲的“人人皆可为圣人”，只要是自己实践得出的认知，就不必妄自菲薄；“无畏”，就是遇事不必因没有完备的理论指导而慌张无措，要知道真正的做事的方式，是“知行合一”，先去做，然后在做的过程中，体察并获得“知”，“知”与“行”再循环往复，互相促进，事情终能成功。

明治维新时代，日本面临的是千年未有的大变局。如何自强，如何处理与列强的关系，如何改革政体……等等，在东亚，均无可供参考的成熟案例。一切只能“摸着石头过河”。但兹事体大，自不免使许多人产生畏事情绪。王阳明的心学，恰恰从理论上，为这些维新志士们提供了做事的信心。

日本维新功臣，依次为木戸孝允、山口尚芳、岩仓具视、伊藤博文、大久保利通

孙中山对“心学”先倡导后否定，玄机很奥妙，但让蒋介石很困扰

“心学”与日本明治维新之间的关系，对晚清的中国革命党人也有着很深的影响。陈天华、宋教仁、胡汉民、汪精卫等人，都曾研习过王阳明的学说。如1906年，宋教仁购买《王阳明集》、《王阳明全书》、《王阳明学提要》之余，还订购了《王学杂志》。宋教仁以阳明学修身、立志，在日记中说，“阳明先生之说，正吾人当服膺之不暇矣。”④

作为革命党领袖的孙中山，也曾尊奉阳明学。1905年8月，孙中山在东京留学生欢迎大会上发表演说，称“五十年前，维新诸豪杰沉醉于中国哲学大家王阳明知行合一的学说，故皆具有独立尚武的精神，以成此拯救四千五百万人于水火中之大功。”⑤充分肯定明治维新是在“知行合一”思想指导下成功的。

到了1919年，孙中山发表了他一生中唯一的哲学著作《孙文学说》，也就是三民主义的哲学基础。在这本书中，孙中山阐释了“行易知难”论，否定阳明学在明治维新中的作用，说“日本之维新，……与阳明‘知行合一’之说实风马牛不相及也……中国之变法，必先求知而后行，而知永不能得，则行永无其期也。”孙中山还说，王阳明的“知行合一”学说，不符合“实践之科学”。⑥

那么，孙中山为何会对阳明学与明治维新的关系，发表前后矛盾的观点呢？是因为他晚年对王阳明的学说有了新的认知了吗？

其实不是的。根源在于：1905年同盟会成立前后，孙还没有自己独立的理论，需要在行动中摸索，故而肯定“知行合一”。及至1919年，三民主义已逐渐自成一家，孙自认为其堪为中国革命的指导。这时，为了让自己的理论成为所有革命党人的指导思想，王阳明的学说，就不符合他的需要了，因为王阳明是否定这种绝对正确的指导理论的存在的，主张每个人从自己的行动中去寻找自己的“知”。

对孙中山的这种隐秘的心思，胡适洞若观火，曾评论道：“行易知难的真意义只是要我们知道‘行’是人人能做的，而‘知’却是极少数先知先觉者的责任。大多数的人应该崇拜知识学问，服从领袖，奉行计划。”直指孙中山改倡“行易知难”，抛弃王阳明的“知行合一”，其目的，是想让党人与国人服从自己，奉自己为精神领袖、理论圭臬。⑦

孙中山“继承者”蒋介石，也深受阳明学的影响。据他自述，从18岁开始接触王阳明，“以后五十年来，更曾经读了再读，研究再研究，他的《传习录》与《大学问》这两个小册子，真使我百读不厌。”⑧然而，孙中山对阳明学的实用主义态度，却给蒋介石造成了不小的困扰。蒋面临的处境，尤其是在抗战14年期间，至为艰险，无疑王阳明心学正可以为其提供精神资源的支持；但另一方面，他又不能否定“国父”的言论。所以，蒋最后，发明了一种“力行哲学”，在其中颇为牵强地进行调和，大略意思就是：王阳明也对，“国父”也对，冲突源自某些概念的误解。⑨

至于“力行哲学”的核心，就是将“行”强调到无以复加的地步，不要在“指导理论”这个问题上做过多纠缠，朝着好的目标方向，赶紧努力去做，才是正途，“力行”，就是“努力去干”的意思。作为最高领袖，蒋没有办法像孙中山那般自信地给出一种解决国家危难、实现民族复兴的“绝对正确的指导理论”，但王阳明“心学”里的“知行合一”，可以为他消除精神上的惶惑与行动上的不自信，也使他在缺乏“指导理论”的情况下仍能拥有引导党内干部去“力行”的思想资源。蒋后来自己曾这样回顾道：

“我在二十年前，提出‘力行’两个字的时候，是因为看到我们的干部‘沉滞不进，畏难却顾’，所以要提倡‘力行哲学’大家一起来力行。”

阳明祠，位于贵阳城东扶风山麓

①②王阳明，《答顾东桥书》。其原文如下：“夫学贵得之心，求之于心而非也，虽其言之出于孔子，不敢以为是也，而况其未及孔子者乎！求之于心而是也，虽其言之出于庸常，不敢以为非也，而况其出于孔子者乎！”③魏常海：《王学对日本明治维新的先导作用》，《北京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1986年第1期；④迟云飞：《宋教仁的阳明学及伦理学研究》，《中国文化研究》2011第4期；⑤⑥李吉奎：《孙中山论明治维新》，《中山大学学报论丛》1994年第1期；⑦胡适：《知难，行亦不易：孙中山先生“行易知难说”述评》；⑧《蒋介石日记》1946年12月11日；⑨陈铁健、黄道炫：《蒋介石：一个力行者的思想自愿》，山西人民出版社2012年11月，第126、127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