客观前瞻中共18大会发生什么？

中共18大因为涉及到领导人的更迭，而举世关注，去年下半年以来，围绕着18大的猜想，演绎出各种版本。这一方面固然反映出在全球金融危机深化的今天，中国大国地位的重要，但从诸种猜想只局限人事角度看，又说明中共还处于一种威权体制。一个对世界有着越来越大影响的国家，其最高领导人的选举却像雾里看花般不透明，这是引起人们兴趣的主要原因。

但是，如果仅仅关注18大的人事布局，可能会失去其他有意义的一些变化。诚然，不同领导人的上台会带来执政风格甚至执政思路的不同，就此而言，18大选出哪些寡头执政也很重要，但就中共来说，个人的风格乃至思想可能要隐藏于党的意志的背后。像中共这样强调纪律和组织性的列宁式政党，党的意志和共同性永远大于领导人的个人思想。所以，如果党有什么重大的政策变化，这不是某个领导人的思想反映，而是党的领导集体平衡、协调和达成一致的结果。

由是前瞻18大，谁来执掌中国的权柄其实并不像人们想像的那么重要。换言之，假如18大后执政思路有改变，在现有的常委潜在竞争者中谁胜出结果都一样。因此，与其过于关注18大的人事布局，不如预测一下18大会出现什么新变化或者哪些问题会成为18大的讨论重点。

对此进行准确预测当然也很难，但并非完全无迹可寻。一般来说，像中共代表大会这样规划未来5年党和国家政治大事的大会，后次大会总是承续前次大会没有完成的任务，并着眼于党和国家当前面临的突出问题来确立大会关注的重点，制定政策和目标。按照这样一种思路，大致可以认为，十八大会把文化发展、民主建设和社会治理三个问题作为重要议题而成为中共未来五年执政的内容。

事实上，从中共今年以来的几个重大部署尤其是中共十七届六中全会的决议及随后对18大代表选举的布置来看，亦能观察到这一点。

十七届六中全会在聚焦于文化体制改革与发展的同时，也作出了十八大于明年下半年在北京举行的决定。随即在11月初，中共印发了《关于党的十八大代表选举工作的通知》，对十八大代表选举工作作出全面部署。

中共17大以来迄今一共召开过六次中央全会，除一次全会按惯例选举中央领导人外，其余五次全会都分别有不同的主题，如二中全会的主题是机构改革，三中全会是农村改革，四中全会是党的建设，五中全会是十二五规划，六中全会是文化改革与发展。现在距18大召开还有10个月时间，按照常理应在18大前夕还会召开一次七中全会，但这次全会的内容不会就某个具体的议题作表决，而主要是部署如何召开好18大，因此，从党的思想和理论建设角度来看，17大的使命在六中全会后就已结束。

纵观二中全会到六中全会，尽管机构改革、农村改革与发展、党的建设也非常重要，但这些问题并不是新问题，以前历次大会和多数全会及重要会议都涉及过，而且还专门形成过党的决议。唯独六中全会研究的文化改革和发展问题，对中共而言是一个新的命题。在中共历史上，以全会形式研究文化发展和改革问题，提出复兴文化，建设文化强国的历史使命，这是第一次。某种意义上，它反映了中共在经济发展到一定阶段后，开始意识到文化复兴对中国崛起的重要性。

但中共所追求的文化的大发展大繁荣不是在短时间里就能见效的，甚至也不是未来5年就能实现目标的，这注定是一个长期任务，是党和政府今后工作的重点，因此，虽然十七届六中全会已把此作为全会主题，相信十八大上它还会继续成为大会的一个重要议题而受到代表们的关注和讨论。

党内民主和社会民主是继文化问题后又一个社会持续关注的焦点和需要解决的问题。中国的最终目标是要全面实现社会民主，但从当前而言，先党内民主后社会民主，由党内民主带动社会民主可能是一条成本比较少的路径选择。从党内民主看，有关十八大的代表选举工作已初见端倪。上述《关于党的十八大代表选举工作的通知》就有两个亮点值得关注：一是代表差额选举的比例应多于15%，而十七大代表选举的相关提法是“不少于15%”。从“不少于”到“应多于”，虽然差额选举的比例提高不大，但这个表述上的变化，强调了扩大党内民主的努力，因为差额选举也是一种竞争性选举，党代表选举有了竞争，党员们也有了更大的选择空间，在一定程度上就是对民意的更加尊重，是一种民主的进步。

二是代表选举在结构比例上要做到“两增两减”、“一个提高”。简言之，就是要增加和提高基层和一线党员代表的比例，减少各级官员的代表数。代表比例结构反映一个政党的组成，如果官员比例过高，很容易使“党员代表大会”变成“党员领导干部代表大会”，或各方面各部门领导干部的工作会议，那样，其构成有违“党员代表大会”的本意，不能体现出党代表大会的民主性。

基于此，可以预见十八大对推进党内民主建设会有进一步的论述和部署。中国民主可能在18大会后会碎步或小步前进。

另外，最近几年，社会利益分化加剧，社会矛盾和冲突凸显，群体事件不断发生，干群关系紧张，从而将社会治理提到了党和政府中心工作的突出位置，于是也就有了今年中共对社会建设和社会管理的强调和工作部署。但社会建设和社会管理创新也不是一朝一夕能够完成的。由于改革以来对经济建设的过分追求，致使社会发展、社会建设严重滞后于经济发展、经济建设，导致一系列矛盾和问题频现，严重威胁社会稳定。而权力过分集中于党和政府，尤其是一把手手中，政府过度垄断社会各方面资源，主导社会经济的运行，这又使得党和政府管了许多不该管的事，而该管的事又没做好；并导致社会管理理念、管理手段和方式落后，不仅无法应对社会转型带来的大量社会矛盾和问题的挑战，反而制造一系列新的社会矛盾和问题，致使事情更加恶化。

因此，要有效应对社会矛盾的爆发，在未来十几年，中国将会步入以社会建设为中心，经济建设逐渐让位于社会建设的时期，懂得社会治理将是政府和官员的必修课。从上述十八大党员代表的选举看，基层代表比例的提高，尤其是工人代表的增加，固然是党内民主的一个趋势，但亦是为了社会治理的需要。基层代表的增加，表明中共将更加重视基层群众的利益和诉求，执政将更加依赖工人农民等基层群众，政策也将向基层群众倾斜。18大对此也应该会有一个更完善的表述。

邓聿文为中央党校《学习时报》副编审