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遭遇的“中国式剪辑”

这正是我今年早些时候参加一场有关中国未来讨论的经历。当时，我出席的是深圳卫视《对话改革》(Reform Dialogue)节目。

《对话改革》节目的概念十分吸引人：它邀请前任高官、学者、记者和学生参与，探讨纪录片《大国崛起》的议题以及对中国的含义。《大国崛起》是去年中国中央电视台播放的一套历 史系列片。尽管在这个讨论节目的录制现场，嘉宾讨论的范围非常广泛，也很令人兴奋，但是它最后的播出版本则提供了一个具体的例子，反映出中国共产党广泛的媒体审查体系，以及它是如何引导和限制公开的政治讨论

对我来说，这意味着我那些未被完全剪辑掉的话，被拼凑在一起，听起来已经不带任何政治敏感的意味；事实上，我那些经过处理的话已经几乎不带有任何“意义”。

例如，当我指出，若效仿昔日的“大国”，试图获取全球或地区的领导地位，对中国来说将是危险的；其中，提及危险的地方被剪掉了。剩下的只是泛泛而谈，即中国应该 寻求成为国际大国俱乐部中的一员。我还提到，对中国拒绝民主的制度，以及中国年轻人中的民族主义，国际社还是有合理的担忧。这段话也被相当技巧地裁剪掉了。

在一档在中国拥有很少电视观众的节目里，“驯服”一位外国记者其实算不上什么大事。但审查事关重大，而且不仅仅限于那些关心政治的人。最近数十年，尽管北京在很大程度上放宽了对娱乐、商业和经济等主题报道的控制程度，但党的宣传部门的影响力仍然无处不在。最近，广东省一家较为大胆的报纸报道了一起涉及当地邮政储蓄分行涉嫌挪用资金的案件，让我注意到这一问题。

在大多数地方，邮政支局局长何丽琼被捕都会成为一宗重大的全国新闻。据《羊城晚报》报道，何丽琼涉嫌非法吸纳储蓄约18亿元人民币（合2.4亿美元）。这起案件对有关地方财政监管质量，以及邮政储蓄体系管理提出了质疑。最近，邮政储蓄体系已转型成为中国第五大银行。

然而，此类问题并没有得到广泛的公开报道。在广东省政府的压力下，这起案件陷入一片沉默，而《羊城晚报》的报道以罕见的勇气打破了这片沉默。“去年，省委下发命令禁止报道该案。”一位当地官员表示。“《羊城晚报》的报道违反了纪律。”

尽管有勇气的中国记者不断试探突破这种界限，但面对监管他们是在逆水行舟。2003年，北京最终未能掩盖致命非典(SARS)的真相，这给人们带来了中国可能放宽审查的希望。但是，现任国家主席胡锦涛似乎比他的前任江泽民更热衷于收紧。

胡锦涛强调，有必要加强中国本已有效得令人惊讶的互联网“管理”。他表示，其目的是维护“国家文化信息安全和国家长治久安”。

一些去过中国的人（还有许多中国人）表示，言论自由的倡导人夸大了审查机构的权力。但地方媒体之所以看起来比实际情况自由得多，部分原因在于，因为有我这样的人上当，扮演了某种角色，制造了真正辩论的假象。《对话改革》的观众不可能知道，我真实的观点根本就没有得到编辑室的通过。

党的宣传部门聪明地压制了有关自身运作的讨论（例如，我就西方与中国媒体差异所发表的一段评论，也在被剪辑之列）。但它让每位记者、编辑和电视节目制片人都明确知道，有些界限是不应该逾越的。

其结果是，对中国面临的关键问题作真正的公开探讨，是件近乎不可能的事情。《对话改革》的观众永远都没有机会听到以下的内容：威权主义是否可能对正在追赶中的经济体有益，建议效仿日本对传统文化的尊崇，以及对中国地位上升是否就是“崛起的讨论”。

许多观众认为，去年《大国崛起》系列片是一次前所未有的尝试，旨在就中国应该如何应对自己国家的崛起激发更广泛的辩论。但就目前看，这场辩论仍难以浮出水面。

这有多重要呢？我将用周孝正教授的话来作结语。这位来自北京的教授就围绕中国迈向大国地位的社会问题，发表了尖锐评论（在编辑手下侥幸通过的评论寥寥无几），给《对话改革》的讨论会带来了活跃气氛。

“如果人们没有表达观点的权利，那就谈不上什么‘崛起’。”周孝正教授在一段评论中表示。“即便你真的‘崛起’了，也不是什么好事。”或许有些嘲讽意味的是，这段话倒在节目中播出了。

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