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科斯墓前

美国芝加哥当地时间，2015年4月20日下午2时，科斯教授和夫人的骨灰在芝加哥市雅园墓地(Graceland Cemetery)一并入土下葬。丧事肃穆而简约, 没有鞭炮的喧哗，也没有香槟、音乐或祭品，唯有几束素雅的鲜花相伴。虽然芝加哥早已入春，当日却春寒料峭，天空低沉，阴风怒号。

科斯 (Ronald H. Coase, 1910－2013），生于伦敦，在伦敦经济学院先求学，后任教，1951年移民美国，先后执教于纽约州水牛大学和弗吉尼亚大学，并在1964年加盟芝加哥大学法学院，接手《法律和经济学期刊》，直至1981年退休。科斯的两篇宏文，“企业的性质”（1937）和“社会成本问题”（1960），分别奠定了新制度经济学和法律经济学的理论基础。1991年，科斯众望所归，获得诺贝尔经济学奖，奖励他为我们打开了从交易费用和产权看经济的大门。

科斯夫人（Marian Hartung Coase, 1912－2012），芝加哥人，西北大学音乐系毕业，1932年在芝加哥街头偶遇在此访问的科斯。有缘千里来相会，科斯和玛丽安一见钟情。玛丽安1937年远嫁伦敦，1951年随夫返回美国，1964年重归故里。科斯与夫人相识80年，一直恩爱如初，相敬如宾。他们无子无女，相依为伴。在夫人去世后的一段日子里，老先生痛不欲生。回忆与夫人的相识相伴，老先生不时以泪洗面。老先生唯一的安慰是，在长达75年的婚姻里，他与夫人没有一次吵嘴，没有一次红脸。

科斯和夫人都是无神论者。在伦敦喜结连理时，他们在市政府注册登记，没有牧师，没有婚礼，也没有蜜月。他们在生前双双立下遗嘱，去世后，不安排追悼会和葬礼，把遗体捐献给医学研究。夫人和老先生在间隔不到一年的时间里，相继辞世。尊重他们的意愿，芝加哥没有举办任何丧礼。老先生对中国的深情厚义，广为人知。滴水之恩，涌泉相报。在老先生驾鹤西归后中国举办了多场追思会，尤以张五常教授2013年10月在深圳举办的“科斯教授追思会”最为隆重。

科斯和夫人一生俭朴，从容，乐观而豁达。年轻时常徒步和骑车旅游，或领略自然山水之静，或品位人文历史之韵。他们喜爱音乐、文学和芭蕾。在大学期间，玛丽安专职大提琴，毕业后曾活跃于芝加哥乐坛，时常以大提琴手参加演出。在经济大萧条的30年代，她也曾在中学执教音乐。科斯幼时曾向他父亲的一位同事学习钢琴，但很快发现自己没有音乐天赋。在芝加哥邂逅玛丽安之后，科斯重燃对音乐的兴趣。从1932年相识到1937年完婚，他们远隔大西洋，通过鸿雁传书，互诉哀肠，而音乐是他们经常谈论的话题之一。科斯最爱的乐曲是英国作曲家爱德华·诶尔加爵士（Edward Elgar）最富盛名的“谜语变奏曲”（Enigma Variations）。在文学方面，科斯喜欢莎士比亚和劳伦斯（DH Lawrence)，不过独爱安东尼·特罗洛普（Anthony Trollope)。

虽然从未踏足中国，科斯的“中国情”随着年岁的增长而发酵，变得愈浓愈深。孩提时代，酷爱历史的科斯因为阅读马可波罗的《中国游记》，而从此与中国结下了不解之缘。在他与玛丽安的通信中，不时提及中国音乐、历史和文化。1935年11月28日至次年3月7日，中国艺术品国际展览会在伦敦隆重举行。近4千多件中国艺术珍品在伦敦皇家艺术学院让观众一饱眼福。其中，780件来自中国，3100件来自世界各地240多家艺术品收藏机构。这次展品的规模之大，品质之高，空前绝后，叹为观止。科斯在展览会流连忘返，深深为中国的艺术瑰宝而折服。

在晚年，科斯心系东方，关注中国改革。在改革之始，科斯急切鼓励张五常回香港执教，近距离追踪中国经济变革。90年代初，科斯邀请盛洪到芝加哥大学法学院访问。在2008年，科斯组织了“芝加哥中国经济转型国际研讨会”，动用自己的诺贝尔奖金，资助中国学者、官员和企业家到芝加哥赴会。在长达一周的研讨会期间，科斯坚持所有与会人员住进芝加哥最豪华的五星级宾馆。2010年，百岁高龄的科斯再次出山，召集了“芝加哥工业生产结构研讨会”，鼓励中国经济学家走上经济学研究的前缘阵地。

科斯一直坚信，中国悠久的家庭伦理和避鬼神、敬人事的实用主义传统，是中国步入现代社会的制度和文化资产。在脚踏实地、坚忍不拔的中国人身上，科斯看到了希望。在2008年的芝加哥会议上，他语不惊人地告诉世人，“中国的奋斗，就是世界的奋斗”。同时，科斯也一针见血地指出，中国人膜拜权威的习惯，不利于学术创新，是思想解放的天敌。

开创产权经济学的科斯担心特权横行是中国长治久安的最大威胁。权利的界定都是不完全的；特权横行，官权泛滥必定导致公权私用，民权不彰。民权不彰，老百姓何以安居乐业？老百姓不能安居乐业，一个社会何以富民，何以长治久安？中国经济在改革中的突飞猛进让科斯又喜又惊。喜的是，他终于看到中国人拨乱反正，回到了自己的历史轨道；惊的是，产权不明的中国何以经济腾飞？这个疑问，要等到我们合著How China Became Capitalist才找到答案。简而言之，产权的界定有多少之分；仅从有无之别来看，容易误导。

最让科斯忧心忡忡的是中国的人口和户籍政策。“一对夫妻只生一个小孩”的社会一定不可持久。“计划生育”的危险并不在于“计划”，而是计划和生育主体的分离。而且，如果生育这样的家庭私事都能堂而皇之地由政府统筹规划，僭越的官权何处才能看到自己的红线？户籍政策画地为牢，阻碍人口迁移，违背了“人挪活，树挪死”的中国古训。

中国改革已经取得的举世瞩目的成绩，离不开一步步思想解放。遗憾的是，由于体制和习惯的双重影响，思想市场仍然壁垒森严，解放思想之路依旧漫漫其修远兮。因为思想市场滞碍重重，中国经济创新能力捉襟见肘，从而严重阻碍了第一和第二产业的升级，也直接压迫第三产业的发展。因为没有思想市场的依托，在国际市场上打拼的中国企业，就像竞技台上蒙着眼睛的拳击手。 没有教育和文化产业的全面开放，没有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胸怀，有千年历史和灿烂文化的中国在“软实力”方面竟然乏善可陈！如何奢谈中国文化复兴？

欣慰的是，在科斯去世的一年多时间里，中国政府已经着手修正人口政策，以终结垄断为目标的国企改革也吹响了号角。同时，“思想市场”已经广为学者和媒体接受。如果继续解放思想，以法驭权，以法治国，进一步厘清公权和私权的界限，规范政府、法律、企业和市场的多边关系，让企业家自由、公平、全方位地竞争，中国经济还有很大的快速提升的空间。

经济发展和社会进步的最终动力来自人性的启蒙，来自每一个社会成员对美好生活的追求，对真善美的渴望。同时，人性的启蒙也是经济发展和社会进步的试金石。以扭曲人性、侵犯个人尊严为代价的“发展规划”几乎无一例外地把社会推向通往地狱之路。

在生命的最后，科斯把他的时间和精力慷慨地留给了中国。他接见中国的访问学者，接受中国媒体的采访，合著How China Became Capitalist。科斯对中国的偏爱，是他内心一如既往的“中国情怀”的自然流露。正由于对中国的偏爱，科斯也把自己的期望寄予中国，把自己未竟的事业托付给中国学人。保持宽容开放的心态和虚怀若谷的胸怀，有千年商业文化传统的中国人或许可以把市场经济之路走得很宽，更远。如果中国经济学人实事求是，系统跟踪和分析市场经济在中国的演变，科斯心中的经济学革命或许会首先在中国拉开帷幕。

安息吧，科斯教授和夫人！

Here sleeps in peace

Ronald H. Coase, dedicated husband and single-minded economist, whose ideas have inspired the great transformation of China and will continue to inspire our inquiry into the nature and causes of the wealth of nations.

Marian H. Coase, her life a beautiful and long story of music, love and humor, resting now with those she loved.

这里长眠着

罗纳德.H.科斯，尽心尽职的丈夫，心无傍鹜的经济学家，他的思想不仅鼓舞了伟大的中国转型，而且会继续启发我们研究国民财富的性质和原因。

玛丽安.H.科斯，她的人生犹如一场由音乐、爱和幽默编制而成的漫长故事；如今与她挚爱的人在此安息。

注：本文仅代表作者本人观点。作者执教于美国亚利桑那州立大学，为经济学家罗纳德·科斯（Ronald Coase）的学术助手，曾与科斯合著《变革中国》一书。

本文编辑徐瑾jin.xu@ftchinese.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