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十八大”与中国转型

11月8日，中国共产党“十八大”在北京召开。政府话语依然态度严肃，官方媒体报道一板一眼，恪守陈规，仿佛不敢越雷池一步，但民间舆论场上情绪活跃，一些中国国内市场化媒体努力从本次大会的官方表述中探寻各种变革的蛛丝马迹，试图为中国进一步的经济与政治改革寻找新的、来自执政党最上层的合法化来源。

国际金融危机与中国经济减速，已给中国发展前景蒙上阴影，而且不仅仅是在经济意义上。从“十八大”前夕开始，尽管受到严密管控的官媒仍在尽力描绘一幅和谐画面，但一股强烈的危机感早已在从上到下的中国社会弥漫，尤其是在精英阶层里。不管是在政府里还是民间，凡是明智且广闻多见的人士，都无法对此视而不见。

三十年的经济高速增长没有解决中国社会的深层结构性问题，辉煌的经济增长纪录，反而把这些问题反衬地更加醒目而刺眼：普通民众在政治、社会治理和经济决策中普遍缺乏发言权和代表性，已经导致了严重的社会稳定问题和效率浪费，征地、拆迁、生产污染引发的群体性事件频频发生；“人口红利”逐渐失去，威胁中国经济未来，计划生育政策遭遇越来越多的质疑；经济高速发展积累的环境与生态隐患有可能演化为危机……

种种问题都说明中国处在重要的转折关头。除非允许更多的个人自由和新闻自由，以法治的方式保障每个人的尊严和权利，走向政治、社会群体与思想的多元化，为公民社会的自发成长创造条件，并逐步实现更具有竞争性的政治制度，否则那些困扰中国的政治、经济、社会治理和环境问题不仅不会消失，而且会继续激化。这样的演进是一条必须走的道路，也许它不需要以激进的方式来完成，但政府应当以开放而非压制的态度为循序渐进的改良创造空间，否则社会矛盾的积累很可能以更激烈的方式爆发。

从世界大趋势来看，历史上的11月上旬发生过两件标志性的大事，一是1917年俄国“十月革命”的爆发，二是1989年柏林墙的倒塌，而且这两件事都与中国密切相关。就前者而言，“十月革命”之后不到四十年的时间里，马克思主义的变种、以列宁与斯大林为代表的苏式共产主义便覆盖从德国东部直抵朝鲜半岛的广大地域，成为世界史上扩张速度最快的意识形态之一，也深刻改变了中国社会。从后者而言，苏联式共产主义极其突兀和迅速的衰落，也给中国带来强烈冲击。

“冷战”之后，自由民主制和市场经济制度占据了压倒性优势，虽然并不是所有国家都加入了这个潮流，但已经很难有人提出不同的、且能像当年的马克思主义那样能吸引广大拥护者的其他的社会模式和意识形态。世界形势的迅速变化严重打击了那些仍在执政的传统共产党的信心，迫使他们转而采取守势，从当年的“革命者”、对国际秩序的挑战者演变成为仅仅对本国现状的竭力维护者。2008年爆发的国际金融危机提供了一个喘息之机，但这场危机完全并没有像20世纪30年代的“大萧条”那样让大量的人、尤其是知识分子，对资本主义制度本身的合理性产生质疑，何况美国等国逐渐走出危机的势头已渐趋明朗。这让其他“模式”的坚持者在国际视角下演变为某种“异类”。

从20世纪90年代开始中国执政者对“中国特色”、“国情”的大分贝强调，背后隐藏的其实是一种面对国际大潮流的压力和忧虑。其实，强调本国的特殊性，已经相当于从反面默认了“外面世界的规则”具有某种普遍性，社会主义模式“将赢得历史”的雄心早已失去。去年中国高层领导人的提出的“五不搞”之说，以及本次“十八大”上“不走改旗易帜的邪路”的宣言，都引起广泛国际关注，但这些说法不过进一步反映出执政党在意识形态上的守势。处于强势地位的观念与意识形态不会刻意去否定其他观念，例如如今的民主制并不需要刻意为自身的合理性辩护。

但来自高层的这些表态，在某种意义上也是政府对民间呼声的回应，体现了中国一种独特的政府与民众的交流方式，各种讯息以隐语的方式呈现，透露的信息是，执政者不愿意迅速地走“照搬西方政治模式”之路。但不论走什么“道路”，遵循什么“模式”，来自内外各方面的压力仍将迫使政府改变现状，至少要以改变的承诺来安抚民情。全新的形势对中国即将出炉的新执政团体将构成严峻挑战：科技进步、信息化和全球化让威权政府对社会的管控变得越来越困难，也让民众变得越来越不“安分守己”，而是更加渴望自由、平等与权利，而新生代的领导人却缺乏其上一辈在革命与执政中积累的权威与经验。

在20世纪晚期的全球“第三波”民主化浪潮中，东欧和拉美的绝大多数国家都实现了民主转型，但全球民主化进程在那之后也步入了一个停滞期，因为已完成民主化的国家大都是各方面条件都已成熟的，民主化只是一个摘取“已熟之果”的过程，所以这些国家的转型大多比较平和、稳定，鲜少暴力冲突和流血。而在21世纪初，另一些具有民主化潜在可能性的国家则面临远为复杂的国内外形势，也许注定民主化是一个漫长的过程。但当然，有些已经完成民主化的国家也遭遇了严峻的危机，它们的表现将影响其他国家的心态和变革动力。

不过经历“第三波”民主化浪潮各国的一个共同点是，改革前夕的威权政府面对的政治挑战，都与它们面临的经济危机有关。经济危机会增强体制变革的可能性，并决定转型的条件。尤其是在很多情况下，当反对派认为政府应对危机的举措失当时，社会转型会更快地出现，无论是执政者与民间力量妥协而进行的“协商式转型”，还是以冲突形式出现的“破裂式转型”。但有的时候中产阶级也会选择接受威权政治的存在，但这需要执政者保持强大的执政能力，尤其是应对经济危机的能力。如果执政者内部出现权力斗争、帮派冲突，或者拒绝回应外来呼声、固步自封，这不仅会削弱其执政能力，而且会使暂时维持社会稳定的与中产阶级的协议难以达成。

已故美国政治思想家塞缪尔·亨廷顿在《变化社会中的政治秩序》一书中写道：在现代有着广泛社会动员与复杂经济体系的环境下，实现稳定政治统治（无论是威权统治还是民主统治）的效能最终取决于组织化的问责体系，而这种问责体系又取决于政党组织。今年的“十八大”是一个契机。也许中国执政党是否将在内部制定更加制度化的游戏规则，是否在维持“党的领导”的前提下更多将社会各界的声音引导入经济与政治决策，是否实现与社会不同阶层的合理互动并承担起提供秩序、社会保障等公共物品的责任，将决定中国能否成功跨越各种危险的历史陷阱，为进一步的转型奠定更好的条件。

（注：本文仅代表作者本人观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